靖任秋(1905-1996)，男，江苏铜山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第五届、第六届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原副部长，原国家交通部党组成员、河运总局局长，交通部水运科学研究院第一任院长，中共隐蔽战线上的传奇人物，曾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军队中，长达16年。
上世纪30年代初叶，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爆发中原混战，当时杨虎城站在蒋介石一边，被委任为西安行营主任兼陕西省政府主席。蒋的目的是暂时利用杨，以便插手西北进而统一西北。杨当然也有他自己的一套打算。杨虎城所部称为十七路军，当时陈子坚担任十七路军政治部主任（陈原名陈兴霖，八一起义时任叶挺所部二十四师政治部主任）兼省政府秘书长，颇得杨的信任。陈当时虽然与党断了组织关系，但政治态度还好。杨虎城部队和政府中还有不少共产党员也都能得到信任和使用。
首次赴陕甘
1931年初，我从上海到西安，经陈子坚（当时已兼任杨虎城行营办公厅主任）介绍，到潼关行营参谋处任中校参谋和情报科长。
军阀割据时代，谁有点武装力量，谁就割据一方，称王称霸。当时的四川是典型，陕西、甘肃、青海等省也一样。杨虎城进西安后，陕西逐步走向统一。相比之下，军阀割据的情况在甘肃显得十分突出。
当时甘肃分成几股力量：陇东（以平凉为中心）有陈珪璋师，陇南（以天水为中心）有马廷贤师，陇西（以狄道为中心）有鲁大昌师，甘凉肃一带有青海马步青师。另外还有些小头目，如固原有李贵清旅，静宁有石英秀旅，六盘山以北的靖远有王子元旅，宁夏有马鸿逵师等等，局面混乱不堪。交通状况也很糟，可通汽车的公路很少，仅西安到兰州的公路勉强可通车。
杨虎城想收拾甘肃，前后派了几批人去了解情况。驻守兰州的雷中田是个实力派，他是冯玉祥的旧部，统率三四千人，枪支弹药较多，自称“甘肃省保安总司令”。
当时我也被派到甘肃去了解情况，同去的有少校参谋武志平，还有位少校参谋卢志英，共产党员。记得卢曾给我介绍过宁夏的一个关系，在宁夏有人有枪，可以配合活动，后来因为活动的地区距离较远，未能取得联系。卢志英同志后来牺牲在南京雨花台。
那时西北局面虽然混乱，党还是做了不少打入工作，特别是对杨虎城部队和陕西省政府，都开展了很多活动。
去甘肃来回一趟，路上要一两个月。此次去时是夏季，回来过六盘山适逢中秋节，已经落雪。古时称西北为“胡地”，说“胡天八月即飞雪”。的确如此。在六盘山，我们在一家老百姓家住宿，只有一间草房，里面一个土炕，炕上连铺的东西也没有，梁上吊挂个锅，举目四瞩，屋子里就只有这么一点东西。我们去了，就在主人的吊锅上做一点吃的。山可种树，地可长草，但此地童山濯濯，一片荒凉。
随孙蔚如收拾甘肃
我在甘肃了解情况并建立些关系之后又回到西安，杨虎城即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决定派孙蔚如统率三十八军两个师进军甘肃。蒋介石给孙蔚如以甘肃宣慰使的名义，这个名义有统管全省军政之权，实际上是先利用他伸进甘肃，然后再作第二步打算。
孙知此去必然与地方上割据势力发生冲突，因此在出发之前，先拟好作战计划。估计平凉的陈珪璋部不能抵抗，静宁只有石英秀一个旅，石本人是陕西人，在陕北时与杨虎城有旧谊，可以利用老关系顺利解决，打仗的对手只有雷中田。
不出所料，三十八军顺利通过平凉和静宁，在定西和雷中田部队打了一仗，雷中田战败，遂放弃兰州，沿黄河向宁夏方向跑了。孙蔚如进兰州后，表面上统一了甘肃的军政大权，实质上仍统一不了。
大革命失败后，党组织遭到破坏，社会活动发生困难。党于1928年号召党员各自深入社会，利用各种关系开展工作。当时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尚未进入潼关，和地方实力派之间矛盾重重，我们可以乘机向西北发展，利用蒋介石与各杂牌部队之间的矛盾，以及大小军阀们急于扩充实力的空隙，打入部队，进行兵运工作。
孙蔚如一进兰州，即以宣慰使名义对全省各杂牌部队封官许愿，下达正式编制，以求先把混乱局面稳定下来。孙给了我一个点验委员会主任的名义，派我到靖远点验被列编的王子元部队。这支队伍只有两千人，王竟自称旅长。
靖远位于兰州东北方向，从兰州去要走三、四天。我第一天出发刚走几十里，王子元就派出骑兵来远迎。距靖远还有十多里时，旅长王子元亲自郊迎十里，备有下马酒，这是当时迎接上司的仪式。到了驻地，每天隆重招待。说是点验，实际上他们临时找人充数，部队看起来有人有枪，但是真实情况根本“点验”不出来。点验结束，孙蔚如给了他一个旅长名义。
接着，我又到陇西去点验鲁大昌部队。这次有点收获。我在渭源遇到一位青年团长，名何戒僧，他思想比较进步，憎恶小军阀的愚昧、腐败，追求社会进步。我就从他个人和部队的前途谈起，谈得很是融洽，建立了友谊。我回到兰州复命后，孙蔚如将鲁大昌部编为一个师。
1932年夏天，孙蔚如要回西安去向杨虎城汇报，要我同行。这时，彭文同志已从上海来西安，在第一师范教书。我回西安不久，一天，孙蔚如派秘书张退庵到我家，拿来一份密电给我看。现在还记得的句子是：“在鄂豫皖剿共中，查获有关靖任秋材料，据查靖某在你部队中”。电报命令孙蔚如：“立即逮捕，限十日内就地处决，呈复。”张转告我，孙催我快走。待我脱离险情后，孙复电蒋介石，说接到电报时，靖某已离开部队。
危险虽然摆脱，但离开西安后往何处去呢？到杨虎城部队是陈子坚介绍的，这次又是他为我解决难题，他把我介绍给四十一军军长孙殿英的驻陕代表李之朴。我离开西安就到山西晋城孙殿英处。
结识孙殿英
孙殿英在中原大战失败之后，与冯玉祥、阎锡山一齐退到山西。山西是阎锡山的地盘，地势险要，蒋介石也不敢继续用兵。当时孙殿英和冯玉祥在山西都是“客居”性质，但孙仍有向外发展的野心。山西以南、以东，已经成了蒋介石的势力范围，只有西北尚很混乱。孙殿英见孙蔚如以一军之众就能收拾甘肃，而他的实力不止一个军，因此就滋长了向西北发展的野心。我们在晋城首次见面后，他知道我到过西北，对陕、甘的地形和各方关系都很熟悉，就挽留我：“不要走了。”
我从西安出来的原因，估计李之朴不会不向他报告，对孙殿英是瞒不了的。我就坦率直陈，蒋介石密电要抓我，故不得不从西北出来，如留尊处也许不方便。孙殿英当即表态说：“不要管他，别说他发电报，就是把电台搬来，也不管他。”这说明孙本人的性格，也说明当时军阀之间的矛盾。如果没有这些矛盾，我们就无法在他们之间进行工作。
1932年旧历年底，正是我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边区进军通南巴的时候，蒋介石一面派部队追击，一面电令杨虎城调部队从汉中进攻通南巴。这时，何戒僧团长已经把他的部队从渭源移驻陇南靠近四川边境地区。他的部队实力已扩充有五个营，分在碧口驻两营，文县驻两营，其余一营驻武都。我四方面军一进通南巴就接近了他的队伍。何戒僧为此连电催我速去武都，机不可失，我便向孙殿英提出去甘肃的问题。
这时正是热河告急、长城抗战的前夕，孙殿英应北平行营主任张学良电召，准备赴北平参加军事会议。我向他提去甘肃问题时，他要我同去北平，先看看情况，再定行止。北平会议决定孙部参加热河抗战，孙殿英抽出一个军到热河赤峰作战，把其余部队仍留在晋城。我继续提去甘肃的问题，并表示不久仍将回到部队，他答应了。
武都遇险境
去甘肃之前做了两件准备工作：首先写信给西安的两位同志，邀请同行。一为刘炳琳（后任山东省委副书记，当时在陕西建设厅厅长赵守钰处工作），一为武伯昌（“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他们见信后丢下西安的职位就来北平和我聚会。我们找到北平地下党组织，汇报了我过去在西北活动的情况，以及这次准备去陇南同何戒僧部队建立关系，沟通和红四方面军联系的想法，要求转报上海的中央军委。他们表示同意报告中央军委。
我们三人当时都是两手空空，幸而搞了一张军队的护照，搭火车到西安。在西安得到宋绮云同志（当时任西北文化日报社长，解放前夕他和杨虎城将军同时殉难于重庆中美合作所）和吴波同志（当时在陕西公路局工作，后任财政部顾问）资助的旅费，即匆匆出发，经宝鸡去陇南。
我们过西安时，中央军委曾派王大舜同志（即农业部原副部长刘瑞龙同志）来接头，因为我们不能久等，王到西安见到宋绮云同志时，我们已离开，他专为此事向中央军委写了报告，审干时，汉中地委在中央档案中发现了此文件。
上面提到过蒋介石调杨虎城部队从汉中南下，进攻通南巴的红四方面军，这支部队就是孙蔚如部。孙本人这时正驻在宝鸡。到宝鸡时我同他见面，他一面热情接待，一面对我大发牢骚，不满意蒋介石把他调离甘肃。他向我表示，决不愿意打共产党，并且希望和共产党建立关系。他还问到有什么人能同四方面军联系，潜台词是希望我能去。
我就向他解释上次点验部队时认识的何戒僧团长，这次他约我去武都，不去不好，就另外向他举荐了上次和我同进甘肃的参谋武志平同志。后来，孙蔚如派武志平同志去通南巴与红四方面军取得了联系。
这次见孙蔚如，对革命有利的是举荐了武志平同志打通通南巴的关系，但也可能由此暴露了我将去武都的意图。这时，孙蔚如周围已有国民党派遣的特务，如孙的参谋长朱亚英，还有一个在孙左右的亲信叫王宗山，与中统有关系，如果让他们侦察到我们的意图，势必对我的活动不利。因此我们没敢在孙处多停，随即去了武都。
我们三个人先从宝鸡到天水，再从天水南下奔武都，这一路交通险阻，我们备尝艰苦才到达目的地。到达武都的前几天，获悉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部派丁德龙的一旅人进驻碧口，这是四川和甘肃交界的重要口子，而何戒僧本人和他的两营人正驻扎于此。我即请武伯昌赶到碧口，劝告何戒僧迅速带他的两营人撤离碧口摆脱与丁旅同驻一地。如遇意外，部队可向武都或文县突围。
不久，武伯昌回来告诉我，何戒僧对丁旅麻痹大意，行动犹豫不决。接着，鲁大昌派了一个副师长，带领十个营的兵力从狄道方向直奔武都，很明显，这是要配合丁德龙旅解决何戒僧部队。
当时，我们住武都城内营部，而部队驻在西门外，鲁大昌部队到武都得先进西门。他们的大部队到达之前，先派几个参谋进城找这营长取联系，要他听从指挥。这时，我们已经不能离开营部，好在城外三个连部队和何戒僧关系密切，三个连长见形势不对，即拉起部队向文县方向突围。
武都西门外有一道水叫白龙江，南北都是山地，三个连利用有利地形突围成功。鲁大昌部队跟踪追击而去，也就没有进城，城内反而平静无事，但我们和部队已经失去联系，陇南山区又有追击部队，武都形势也不好久留，我们不得不趁机向营长告辞，他和鲁部派来的参谋都表示支持，但路费成了问题。幸而在武都时我们认识了当地税局的一位万局长，他慨助旅费使我们得以脱离险境，赶回陕西。
事后了解，何戒僧在碧口被丁德龙骗去赴宴时扣留，立遭枪杀，两营部队同时被包围缴械。丁另派部队分赴武都和文县，配合鲁大昌部解决其余部。何戒僧这位青年军人因同情革命而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解放后，汉中党委在整理地方党史时曾记载其事，悼念何戒僧。
我们离开甘肃后，又在宝鸡附近遇见孙蔚如，孙已经知道何戒僧部队出了问题，但不知其内幕，认为我们从那里出来是由于国民党“排外”，由于他自己也被蒋介石排出甘肃，而且还要逼他打共产党，对此深表愤慨。他对我恳切表示，和共产党是朋友，我们不能彼此火并。他这次又留我，重提沟通与共产党的关系，我说赴甘肃前讲明仍回孙殿英部，必须履行诺言，何况孙部在热河赤峰孤军抗战，现虽被迫撤退至察哈尔一带，我更应回去看看。
孙还问孙殿英部队的实力和今后动向。我分析孙殿英去热河时仅带去一军人，其余部队仍留驻山西晋城，在赤峰作战时又扩充了一个骑兵军，他虽号称拥有十万之众，实际上五万人是有的。从热河退至察哈尔一带，他再回山西都不是长久之计，还是想到西北去发展。
孙蔚如表示，如果孙殿英有志于西北，他可以守住潼关，不让蒋介石军队进入西北。这次孙蔚如送我一副亲笔对联，上联是“海内存知己”，下联是“天涯若比邻”，是希望交一个朋友的。还托我带信给孙殿英，劝他进取西北，共图发展。解放后，孙蔚如曾任陕西省副省长。
我和刘炳琳、武伯昌同去甘肃，又同回陕西，他们仍回建设厅赵守钰处工作，赵对他们一如往昔，照常留用。吴波同志也在赵处工作，当时不少的人是不满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而国民党本身也不是铁板一块。
张家口见冯玉祥
从陕西回到孙殿英部队，长城抗战已成尾声。主要是蒋介石并不存心抵抗日本侵略，单凭第一线部队不可能长期支撑抗战。这时，孙殿英部队已撤退到平绥路沙城附近。我从北平到沙城同他见面，他仍然欢迎我留在那里。孙自赤峰一战后，升任华北第九军团司令，冯玉祥、吉鸿昌将军等已在张家口，联络各方，酝酿抗日反蒋。
不久，冯派高树勋为代表到沙城会见孙殿英，告诉他冯倡议组织抗日同盟军，邀孙参加。孙特为此事找我商量，对冯的抗目主张他表示同情，要我随高树勋同去张家口见冯先生。我和高坐铁路局准备的专车出发，经下花园车站时，知道从山西北上抗日的方振武部队刚到达此地，遂下车会见方。
方振武同我们相见时，极为兴奋。他说：“你们来得正好，今天不要走了，明天咱们一起去。刚才接到张家口通电，今天晚上将有重要通电发出，咱们看看通电内容再同去张家口。”我们听了心里明白，准是张家口将建立抗日同盟军指挥部的通电。
方振武参加过北伐战争，下台之前曾任安徽省主席，一度被蒋介石扣留在南京。他参加阎、冯中原大战失败后，部队也跟阎、冯同退到山西，在阎锡山的山西境内“客居”，方一度离开部队，长城抗战之后，方振武指挥其旧部张人杰把部队从山西拉出来，阎曾派部队截击。方即指挥所部沿太行山麓北上，到达下花园。当时他的政治态度很明朗，坚决抗日反蒋。
第二天，方振武、高树勋和我同搭专车到达张家口，当天冯正式宣布就任抗日同盟军总司令职，方振武任副总司令兼前敌指挥，吉鸿昌任张家口警备司令。高树勋也成立了一个军，宣侠父同志在他这个军里担任师长。这些部队都是冯玉祥的旧部，但实力还不够强大。宣誓就职那天，还举行盛大的群众大会，抗日情绪十分高涨。
冯玉祥约我单独谈话，他希望孙殿英部队把南口这个大门堵住，别让蒋介石派部队从南口出来。要我回去转告孙殿英，把沟挖深一点，土培厚一点，防御蒋介石部队的进攻。我回沙城复命，就把这些话转达给孙殿英。孙当时就考虑，如果听冯的指挥，参加作战，首当其冲者将是自己。战斗打响之后，人员、枪炮、弹药都不能指望从冯玉祥那里得到补充，从军阀的私利来说，他当然不愿意做冯的牺牲品。这点，不仅冯玉祥充分估计到，连在南京的蒋介石也会想到。
蒋介石派驻北平的行营主任何应钦，也想收买孙殿英，利用他驱逐冯玉祥出张家口。由于孙的部队驻在察哈尔省最多，何就派人暗给孙以察哈尔省主席。当时全国各方面都在酝酿抗日反蒋，孙和冯又有历史关系，不能把高举抗日大旗的冯玉祥赶走，但对蒋介石、何应钦之流又不能不敷衍，孙对我的政治态度是了解的，他要我代表他到北平去跟何应钦方面的人见面。
代表孙殿英去北平
我到孙殿英部队时间不长，平时只挂高级参议头衔，又不是他的亲信，如何去跟何应钦谈呢？
孙殿英在写给何应钦的介绍信中称我是他的表弟，所有问题，只要我同意，他都承担。
我到北平以后，何应钦派军委会北平分会的政治部主任、十三太保之一的刘健群和我接谈。他一见面就直截了当问我：“老兄，你在孙殿英部队中是‘车载斗量’，还是凤毛麟角’？”这一问，使我察觉到他们在孙部也是暗中有人的，消息灵通得很，根本不问孙殿英让你来干什么，更不谈什么表弟不表弟。接下去第二句问：“请你到南京去好不好？”这是暗示我，还是到南京去做官，一起干吧！特务在这一套上还有点本事，他们认为如收买不成，别的就不必谈了。我应付了几句，就结束了这次会见。回去告诉孙殿英，也是这几句原话。
孙殿英为了摆脱留在察哈尔的难局，同时也是为了乘机去西北，不接受察哈尔省主席的任命，提出要到西北去屯田。国民党政府为了不使他参加冯玉祥发起的抗日反蒋活动，就发表他当青海屯垦督办。他就把部队从沙城调到包头、五原一带，准备通过宁夏，进军西北。孙部西进经张家口时，特绕道从张家口以南通过，以避免与冯玉祥见面。他觉得冯要他堵住南口，而他放开南口向西走了，见面不好说话。
孙殿英从沙城出发之前，要我到西北先和各方取得联系，先到陕西与杨虎城见面，再到甘肃做点回族和当地实力派的工作。在这以前，我去了一趟上海，和党组织刘仲容同志见面。我向组织上反映孙殿英的活动和赴西北的意图，组织上考虑到不能离开孙殿英的意图去指挥他，只能根据他的意图考虑我们如何配合反蒋。要我回去劝孙从宁夏向南，进攻甘肃，通南巴的红四方面军可以从四川向北活动，双方配合行动，先把蒋介石势力从西北赶出去，再谈后事。
辗转西安与包头
我到西安以后，原想先见到孙蔚如，因为他上次谈过支援孙殿英进西北的事，不巧，他当时不在西安。
见杨虎城时，他态度暖昧，只听我讲，不表态，我只好不作深谈。在西安没住几天，即搭欧亚航空公司飞机到兰州。这时蒋介石已任命朱绍良为甘肃省主席。我和朱见面，讲了中央委派孙殿英去青海屯垦，要求他支持。他说了一套官话敷衍，根本无诚意。当我提出拟赴青海访马步芳师长时，他即表示不赞成，谈话无结果而散。
我住在兰州的旅馆里，朱绍良派便衣监视我，活动受到限制，但还是有人主动到旅馆找我联系。如回族青年马仁山。他是马步芳的少将参议，北京大学毕业生，家住兰州，是回族上层人士，朱绍良也不敢动他。我和他交谈后体会到，他一方面反蒋，但同时对马步芳、马步青等回族实力派也不满，他希望孙殿英真能到青海有所作为，愿为此奔走活动。我就请他到包头参加孙部进军西北的活动，此人后来果然到了孙殿英部队。
既不能去青海，在兰州活动又受限制，我即坐飞机回西安。这次仍未找到孙蔚如，也不打算再访杨虎城，仅遇见旧友陈子坚和杨的高级参议杜斌丞先生，他们都是主张抗日反蒋的，赞成孙殿英进军西北。
在西安未多停留，即赶回包头和孙殿英见面，当时他正在紧张地部署部队向宁夏进军，李锡九老先生也随军到了包头。孙殿英以李老年事已高，劝他留在后方，不要作长途行军。但李老壮志未已，还是跟部队一起行动。李老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多年，曾任大元帅府秘书，又是很老的共产党员，大革命失败后，常住北平，深受各方人士尊崇，即使旧军人和旧官僚提到他，也都肃然起敬，孙殿英对他一直很尊敬。抗战初期，李老在孙殿英军中起过很好的作用。
进军宁夏的前夕，孙殿英接到福建将成立人民政府的电讯，这是宣布抗日反蒋的信号，孙要我立即去福建与人民政府建立联系。
长征前夕去往福建
我从包头赶到上海，再坐船到福州，时在1934年1月。我在福州先后访问了李济深、徐谦和蔡廷锴等，同蔡廷锴将军见面时，谈到军事情况。蔡讲的一句话，至今印象深刻，他说：“我们的部队再有一个星期可以到福州集中。”我一听，大为吃惊。当时蒋介石所派遣的蒋鼎文部队已从福建北部逼近南平（即延平），从南平沿闽江南下到福州要不了一两天，在福州没有集中队伍固然危险，但要在福州作战也不行。
福建多山，南平以北，易守难攻，如要保住福州，首先要控制南平以北和以西的地区，如果让蒋鼎文部队到了南平，问题就大了。
道经上海时，我和组织上接了头，知道这次福建建立人民政府与苏区将有所配合。到福州后，人民政府给了我一个参军的名义代表孙殿英的华北第九军团，出席军委会议，但没有听到苏区红军与十九路军配合作战的确实消息，情况仍然隔阂。
在福州，我先住城内旅馆，各色人等都有，嫌杂乱，就搬到闽江附近的青年会住，比较安静。一天，有一不速之客来访。见面后，不相识，对方却告诉我姓名，然后轻声告诉我，蒋介石的军队已距福州不远，福建人民政府的部队已开始撤退，时不宜迟，他劝我赶快离开。
此人实际上是福建地下党的同志，党的组织在福州已有基础，扎根在群众之中。我就到闽江边上雇一条小船到马尾港口，搭轮船经香港转回上海。孙殿英有代表常住在上海，了解到孙部进军宁夏，也已遭失败。
孙殿英部从宁夏垮下来后，退到绥远，部队全被阎锡山接收，孙殿英被阎留在山西晋祠。孙部失败退到包头时，曾打电报给我，要我从上海赴香港访问胡汉民。胡即商广东陈济棠，拨款拾万元给孙殿英，作为善后费用。
这一时期国内各地的反蒋活动，虽没有联合起来采取一致行动，但彼此之间仍保持一定的联系。冯玉祥领导抗日同盟军反蒋失败后，退居泰山。这几次反蒋活动都未成功，使蒋介石得以集中兵力，继续进攻苏区，红军被迫于1934年开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者正在加紧其侵略步伐，华北危急，国难日深，华北各地抗日反蒋的活动仍未停止，人们普遍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所实行的不抵抗政策，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和高举北上抗日义旗的红军。
（原题为《纵横龙潭虎穴间 ——我在西北隐蔽战线活动追忆》，选编自《文史资料选辑》）
閱讀更多 政協頭條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