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玄識：“世界史不是歷史學”千真萬確——西方版世界歷史是漢學的節外生枝

前不久，山西呂梁某單位以“世界史不是歷史學”為由不錄取考生，鬧出笑話；然而在不經意中，這個看似荒謬之言，透露出真理：通行於今的世界歷史是西方偽造的！

科學家牛頓說：“希臘人的古代全是虛構的。”“希臘、埃及和巴比倫等王國的歷史，都是（學者）通過偽造編年序列來證明它們的‘古老’。”

牛頓像研究科學一樣研究聖經和神學編年史，對現有理論提出疑問

通行於今的世界歷史產生於17世紀，是由歐洲神職學者根據中國歷史及其年代計算方法，搭起一個基本框架；從而使得其前後幾個世紀的虛構材料都能被填塞其中，條理分明，合乎邏輯，自圓其說，天衣無縫；它包括“聖經編年”及其所衍生的“古老文明”（埃及、兩河等）和“古典文明”（古希臘、羅馬等）。

18世紀初，著迷於中國編年史的牛頓，決定“重新驗算”正在爭論的“普世歷史”；雖然牛頓也維護“聖經編年”（他還根據這個編年預測世界末日是2060年——作為科學革命的後果，地球終將喪失承載生命的能力），但是，他推演出的結論則使原先定論大打折扣，例如“古埃及”較之正統歷史是“晚出幾千年、延續數百年”的小王國。由此，牛頓於1728年發表專著《古代王國編年修正》（the Chronology of Ancient Kingdoms Amended）。

“世界史不是歷史學”千真萬確

更確切的說，“世界史”是模仿中華文明的結果，它是17世紀耶穌會士將中國歷史及歷史學傳至歐洲，所發生的“震撼效應”。

在1757年《百科全書》（啟蒙運動百科全書派的傑作）的“歷史”條目中，伏爾泰寫道，除了中國歷史之外，所有的“古老民族”的起源，尤其是根據曼涅託等“天才”杜撰出來的埃及、巴比倫和腓尼基的歷史，都是荒唐的；它們都是在重複“真實的最古老、並且延綿至今的中華民族的歷史”。

腓特烈二世宴請伏爾泰 十七、八世紀歐洲的中國風

“世界史”並非歷史學，而是漢學的一個分支。

斯卡利傑所刪訂和整理的西方偽史，被刊載於他抄襲中國天文曆法及其時間概念的兩部名著《時間校正篇》（De emendatione temporum）和《年代學寶典》（Thesaurus temporum）；它們充其量只是中國歷史的時間序列的“粗糙翻版”，因而成為17—18世紀的西方學者根據更真實、更準確的中國資訊（主要是衛匡國的《中國上古史》），進行反覆修改、不斷充實的雛形。

斯卡利傑（JosephJustus Scaliger, 1540—1609年） 畫中字：偽造的福音四書

19世紀，進入西方中心論——帝國主義之高峰期，被修改完善的“斯卡利傑編年史”晉升至主流西方的知識殿堂，成為“科學考古學”的指南。儘管如此，幾乎每一個考古“新發現”——實際上是指鹿為馬、張冠李戴，都要核對中國編年來進行更具體的時間定位；直到泛西方歷史的空中樓閣完工之際（19世紀後期），“中國標準”（伏羲和堯曾被用做“時間基點”）像建築支架一樣被拆除——中國歷史被砍掉一、兩千年。這就是說，原被當做建造西方偽史的“參照時間”的伏羲（最早的文字典籍《易經》）和唐堯（最早的天文學記載），現在都不算曆史了。

光明會偽造古代的時間概念 令人腦洞大開

另一方面，西方偽史也從宗教色彩變為“人文理性”的了。那就是，先前斯卡利傑參照“中國時間”（歷史年表、天干地支）設計的“聖經編年”，用於經緯西方偽史；再加上“科學考古學”根據聖經神話在近東、中東按圖索驥、覓跡尋蹤，發現“古老文明”；但在功成事遂之際，金蟬脫殼、去神還俗，拋棄了宗教外衣（上帝退居幕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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