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
“经济”者，经——本意为织机上精心布置大量纵线，济——本意则是河川名，原指济水，后逐渐引申为动词帮助、周济。
两者合一，所谓“经济”即引申为将社会资源精细周密的分布、分配，并且给予人们帮助的经世济民。
而在近数十载的全球环境中，经济一词则已经引申为以：十八世纪后页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至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包括后期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等等作品观念下，对社会资源分配的独立学术。
凯恩斯
特别是结束了冷战的对峙格局后，全球纷纷以效仿以逸待劳迅速崛起美国而形成的军备大赛、经济数据比拼全球环境下。经济学的重要性已经渗透到社会、国家的各个角落，各行各业、文化教育等等层面无不以经济作为首要发展目标。
实际上几部经济学理论作品，它们所强调的都是建立在彼此对立关系下，对资源侵夺占有的求存之道。基于这种前提，任何经济学理论对人的基本定义也自然是人性本恶、不足以信任的。
在国家以发展经济为首要国策，经济学充斥于各大学府、大行其道的背景下，人们也自然的默认了其中人性本恶的基本条件。再辅以通过市场手段鼓励竞争的发展环境，这种观念没有得到及时矫正，自然使得当今全球社会面临着纲纪缺失、物欲横流、人心不古的“通病”。
孟子
谈到人性善恶，众所周知，孔氏一脉中孟、荀二公曾有对人性善恶的一番争论。
孟子认为人性本正，仁义礼智是天生的，只是有些人没有在后天被挖掘出来。荀子则认为人性本恶，食、色之欲的生物本能才是天生的，道德伦理才是后天被教化开发出来的。
在当代经济学举足轻重的全球环境下，世界文化显然是贯彻了荀子的人性本恶观念。那么人性的善恶到底应该如何考量呢?
新圣将在时隔两千余载后，给孔氏门下二公一个正确、合理的答案。
在万物进衍的层面，由物质至生命的衍进序列中自然是遵照着弱肉强食、物竞天择的自然法则，所有生物功能也是在掠夺资源前提下的极致衍化。从这个层面看，生物的进化是建立在对环境的抵御和适应前提下的，而生物衍化过程中所暴露的残酷生存本能也正如荀子所说生性本恶的生物特征。
但在一个极其漫长的衍进序列中，一旦衍生类似我们人类这种足以在环境中保障自身生存的物种品类后，随着逐渐消除了基本的求存本能，这一阶段生物之间将并不再以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生存发展为前提，而是倾向于相互建立一个对环境要素更合理、效率的利用为前提的协作共生的生存秩序。而在环境能够保障生物间的彼此和谐共存前提下，这个阶段生物间将自然以孟子观点中人性本善为前提而趋于和谐、智慧。但一旦人们对资源的分配、利用毫无节制、肆意无度，也自然将导致人性的再次转恶。
我们的人类文明就是在这样兴衰更易、循环往复中，反复的经历着迈入文明、盛极而衰以及民族融合的文明湮灭与推倒重建。人性的善恶本身自然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取决于社会的兴衰、对资源的利用程度。
当然能够理解和印证这样的过程需要花费及其漫长的时间，以及祖先文明底蕴的传承。而以文艺复兴、大航海的地理大发现为起始，近数百年现代欧洲文化的兴起背后，以求存为前提所诞生的经济学强调人性本恶，也自然在情理之中。因为抛开使用工具的进步，其仅仅是人类文明潮起潮落、往复循环中的再次推倒重建。现代欧洲文化在缺乏底蕴的前提下，在观念层面显然也尚未达到由求存到共存后由恶及善的提升。
所以在人类文明发展至全球层面的推倒重建过程中，过度强调经济发展，对社会纲纪缺乏节制的社会环境下。人们也在本着人性本恶的基本观念下，使得各行业企业间恶性竞争、毫无长期发展规划;只知索取、不思回报，一方面斥责社会养老资金匮乏、一方面人们还在做着“炒楼”、“炒股”等等过度的投资，各异乱象层出不穷。
诸如郎咸平、叶檀等盲目媚外的短视经济学家，仅靠借鉴一些国外企业管理方式就能够占据社会资源，并且时常误导舆论、不断抛出一些有违常理的“伪命题”。
试问，如果企业间人人相互信任，彼此齐心协力、同舟共济又何须所谓管理之道?若长幼能够相互体谅、相互牺牲一些个人利益，又何愁养老金亏空的老无所依?
对于强调人性本恶的经济学，我们不仅要仅仅重视经济发展过程中“经”的资源分配方式，也不能忽视“济”的相互扶持。希望那些盲目媚外、利益当先的短视经济学家们能够理解，经济学只是乱世求存之法，并非盛世安邦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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