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中國曆代王朝都比較重視宮廷教育，尤其明代，因為多小皇帝，對少年天子的教育特別重視。教育的目的是造就一代賢明君主，然而，令人遺憾的是，終明十六帝，多“無賴兒郎”（魯迅先生語）。這是為什麼？
就事論事，不妨拿明朝中後期張居正和萬曆皇帝朱翊鈞的案例來說一說。
提起張居正，那是一代名臣，也是著名帝師。從大明萬曆元年即公元1572年、朱翊鈞十歲登基起，身為內閣首輔的張居正就一邊輔佐一邊教育皇帝。而萬曆皇帝朱翊鈞也對張老師言聽計從。但到了萬曆十年，皇帝二十歲時，張居正猝逝。老師屍骨未寒，即遭學生反攻倒算。萬曆十二年即公元1584年，萬曆皇帝正式宣佈對張居正治罪抄家。短短几年,他為什麼有這麼大的轉變？張居正是怎樣一個老師，教育出這樣一個狂徒？
我們不妨從教育內容、教育方式和教育制度三方面尋找答案。
先看教育內容。
萬曆皇帝朱翊鈞即位時還是一個10歲小孩子。年幼的皇帝也像一般讀書人一樣，要學習儒家經典。史料記載，為因材施教，李太后還讓張居正為小皇帝親自編寫教材，張居正也非常用心，編了本《歷代帝鑑圖說》，書中講了117 個帝王故事，有81件“聖哲芳規”，記載聖明君主的嘉言美行；36件“狂愚覆轍”，闡述暴君的惡行劣跡。文字淺顯易懂，琅琅上口，一篇一個故事，配有插圖，文後附有解讀，生動有趣，堪為一部優秀的帝王啟蒙讀物，後來遠傳到日本，奉為皇家經典教材。
從這些教育內容，看不出什麼問題，都是教皇帝學好的。那麼,我們再來看看第二項：教育方式。
不少史學家認為，萬曆的叛逆原因，很可能是因為張居正教育方式過於嚴厲。
比如，朱翊鈞十一歲時迷上書法，即受到老師限制。在張居正看來:“帝王之學，當務其大。自堯舜至唐宋的賢明君主，都重視修德養性，治世安民，不追求一技一藝。梁武帝、陳後主、隋煬帝、宋徽宗，都能文善書，精通繪畫，但都無能挽國家的亂亡。君主要以道德修養為重，豈能以一藝沾沾自喜。” 朱翊鈞剛滿十四歲，張居正就把他爺爺嘉靖的242件文檔，交給他學習治理。不停地進呈四書直解，進呈大寶箴，進呈寶訓，進呈御札等等，使一個少年揹負重擔，無暇業餘愛好，過早失去了金色年華的樂趣。
張居正篤信傳統的“嚴父出孝子”，是個近乎苛刻的嚴師，他的嚴苛會令學生逆反，恐怕也是萬曆皇帝變臉的一個重要原因，但不是全部。主要問題恐怕還出在最後一項——
特殊的僱傭關係及教育制度。
張居正與萬曆皇帝的關係，打個比方，很像現在職業網球手和教練的關係。
當代體育迷應該知道，體壇上的最不好乾的教練是哪一項？不是足球，當然更不是乒乓球，而是職業網球。
這項差事為何不好乾？因為職業網球手敢對教練頤指氣使、大喊大叫。這是特殊的僱傭關係所致。網球選手直接負責僱用、解僱以及給他們的教練發薪水。一個既是學生又是老闆，一個既是老師又是打工仔，關係非常微妙。所以, 如果你是一個網球教練,在你張口訓場上球員前,得三思而後行。須知場上選手才是你的銀行。在不少職業網球星的心目中,甚至會認為教練能夠與他們合作,本身就是一項巨大的榮耀。
無論多麼優秀帝師，面對至高無上的皇權也往往失效，就有類似網球手與教練的特殊僱傭關係作祟。比如萬曆帝、張居正這對師生，萬曆帝對張居正由敬畏而生嫌隙，是在“帝漸長”時發生的。長大後的萬曆皇帝心理和職業網球星他們的心理是一樣一樣的，原來自己可以隨時炒掉大牌教練。那麼當初他憑什麼對我吆五喝六呢？即便自己成績糟糕，也與自己無關，完全是教練的責任。
更要命的是皇權制度本身問題。長大親政後的萬曆皇帝大權在手，天馬行空，無法無天。於是享受九五之尊的他心態發生劇變。昔日帝師嚴厲斥責的聲音，變成了奴大欺主。從而心中燃起復仇和放縱烈火，一心“追仇居正”。
可見，歸根結底，好老師教不出好皇帝，不是教育問題，而是制度問題。對君主是自律還是他律，實際上是人治和法治問題。就中國傳統教義而言，不論儒、法、道、佛的主張有多少差別，但都崇尚道德自律，而優秀帝師失敗案例比比皆是。這說明，依靠道德自律來約束君主根本行不通，只有拋棄對自律的幻想，從自律以外的途徑，尋找制約君主的法治方案才行。當然，這種方案肯定不在封建帝制的框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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