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西部君
人口问题成了最近讨论的热点。不久前一篇流传的文章提到，2018年是历史性拐点，出生人数是清朝中期以来最少的，人口总数也在这一年开始负增长。而《人口与劳动绿皮书》同样提到，中国总人口将在2029年达到峰值14.42亿，2030年起进入持续的负增长，如果总和生育率（每个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一直保持在1.6，人口负增长将提前到2027年。
日前，国家统计部门公布了相关数据：2018年全年出生人口1523万人，比2017年减少200万人；出生率为10.94‰，比2017年下降1.49个千分点；自然增长率为3.81‰。2017年的抽样数据显示，全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为5.32‰，2018年掉到3.81‰，这也说明关于人口负增长的判断，并非空穴来风，它只是时间问题。
站在全国来看，人口增长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意味着劳动力红利的衰退。这两年一些低端制造业，向东南亚等劳动力和土地的价格洼地转移，便是因为这个原因。另一方面，它意味着老龄化的快速到来，社会抚养成本将大大提升。
不过由于生育政策执行尺度、经济发展水平和婚育观念等方面的差异，具体到不同地区，所面临的人口压力又不尽相同。
制图：西部城事
以2017年的数据为例。自然增长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32‰的地区有十一个，分别是陕西、四川、重庆、北京、内蒙古、上海、江苏、天津、吉林、黑龙江、辽宁。
自然增长率低于全国的地区只有十一个，为什么如此少的省（市），就能将平均水平拉下来？这是因为，这其中有不少是典型的人口大省，比如四川，2017年常住人口8302万，排在全国第四位；江苏仅次于四川，2017年常住人口为8029万。
值得一提的是，像东南沿海的广东和山东，常住人口数已经破亿，自然增长率也高于全国水平。像山东，一向以“敢生”著称；至于广东，最典型的潮汕地区，由于传统观念和宗族社群结构，生育限制并不彻底，所以人口出生率相当高，自然增长率也高居全国第四。这意味着在未来的人口竞争中，山东和广东这类地区，将成为压力相对较小的地区。
按照人口增长的普遍规律，经济越发达，女性越是独立，生育率会相对很低。但这只是最宏观的规律。一方面，由于政策执行的因素，各地的出生率不尽相同；另一方面，虽然死亡率差距对不同地区人口基数的影响不大，但出生率高，未必意味着自然增长率也高，考察自然增长，还得将人口流动的因素纳入。
所以，依据这些标准，可以将上述自然增长率低的地区，分为几个类别。第一类像北京、上海和天津包括江苏，属于经济发达地区，生育观念相对比较现代，经济压力大，出现大量丁克甚至不婚群体都不意外。
比如此前江苏民政部门的婚姻大数据显示，江苏13个市平均初婚年龄都达到30岁以上，而全省的初婚年龄为34.2岁，远远高于全国。
制图：西部城
当然北京和上海的自然增长率低，除了出生率低的原因外，户籍限制也是重要原因。而江苏则有生育政策比较彻底的因素，比如江苏如东县，是知名的“计生红旗县”。不过虽然生育率低，但由于经济发达，这些地区的人口吸引力很强，只要放开户籍门槛，就能够带来自然增长率的大大增加。
第二类地区像四川、重庆，过去由于生育政策执行严格，加上落后地区的男性偏好，导致生育率降低。伴生后果之一是老龄化严重，2017年年底的数据显示，川渝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名列全国前二，占比要远远高于其他省市。
另一方面，经济的落后，又加剧了人口的外流。像四川是典型的劳动力大省，川菜的流行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四川人将它带到了全国各地。
第三类地区是吉林、黑龙江、辽宁。东北地区在早期由于受到战略扶持，国营经济曾经相当发达，它一度是中国城市化率最高的地区。所以，当地人的生育意愿，比其他地区要更快地降低了。
而随着东北的衰落，三省地区成为人口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也是老龄化最重的地带。这两天非常火热的南方养老金救东北的话题，正是一个例子。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失，直接后果是进一步加剧了自然增长率的走低。
一个有趣的事实是，东北不仅留不住人，甚至也可以说“留不住”感情——2016年离婚率进入前十的省区，排在前三的正好是黑龙江、吉林、辽宁。
所以在上述十一个地区中，最有理由着急的的确是东北。至于北京、上海、天津和江苏等发达地区，形式远没有东北那么严重。至于川渝地区，压力也不小，不过像成都和重庆这一年来在奋力“抢人”，同样不失为缓解人口压力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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