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心耿耿 为党为国——记关向应革命的传奇人生
关向应是中国共产党杰出的无产阶级战士、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者和军事指挥者。历任青岛团地委书记、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党的六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湘鄂西军委会主席、红三军政治委员、红二方面军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八路军一二○师政治委员、冀中军区总指挥部政治委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政治委员、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等职。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
从学徒工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关向应，原名关致祥，1904年9月18日出生于辽宁省金县大关家屯一户贫苦的满族家庭。他从小热爱劳动，同情受剥削压迫的穷苦人民，特别勤奋好学，成绩优异。1920年4月，关向应考入大连市连伏台公学堂读书，毕业后，被分配到一家“日华兴业株式会社”做杂工。他目睹日本老板歧视中国劳工，心中极为不满，强烈的民族自尊心驱使他宁可失业，决然辞去工职。不久，日伪商会聘请他去一家事务所当书记员，他又毅然拒绝了。后因生活所迫，他来到泰东日报社做学徒工。有一天，报社内有个日本人在就餐时欺侮中国工人，关向应义愤填膺，当即组织员工进行斗争，迫使这个日本人向受辱工人低头赔礼道歉。他对工友们说：“我们要团结起来，叫日本人知道，中国人是不可欺的！”
1923年冬，共产党人李震瀛等人到大连进行革命活动，关向应积极参加大连革命组织的活动，在李震瀛等人的教育培养下，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4年受党组织派遣，赴苏联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关向应从苏联回国，在上海参加了党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群众革命运动。不久关向应调任青岛团地委书记，当时党领导的青年团组织遭受严重破坏，一度处于停顿状态。关向应受命于危难之时，他面对白色恐怖，毫不畏惧地积极开展工作，很快把团组织恢复发展起来，使全市团支部增加到9个，团员由21人发展到83人，7家纱厂有6家恢复了青年团组织。
大革命失败后，关向应调往武汉做工运工作，他领导武昌一家纱厂工人罢工斗争，很快取得了童工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胜利。他曾写文章对工人阶级取得的胜利给予热情的赞扬，同时指出：“这只是初步的胜利，还需要继续努力斗争。”在武汉期间，共青团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关向应被选为共青团中央委员。1928年初，关向应调回上海任团中央组织部长。当时上海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一片白色恐怖，年轻的关向应冒着生命危险，勤奋为党团工作，亲自刻蜡版、印文件。在党的革命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还参加街头卖报活动。同年6月，关向应赴苏联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回国后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
1930年关向应调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并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工作。1931年关向应又调回上海领导工联工作，为指导工人斗争，他多次发表文章论述工人武装的重要性。他在《工人武装问题》一文中，从组织路线，主要任务及斗争方式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对当时全国各地工人武装斗争起了推动作用。特别是对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斗争，给予了及时指导。不久，上海工会组织遭敌破坏，关向应被捕入狱。在狱中，他机智地化名李仕真同敌人进行斗争，面对敌人的种种酷刑摧残，他誓死不屈，表现出了共产党人坚强的革命气节，后经组织营救出狱。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根据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定，正式组成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关向应被任命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参与中央军委领导工作。
战斗在湘鄂西和长征途中的日日夜夜
1932年1月，关向应受党中央派遣，来到湘鄂西苏区，担任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湘鄂西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红三军政治委员。
面对敌人多路“围剿”的现实，关向应从湘鄂西的实际出发，为增强军委主席团（原只有他和夏曦、贺龙三人）的领导力量，将段德昌和万涛两同志吸收为军委主席团成员。他没有按“左”倾中央的意见，把万涛等干部一棍子打死，而是坚持了对苏区地方领导干部的团结。接着关向应在周老嘴主持召开军委主席团会议，研究部署对敌斗争，决定利用雨天、黑夜隐蔽行动，采取袭击、伏击、围点打援的策略，把主力红军、地方武装与人民群众结合起来，把游击战与运动战结合起来，把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结合起来，并向苏区军民发出了“坚决消灭敌人武装进攻，扩大红军，扩大苏区”的号召。苏区很快掀起了全民皆兵的反“围剿”高潮。
在关向应、贺龙等军委领导的指挥下，红军不断歼灭敌人、突破敌人的包围。但由于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强令红三军与敌人作无休止的强攻硬打，实行阵地战、消耗战，否定游击战、运动战。谁不同意他作战原则，即被指责为“保守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加之他在苏区内错误“肃反”，内耗了红三军的战斗力，故未能打破敌人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迫使红三军于1932年9月底退出洪湖根据地，向湘鄂边实行战略转移。
红三军在撤退时，关向应政委及时召集部队各级干部进行动员，他说：“我们是工农武装，在我们前面没有走不通的路，越往前走，可能困难会越多，只要我们不脱离群众，总会有办法的。”在行军途中，由于关向应坚持对红军指战员进行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教育，使红三军上下团结一致，充满信心和斗志。在贺龙、关向应的指挥下，红三军跋涉鄂豫陕川四省边界，粉碎敌人的围追堵截，行程七千多里，于12月胜利到达湘鄂边地区。
当时湘鄂边地区由于遭到国民党军队几次摧残及地主豪绅残酷盘剥，人民生活苦不堪言。红三军给养也遇到很大困难。关向应同战士们一样，无论刮风下雨，宿营时铺上草秸，盖上多年使用的唯一的一条破毯子。在这样艰苦的情况下，他想的总是人民群众。他对战士们说，我们困难，人民群众更困难，教育部队不要扰民，不要拿群众的一针一线。为解决军民食粮问题，他在驻地亲自动员和组织群众进行生产自救，并号召部队利用战斗空隙和军训之余，为群众打草、背炭、挑粪，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同时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恢复了湘鄂边苏维埃政权。
1934年6月1日，红三军渡过乌江，进驻黔东沿河县枫香溪。在贺龙的支持下，关向应主持召开了中央分局会议，对夏曦推行的“左”倾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并指出部队没有根据地作依托是不行的，必须建立若干工作基点，然后由点到面逐步展开。经过关向应、贺龙的力争，分局会议决定建立黔东苏区和地方武装，恢复红三军各级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以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经过一段艰苦努力，很快创建了有20万人口，纵横200余里的黔东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24日，红三军在黔东印江县木黄与任弼时、肖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会师，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中央决定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统一指挥二、六军团。
红二、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的领导下，为配合中央红军长征，由黔东向湘西进发，开辟了湘鄂川黔根据地。经过一年多的艰苦斗争和英勇作战，粉碎了敌军100个团以上的“围剿”，共击毙敌军1万余人，俘敌8千余人，缴枪1万余支，有力支持了中央红军长征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部队本身也在斗争中得到锻炼和发展。
1935年9月，蒋介石调集130多个团的兵力，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新的大规模“围剿”，11月19日，关向应参与指挥红二、六军团行动，主动退出根据地，开始长征。1936年6月渡过金沙江、翻越大雪山，于同年7月2日到达四川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红二、六军团奉中央之命，成立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肖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
为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配合红一、四方面军作战，红二方面军在贺龙、任弼时和关向应的指挥下，进行了成县、徽县、两当和康县战役，一举歼灭了尾追和堵截红军的国民党军队。10月，红二方面军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胜利到达甘肃会宁县将台堡和红一方面军会师。11月，红二方面军又配合红一、四方面军，进行了山城堡战斗，取得了歼灭国民党胡宗南两个旅的重大胜利。12月，关向应被任命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
同贺龙率八路军一二○师奔赴抗日前线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红二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一二○师，贺龙任师长、关向应任政治委员。8月，关向应参加了中央政治局在洛川召开的扩大会议。9月，关向应、贺龙率领一二○师东渡黄河，挺进山西，点燃了晋西北的抗日烽火。他们在雁门关附近伏击日军辎重部队，摧毁汽车上百辆，首战告捷，收复了雁门关，切断了大同至宁武、代县的铁路、公路交通，迟滞了日军向太原的进攻。
1938年春，关向应同贺龙一起指挥一二○师粉碎了日军对晋西北的疯狂进攻，先后歼敌1500余人，收复了被日军侵占的七座县城，这一胜利，奠定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基础。同年11月，日军对冀中进行大规模“扫荡”，冀中根据地形势危急。为了加强冀中对敌斗争力量，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关向应同贺龙一起，率一二○师主力由岚县转移至河间县惠伯口地区，同冀中军区党政军领导机关会合，摸清敌情后，立即投入反“扫荡”战斗，一举歼灭日伪军1100余人，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冀中军民的昂扬斗志，增强了根据地军民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信心。为了统一领导冀中军区部队作战行动，中央军委指示成立冀中军区总指挥部，关向应任总指挥部政治委员。1939年4月22日，关向应同贺龙一起指挥了河间会战，经过三昼夜连续作战，全歼日军吉田大队700余人，取得了平原歼灭战的胜利。接着在冀中第三纵队的配合下，接连粉碎了敌人多次进攻，共歼敌4900余人，进一步巩固了冀中抗日根据地。1942年6月，中央军委在延安设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统一晋西北与陕甘宁两区的军事指挥，关向应任联防司令部政治委员。9月，成立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关向应任分局书记。
关向应在晋绥期间，正确贯彻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和战略方针，为创建与巩固晋绥抗日根据地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由于长期的戎马征战，废寝忘食、艰苦深入的政治思想工作，关向应积劳成疾，肺、肾等处都出现病灶，身体日渐消瘦，党中央和毛泽东要他回延安治疗。关向应在延安养病期间，时刻挂念着前方的战争和党的工作，病情稍有好转，就到前线去了。但时隔不久，由于工作劳累，旧病复发，还出现了吐血情况，他不得不又回延安治疗。
在延安治病期间，他以顽强的毅力同病魔作斗争。他说：“我要作最后的挣扎，熬过这个苦痛，我还要为党工作十年二十年，即使身体坏了，不能做军事工作，还可从事别的工作。”关向应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左手浮肿了，动弹不得。他依然乐观地说：“把左手锯掉了，还有右手，一只手照样能为党工作。”医生要他静心养病，不要去想工作的事。他说：“二十几年的政治工作，使我养成习惯，只要问题让我知道了，总想马上解决。”
1945年1月，关向应病情再次加重，一连几次呕吐不停，不能进食，他知道病情很危急了，就对医生说：“告诉我，还能支持多久？我并不怕死，主要是给我一个时间，叫我把事情交代清楚。”几天后，中央领导同志到医院看望他，他像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说个没完没了，医生怕加重病情，劝他少说话，但他坚持要把话说完。几天后，关向应病情有所好转，他高兴地对同住院的张浩同志说：“很好，没有弄得我措手不及。”说完，便同张浩一同研究总结党内斗争的教训，提出要为受王明“左”倾路线迫害的同志平反昭雪。医生跑来劝他休息，说：“你的任务是好好养病，不要工作了。”他动情地说：“母亲留恋她的儿子，农民留恋他的土地，一个共产党人留恋的是革命事业。如果糊里糊涂地死了，没有办完的事来不及交代，那是我一生最痛心的了。”
1945年4月24日，关向应的病情再一次恶化，他在弥留之际遗嘱全党：“我谨向党的领袖、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谨向同志们紧握告别之手，切望全党同志无论在任何时候，都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奋斗前进，全党全军要紧密地团结在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党中央周围，相信我们的革命事业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1946年7月21日，关向应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年仅42岁。关向应同志的逝世，全党全军极为悲痛。贺龙在关向应的追悼会上泣不成声，任弼时在致悼词中说：“关向应同志对于建党建军有很大的功绩，当湘鄂西红军在国民党反动派‘围剿’下，被迫退出时，由于他和贺龙同志的正确领导，得以保存了红军的实力。在抗日中一二○师的发展和晋绥解放区的创立，也是他的功劳。他服从党的纪律，维护党内团结，病中也常谆谆告诫大家，只要我们时刻团结在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周围，党的事业一定会得到胜利……”，朱德总司令在关向应墓前讲话说：“关向应同志生前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在战场上、在狱中，都表现出了英勇坚决的布尔什维克品质。”他号召全党全军学习关向应同志牺牲个人的优良品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毛泽东主席为关向应题写了“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挽联。这些感人肺腑的讲话、挽词，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党领导的军队和人民对关向应的高度评价和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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