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晚清統治者以“天朝上國”自詡的時候，日本還處於群雄割據，沒有統一的政權。當時的日本和中國同樣封閉、落後和貧窮。不同的是，兩國在面對外來入侵時的態度卻是截然不同。
兩次鴉片戰爭的沉重打擊，都沒有讓清政府徹底警醒起來，而“黑船事件”卻促使了日本人產生了高度的危機感，使之最終邁向強國的行列。在日本神奈川縣橫須賀市的久裡濱，有座名為佩裡的公園，在公園裡有這樣一座紀念碑，它是專門為紀念“黑船事件”而樹立的。
紀念碑上有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親筆題詞，“北米合眾國水師提督培理上陸紀念碑”。除了紀念碑外，還有佩裡的紀念雕像。顯然，日本人將侵略者佩裡當作了恩人，認為正是佩裡打開了國門，引導日本走向了強大。
同樣是面對入侵，為何中日在關鍵時刻的對賭國運，日本笑到了最後？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原因很是複雜，但從一些案例中我們能找到原因。比如清朝學者黃遵憲在《日本國誌》、《日本雜事記》中多次提到這樣一個觀點：日本研究中國之書數量甚豐，中國寫日本之書數量與質量都無法與之相提並論。
侵華戰爭爆發前，日本對中國的航拍及地圖測繪，到了瘋狂的地步。1945年日本投降後，當國民政府看到了數以萬計的日軍地圖，其繪製之準確、製作之精良，令國軍將領發出了“中華腹腋，幾為倭人洞悉”的慨嘆。
除了黃遵憲意識到這點外，早年留學日本的戴季陶認識的更為深刻。戴季陶在著作《日本論》中寫道，“‘中國’這個題目上，日本人也不曉得放到解剖臺上解剖了幾千百次，裝在試管裡化驗了幾千百次。”
戴季陶進一步認為，晚清中國人只知道一味地排斥反對，不肯深入研究日本，甚至連日本的文字都不願意看。再舉個例子，無論是1905年的日俄戰爭，還是1894年的甲午戰爭，日本都是以小抗大。
在日本人看來，這兩次戰爭的對象都是世界大國，難道日本人瘋了？非也，日本人很清楚，只有前進才是生路，後退只會是絕路。當日本人猛烈意識到這一點，他們迅速擁抱西方工業革命的成果，最終賭贏了。
參考資料：《日本國誌》、《日本雜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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