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毛澤東初進中南海 何虎生 編著
新中國成立後，取締了帝國主義在華的特權，沒收官僚資本為新民主主義國家所有，大大加強了國營經濟的領導地位，還實行了集中統一的財政金融政策。1952年完成土地改革，消滅了延續幾千年的封建剝削制度。通過幾次物價鬥爭和“五反”運動，確立了社會主義經濟對於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領導地位。全國人民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懷著對新中國的美好憧憬和對人民自己的政府熱愛掀起了建設的熱潮，國民經濟順利地得到恢復和發展。
新中國建立初，毛澤東在對待帝國主義在華資本、國民黨四大家族官僚資本和民族資本等重大問題上，運籌帷幄，有退有進，有理有節，展現了一代偉人的大氣慨大智慧，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主義經濟的建立打下了牢固的基礎。
內容提要：1、接管城市
2、保護民族工商業
3、要讓工人兄弟當家作主
1、接管城市
接管城市，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城市為新民主主義的城市，是中國革命的直接目的，但接管工作並非一帆風順的。這一方面是具體領導工作的人員對新情況不熟悉，另一方面也與當時有些人的頭腦中打江山坐江山、共產共有的思想有關。接管開始，一些地方的工商業受到一定的破壞，特別是民族工商業在個別地方基本處於癱瘓的境況。如在最初接管的井陘、陽泉等工業區，就曾發生過亂抓物資，亂搶機器的情況，使工業受到很大破壞，攻佔張家口後，不少幹部隨便往城裡跑，亂抓亂買東西，有的甚至貪汙腐化。領導機關也放鬆了鄉村工作，引起部隊戰士和農村基層幹部的不滿。
對於在接管城市中出現的問題，毛澤東指出：在城市或鄉鎮破壞工商業，是一種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其性質是反動的、落後的、倒退的，必須堅決反對，並且他進一步提出對民族工商業要好好保護，“原封原樣，原封不動”。
為做好城市接管工作，毛澤東分析了形勢，決定以瀋陽經驗為範例，在全國制定了接管大城市的方針，這就是“各按系統，自上而下，原封不動，先接後分”的快速完整接收城市的方針，並指出，為了做到迅速恢復秩序，穩當而不出現大的波動，要解決五個關鍵問題。首先恢復電力供應，沒有電的城市是死城，秩序無法控制，做好這項工作必須事先準備好相當數量的技工和幹部；迅速解決金融物價問題，保持市場穩定，辦法有收兌舊幣，介紹解放區物價表；利用報紙宣傳政策，穩定人心；妥善解決工資問題，採取發生活維持費，按原定底薪等級發工資等。
瀋陽經驗為完整接收城市，儘快恢復生產提供了比較系統、可行的成功經驗，而平津接管工作是在黨中央和毛澤東的直接領導下進行的，整個接管工作細緻周密，為經濟的恢復發展打下了有利的基礎。
在如說，對原有的經濟組織和企業機構，如鐵路、郵政、電信、銀行、工廠、礦山等，就不是打亂的辦法了，而是原封原樣接收下來，以後逐步進行改造，派去接收企業的負責人，也儘可能選擇準備留下來負責經營該企業的人員，承擔起在接收與將來管理的雙重責任，不使有“五日京兆”之心，以減少損失和浪費。
對舊人員實行留下來政策，“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勻著吃，房子擠著住。”毛澤東風趣地說：“我們把南京國民黨政府的人碗打破了，如果不給人家飯吃，人家就要另起爐灶。”對於官員的管理機構的裁減，毛澤東認為還是暫緩實行，與其遣散而鬧事，不如養起來管飯吃好。因為人總是要吃飯的，包下來，舉辦訓練班進行教育，再投入生產的辦法，實踐證明是較穩定的。
毛澤東最後指出，對舊人員包下來是一種特殊社會政策，既不是原職原薪，也不是原封不動；既有利於社會安全，也利於迅速發展經濟。毛澤東還特別指出我們要自力更生克服困難，接管一定要以嚴格的紀律來保持黨的優良傳統，黨組織和軍隊，上下都要注意節衣縮食，謙虛謹慎，艱苦奮鬥。
沒收官僚資本歸新民主主義國家所有，是我們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三大經濟綱領。毛澤東對此一方面指出官僚資本同外國帝國主義、本國地主階級和舊式富農密切結合，成為買辦的封建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他們壓迫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損害中等階級，因而我們必須加以沒收，另一方面，毛澤東又指出：對於官僚資本要有明確的界限，不要將國民黨人經營的工商業都叫官僚資本而加以沒收，對於那些查明確實是由國民黨中央政府、省政府、市縣政府經營的，即完全官辦的工商業，應該確定歸民主政府接管營業的原則，但如民主政府一時來不及接管或一時尚無能力接管，則應該暫時委託原管理人負責管理，照常開業，直到民主政府派人接管時為止。對於小官僚和地主所辦的工商業，則不在沒收之列，一切民族資產階級經營的企業，嚴禁侵犯。當時中財委在毛澤東的指導下提出了一系列關於官僚資本的理論和實踐，區分了沒收戰犯、漢奸、反革命分子財產的標準和規定，因此工作進行較順利，沒出什麼偏差。
對待帝國主義在華資本，也是毛澤東十分關注的問題。早在1949年3月，毛澤東就指出：“在國民黨軍隊被消滅、國民黨政府被打倒的每一個城市和每個地方，帝國主義者在政治上的控制權即隨之被打倒，他們在經濟上和文化上的控制權也被打倒。但帝國主義者直接經營的經濟事業和文化事業依然存在，被國民黨承認的外交人員和新聞記者依然存在。對於這些，我們必須分別先後緩急，給以正當的解決，不承認國民黨時代的任何外國外交機關和外交人員的合法地位，不承認國民黨時代的一切賣國條約的繼續存在，取消一切帝國主義在中國開辦的宣傳機關，立即統制對外貿易，改革海關制度，這些都是我們進入大城市的時候所必須首先採取的步驟。在做了這些以後，中國人民就在帝國主義面前站立起來了，剩下的帝國主義的經濟事業和文化事業，可以讓它們暫時存在，由我們加以監督和管制，以待我們在全國勝利以後再去解決。”
可見，黨中央的政策還是允許外商在遵守中國法令的前提下繼續經營的。早在1949年2月7日，毛澤東就指出：“國外人在華投資並主持的私營工廠、礦山或其它企業，一律不得沒收或破壞，並允許其在服從民主政府法令和一定的勞動條件下繼續營業。”
當時，毛澤東也並不是排斥非社會主義的外國資本的。如1950年3月中央就指出：“為了利用外國資本以促進中國的工業化，某些事業的和外資合營及成立這種股份公司甚為必要，不獨和蘇聯、和各新民主國家，甚至和某些資本主義國家還可能在適當條件下訂立這種合營合同甚至租讓合同，蘇聯在1921年以後新經濟政策時亦曾提出，並曾出現一些租讓企業。”1950年4月1日《人民日報》還發表社論，指出了吸收外資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但是，1950年12月16日，美國政府卻宣佈對中國在美國轄區內的公營財產進行管制。中國政府作出了強烈反映，決定對美國政府和美國企業在華財產進行管制，對美國在華的一切公私存款進行凍結。同時也開始處理其它國經營的外資企業。1951年4月30日，中國政府徵收了英國亞細亞石油公司的財產，並徵購其全部存油，總的來說，主要有“徵用”，“代管”“轉讓”等。“代管”的對象主要是外籍經理出走後，無人負責的企業。大部分還是採用“轉讓”的方式，即外商將他們在中國的財產轉讓給中國公司，以抵償他們在中國的負債。比如英國的匯豐銀行、麥加利銀行、怡和公司、太古公司等大的企業都轉讓給了中國公司。
同時，新中國也不承認外國在中國的土地所有權，解放後，帝國主義佔領的農田、礦區、跑馬場一概收回，而外資開辦的文化教育機構也轉交新中國政府自辦，到1952年底，處理外資在華企業的工作基本完成了。
1949年10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設立海關總署，由政務院直接領導，統一管理全國海關。新中國海關裁減了外籍職員，對舊海關員工、除極少數劣跡昭彰的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外，其餘都量才留用；對舊海關的業務制度、規章、條例，凡屬維護帝國主義利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的東西，一律予以廢止，對驗估、檢查、編譯等仍然有用的管理技術，吸收進來加以改造。1951年5月，周恩來在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作外交報告時莊嚴宣告：中央人民政府已經完全收回了海關的主權。
就此，中國人民在以毛澤東為領袖的中共中央的領導下肅清了帝國主義在華勢力，開創了中國歷史上的新局面，結束了中國人民受帝國主義壓迫的苦難歷史。
2、保護民族工商業
如何正確對待民族工業，這直接關係黨在民主革命時期綱領的實施。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工業，佔現代工業的第二位，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就固定資本來說，官僚資本佔80%，民族資本佔20%左右。如何對待中國的民族資本，毛澤東在新中國建立初期作了許多精闢的論斷，不斷指出我們應對待民族資本的正確方針政策，表現了一代領袖的清醒與深刻。
新中國建立後，許多民族資本家不瞭解黨對工商業的政策，懷有很深的疑慮。
對當時民族工商業界的這些疑慮與困惑，毛澤東提出了“四面八方”的思想，即公、私、勞、資、城、鄉、內、外哪一方面都要照顧到，就叫全面，如有哪一方面沒有照顧到，就是犯了路線的錯誤。同時，毛澤東還與資本家廣泛接觸。
新中國建立前夕，毛澤東同上海工商業界代表就進行了一次別開生面的談話：
上海商人問：“共產黨的經濟方針是什麼?”
毛澤東說：“我們的方針是‘唯利是圖’。”
商人們聽了覺得很合胃口，又問：“共產黨也唯利是圖?”
毛澤東說：“是的，不過有點區別，我們是唯人民的利益是圖，而不是唯個人的利益是圖。”
上海資本家自稱“產業界”，不願聽到資本家這個詞。儘管毛澤東明確講了“唯利是圖”，他們仍不放心，上海商人說：“你們一講資本家剝削者，我們就渾身發抖。”毛澤東說，你們產業界在中國是四個朋友之一，我們是聯合你們的，上海商人仍將信將疑，問道：“那麼產業界的地位擺在哪裡呢?”“報紙只說工人如何好，一點壞處也沒有；資本家如何壞，一點好處也沒有，”“我們在報紙上的地位太不清楚了，而且是危險的。”
毛澤東堅定地回答：“講革命當然是無產階級第一，他們無所顧慮，堅決鬥爭，農民也不錯，但在城市裡講生產，還是你們第一。”毛澤東的一番話，給資本家吃了一顆定心丸。
毛澤東與資本家廣泛接觸，不斷提出這個問題，闡明中共新政權對民族資本的政策。這時期在毛澤東眼裡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自由資產階級都是朋友，並且他還生動地指出：“這個隊伍的指揮官是工人階級，工人階級在這個隊伍中當班長，當連長……當司令官，把這個隊伍組織起來，領導起來，打仗就可以打勝利了。”毛澤東還特地派劉少奇去做資本家的工作，並且一再告誡全黨拳頭不能落在有利於國計民生的民族資本家身上。
毛澤東在修改劉少奇起草的《中央關於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問題給東北局電》，並將此電發華北、華東、華中、西北各局及一些市委，各野戰軍前委時，指出：請你們轉發市委省委區黨委，據以檢查自己的工作，認真克服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左”傾機會主義錯誤。如果不克服此種錯誤，就是犯了路線錯誤。在電報中寫到“在報紙上只說資本家壞，不說資本家還有任何好處，在黨內思想上只強調私人資本主義的投機性搗亂性”的地方，毛澤東加寫了這樣一句話：具有這種性質的是無益於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例如投機商業等，不是一切私人資本都兼有投機性搗亂性。
毛澤東還將電報中寫到的“強調限制資本主義，而不強調一切有益於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主義生產在目前時期的進步性、建設性與必需性”一句，改寫為：“強調限制資本主義，而不強調一切有益於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主義生產在目前及今後一個長時期內的進步性、建設性與必需性”，從而強調了要在今後一個長時期內保持資本主義的發展。
榮毅仁在回顧毛澤東對工商業者的幾次講話中感嘆道，毛澤東洞察幽微，準確地把握著民族工商業的忐忑心理，談話風趣又不失深刻，平易近人。比如一次毛澤東叫大家把心安下來，不要十五個吊桶七上八下，要減少吊桶，增加抽水機，如果能全部改用抽水機就更好，這樣才好睡覺。
毛澤東對待民族資本主義的政策和態度都極大地鼓舞了民族資本家，讓他們深深地感覺到新中國新政權，中國共產黨永遠不同於過去的舊政權，共產黨不是壓迫擠榨他們，而是以國家經濟，民族振興，人民利益為重，要求他們在社會主義國營經濟領導下發揮主動性、積極性為中華民族做出自己的貢獻。
1950年4月，毛澤東在全國統戰會議工商組討論會的一份發言記錄上寫了八段批語，比較全面清晰地概括了他在這時期對民族資本的態度和基本看法：
一、今天的鬥爭對象主要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及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派殘餘，而不是民族資產階級。對於民族資產階級是有鬥爭的，但必須團結它，是採用既團結又鬥爭的政策以達團結它共同發展國民經濟的目的。二、應限制和排擠的是那些不利於國計民生的工商業，即投機商業，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業，而不是正當的有利於國計民生的工商業，對這些工商業當它們困難時應給以扶助使之發展。三、應當(與私營工商業)劃分陣地，即劃分經營範圍。四、在目前階段國營經濟不可能無限制地發展，必須同時利用私人資本。五、有人說，我們的政策，是要“與民爭利”，這是完全錯誤的說法。六、除鹽外，應當劃定範圍，不要壟斷一切；只能控制幾種主要商品(糧布油煤)的一定數量，例如糧食的三分之一等。七、建立百貨公司，並不是代替全部商業。八、(大資本家要停工，我們就讓他停工。我們有錢，就接收過來)這是不對的。整個批語闡明瞭要團結民族資產階級，並要發揮他們的作用的政策。
3、要讓工人兄弟當家作主
新中國新政權是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政權，工人階級成了國家的主人就要推翻壓榨他們的舊的國家機器，在經濟上消滅壓迫人的經濟制度，並且要改變不合理的生產製度，同時人民政府也應採取一系列措施來保障工人的權利。
毛澤東十分關注工人的生產和生活狀況，他多次致電失業問題嚴重的上海市市長陳毅，希望稅收問題和失業問題能照正確原則解決，取得各方同意妥慎進行。在轉變的緊張時期，力爭使此種轉變進行得好一些，不應當破壞的事物，力爭不要破壞，或破壞得少一些。
在毛澤東的這些戰略方針的指導下，工人階級的生產生活狀況得到明顯改善，就毛澤東十分關注的工人失業問題來說，當時嚴重的失業問題主要是因為舊社會原來就存在大量的失業工人，同時社會經濟改組過程中也出現了新的失業半失業工人。
1948年，平津的工廠70%倒閉，青島民營工廠共700家，全部歇業，上海未倒閉的工廠，開工率也僅平時的20%，四川參加產聯的1200家企業，歇業的達80%以上，到新中國成立時，城市失業人員已達400萬人左右，還有不少是半失業的。
同時新經濟改組和市場蕭條以加重了失業問題，正如毛澤東指出的：“革命勝利引起了社會經濟改組。這種改組是必要的，但暫時給我們帶來很重的負擔!”
毛澤東對此十分重視，不斷採取措施進行失業救濟、幫助工人恢復工作，渡過難關。毛澤東指出：“我們要合理地調整工商業，使工廠開工，解決失業問題，並且拿二十億斤糧食解決失業工人的吃飯問題，使失業工人擁護我們。”
在一份上海市委關於上海失業工人救濟工作情況給中央及華東局的報告的請示中，毛澤東提出：“請考慮發一通知，叫各地調查解放前失業工人究竟有多少，以便考慮包括這批失業工人的救濟問題，我意只要有可能，他們是應當救濟的。如果不太多，比如說只有幾十萬人，是可以考慮救濟的。”
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全國發起了聲勢浩大的緊急救濟募捐運動。該活動由上海總工會發起，呼籲全國工人階級本著階級友愛，給予上海失業工人積極的援助。當時的中華全國總工會立即響應了這一呼籲，在毛澤東的關懷下，成立了中國人民救濟代表會議籌備委員會，委員會號召各界人士自願捐助一天所得，救助上海等地工人渡過難關，接著中華全國總工會又發出號召：“在四月底五月初作一天義務工，把這天所得的工資捐作救濟失業工人基金，在無法開工的企業、機關、團體、學校中的工人、教員、職員們，則各盡所有自動捐款，作為救濟上海及各地失業工人之用。”這次救濟失業工人的運動，緩解了失業工人的生活壓力，同時給予了他們精神上的鼓舞，使他們感受到新中國人民當家作主的溫暖和黨中央對他們的關懷，使他們能以更堅定的毅力，設法渡過暫時的困難。
同時，除了社會救濟以外，毛澤東還號召工人生產自救，轉業訓練，還鄉生產等。他曾致電中央人民政府燃料工業部長陳鬱，請他轉告石家莊電業局及天津電業局第三發電廠全體職工，希望他們團結一致，努力工作，為完成國家的任務和改善自己的生活而奮鬥。
當時，根據中央的精神，各地進行失業登記，宣傳教育，以工代賑、生產自救等，失業問題得到逐步緩解，1950年是工人失業情況最為嚴重的一年，截止1950年9月為止，根據各地不完整的統計，全國失業工人共有1220231人，而經過社會救濟的妥善安置，半數以上的失業工人已經得到救濟，其中以工代賑78955人，生產自救74798人，還鄉生產者62922人，發動救濟金405775人，轉業訓練23157人，介紹就業81458人，共計727065人。
這樣，在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和新政府的關心下，工人的生活好轉，部分工人原有的一些不滿情緒也淡化了，以前對工會不信任，對政府不滿，現在都相信政府，真心擁護政府。
同時，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人民政府還領導工人階級恢復了合理和平等的生產製度，進行生產改革，人民政府通過了一系列新的規章條例。1950年2月12日，全國紡織工會代表會議通過了《關於廢除“搜身”制度的決議》，1950年4月3日，政務院發佈《關於廢除各地搬運事業中封建把持制度暫時處理辦法》，同時也有許多新規章的出臺，如1950年2月25日，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發出了《關於國營、公營工廠建立工廠管理委員會的指示》，1950年9月14日，全國總工會發布《關於加強女工工作的決定》和《女工委員會組織條例》，1951年9月3日至15日第一次全國勞動保護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通過了《工廠安全衛生暫行條例草案》、《限制工廠礦場加班加點暫行辦法草案》和《保護女工暫行條例草案》。
在舊中國工人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為了養家餬口，因而不得不在安全設施十分落後的礦山、工廠工作，不小心就有飛來橫禍，新中國建立後，一些舊設施沒有得到及時的改善引發了一些工傷事故，就此黨中央和毛澤東給予了高度重視。如1950年6月21日，國家監委就發出處理河南新豫煤礦公司宜洛煤礦2月27日發生井下沼氣爆炸造成傷及200人事件的通報，對有關人員分別給予法律或紀律處分，給河南省政府主席吳芝圃、副主席朱佩瓊以警告處分，同時，政務院也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並規定了繳納勞動保險金等具體細則。
總之，新中國建立後，在1949至1952年這幾年裡隨著生產改革的不斷推進，工人階級的當家作主的地位得到不斷體現，壓迫制度被廢除了，工人的積極性也大為提高，帶動整個社會的生產面貌，精神面貌為之一新，這些都是在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的高度重視下，對存在的問題直接過問、親自處理才取得的成績，它鞏固了新生共和國的社會基礎，積極作用是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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