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故宮博物院所藏 35 萬多件瓷器藏品中，光緒時期有一批器物上，常見題寫“大雅齋”三字，同時綴有“天地一家春”橢圓形篆字章。經過考證，這批瓷器是慈禧太后的御用之瓷，從同治十三年（1874）到光緒二年（1876），前後歷時 3 年生產了大批量的大雅齋瓷器，在遭遇國家大喪，同、光二帝皇位交替的多事之秋，大雅齋瓷器的生產竟然得以繼續，足以說明這批瓷器在清朝統治者心目中的位置。
一、“大雅齋”及“天地一家春”
瓷器上的“大雅齋”是清宮內的一處齋室名稱，還是僅僅見於這類瓷器上的文字呢？如果說它不是齋室的名稱，清宮舊藏的以“大雅齋”為名的紙質木框匾額的存在就無法解釋。清吳士鑑《清宮詞》有詞雲：“大雅齋中寫折枝，丹青鉤勒仿筌熙。江南供奉雖承旨，不及滇南女畫師”。其後有注云：“內廷如意館畫工，皆蘇州人。光緒間，昆明繆素筠女史嘉惠，工畫花卉，承直二十餘年。每當拈豪染翰，孝欽並坐指示之，眷遇始終不衰。大雅齋，孝欽自署齋名也”。孝欽即指慈禧太后。吳士鑑在這裡提到“大雅齋”是慈禧自用的齋堂室名，把大雅齋說成是一處供慈禧皇太后繪畫的地方。在故宮博物院書畫藏品中，慈禧的書畫作品上常鈐“大雅齋”和“天地一家春”款，“大雅齋”又常作引首章出現。在慈禧傳世的印章中，也有多枚形狀各異的“大雅齋”印和“天地一家春”印，這些都說明“大雅齋”肯定是慈禧的私人堂款。而把“大雅齋”瓷器看作慈禧在該畫室內的專用物，則可以解釋這批瓷器為何能在同治時期進行不間斷的生產，且最終以圓滿完成任務為終結。同時，也可以說明以“大雅齋”為印文的檀香木和玉石印章及大雅齋匾額存在的道理。但這樣又有問題需要解答，就是“大雅齋”到底在何處？我們或許可以從大雅齋瓷器上有“天地一家春”印記，找到一些線索。
“天地一家春”原本是圓明園內的一處建築。據《圓明園考》記載：“文宗喜園居，年例正初入園，冬至還宮。圓明園中有五春之寵，所謂天地一家春（乃孝欽後所居），其杏花春、武陵春、海棠春、牡丹春皆漢女分居之”。同治皇帝就誕生在這裡，因此“天地一家春”與慈禧皇太后有極為密切的關係。不過其具體所指則有兩處，因為同治十二年重修圓明園時，於同年十月初一將原來的“天地一家春”改為承恩堂，而把原來的敷春堂改成了“天地一家春”。在現存的檔案材料中，不僅有當時修建天地一家春的支出記載，也有同治十三年清廷為天地一家春配置陳設的詔諭。如果說瓷器上的“天地一家春”印章和圓明園內的天地一家春有關係的話，大雅齋瓷器就當是為天地一家春燒造的專用器。換言之，大雅齋原本應是圓明園天地一家春內的一處齋名。而下旨燒造這批瓷器的時間，也和為天地一家春配置陳設的時間相吻。只是天地一家春和其他圓明園工程一樣，在光緒元年就停止了，所有為圓明園修建工程準備的物料都被下旨封存。香港學者林業強先生經考證也認為，“天地一家春”是圓明園內“九州清晏”中的一處建築名稱，附近的“同道堂”曾作為慈禧的居所，“大雅齋”則位於“天地一家春”的西間。另外，1924 年清朝末代皇帝溥儀被逐出紫禁城後，政府專門成立了清室善後委員會，對當時紫禁城宮廷內部陳設原狀和庫房內所有物品都進行過詳細調查，在調查報告裡，並沒有“大雅齋”在何處的記載。但在造辦處內登記有一塊“大雅齋”匾此匾為青藍灑金絹，長約 124 釐米，寬約57 釐米，木框包錦邊，絹心墨書“大雅齋”三字，“雅”字上鈐“天地一家春”紅彩印，另一側鈐“海涵春育”方印，因此有學者認為當年在宮內確曾有這樣一個堂室，名為“大雅齋”。它或許就是慈禧在宮中寫字畫畫的地方，而當時清室善後委員會在調查報告中沒有提及“大雅齋”可能是因為當時“大雅齋”匾因破損後在造辦處修理，而沒有懸掛在室內的緣故。最近，又有學者在檔案中發現寫有“大雅齋”的匾額有兩塊，通過檔案記載復原的清宮建築原狀，發現其中一塊掛於圓明園的天地一家春內，另一塊則掛於故宮西路養心殿平安室，即現在的養心殿後殿西耳房，兩塊匾額的寫掛時間均為咸豐五年（1855）。我們也發現在後來的宮廷生活中，以大雅齋為名的畫室依舊存在使用，說明慈禧並沒有放棄大雅齋的名字，只是它已不在圓明園“天地一家春”而回到宮廷內苑。
綜合以上的論點和歷史記載，筆者認為“大雅齋”應該為兩處，分別在圓明園和紫禁城內各有一處。但是為什麼“大雅齋”瓷器上除了有“大雅齋”三字，還同時綴有“天地一家春”印章呢？有學者認為“大雅齋”瓷器就是為圓明園“天地一家春”中的“大雅齋”而專門燒製的，後來因為圓明園修復工程的終止，燒成後的“大雅齋”瓷器就拿到宮中使用。
二、清宮舊藏“大雅齋”瓷器畫樣
清宮中瓷器畫樣是按統治者的喜好和要求而制定的，是由宮廷畫師繪製的，由內府發往江西景德鎮御窯廠燒造後呈貢內廷。同治十三年三月三十日，太監劉得印將畫好的大雅齋瓷器畫樣“魚缸、花盆、花瓶紙樣十五件，合牌花盆、水仙盆樣十八件”交造辦處辦理繡活處，並傳旨：“著傳九江關監督，按照畫樣合牌樣上黏連黃籤數目，照式加細燒造，統限於本年九月內呈進。欽此”。同治十三年（1874）一批為燒製“大雅齋”瓷器的瓷器畫樣就已經出現。現存與“大雅齋”瓷器相關的畫樣共有 20 幅，所用畫樣圖案設色繪成，圖中自右而左橫書墨彩“大雅齋”三字。該三字前繪有紅色篆體“天地一家春”盤龍印紋，不過這種印紋都是繪於另外紙上再剪貼於此的。現以藤蘿月季花魚缸圖樣為例。右上黃籤題：照此樣，淺綠地藤蘿花魚缸，二尺六寸見圓二對，一尺六寸見圓四對，九寸見圓二對。左上黃籤題：1. 照此樣把碟盤子盌一分；2. 照此樣淺綠地藤蘿花海碗二十件，大碗三十件，中碗四十件，懷碗六十件，九寸盤子二十件，七寸盤子三十件，五寸碟四十件，三寸碟四十件，長把羹匙四十件，一尺見圓盒子四對，五寸見圓盒子四對，蓋碗四十件，奓鬥四十件，茶碗四十件。此圖樣為平面展開圖樣，用沒骨畫法，濃墨重彩，兼工帶寫，分別繪月季、雀鳥和藤蘿花。作者將三者有機地結合起來，體現了春意盎然、吉祥和諧的氣氛，給人以生機勃勃之感。紋樣構圖飽滿，設色絢麗。缸口題“大雅齋”三字，旁鈐“天地一家春”橢圓形朱文印章。圖樣表現出宮廷畫家精湛的繪畫技藝。
三、清宮舊藏“大雅齋”瓷器
1. 器物類型及紋飾特徵：
為製作大雅齋瓷器，清廷在同治十三年（1874）下發了 20 餘種新繪的瓷器小樣，然後傳交九江關生產。由於下發詔書時已在隆冬，錯過了瓷器生產的時令，所以經江西劉坤一據實情力爭，終獲准在光緒元年（1875）燒造完成黃單一至五號、十九至三十一號款花樣瓷器，共計“叄千陸佰陸拾捌件”。據督理九江關稅務監管窯廠事沈保靖上報清冊，光緒元年呈送傳辦瓷器，“共計三千陸佰陸拾捌件，共裝玖拾肆桶”。光緒二年，補齊上年未完成燒造的黃單一號至十八號，魚缸、花盆、花瓶，“共計壹千貳百伍拾肆件，共裝貳佰桶”，共 4922 件，294 桶。大雅齋瓷器造型多樣，主要有碗、高足碗、蓋盒、高足盤、花盆、盆奩、瓶、奓鬥、羹匙、魚缸等。這些器物雖然樣式基本相同，但規格有大小之分。檔案記載“大雅齋”碗就分為海碗、大碗、中碗、懷碗、茶碗、蓋碗六種。其中，以花盆居多，除有大小型號外，形狀也有不同，有扇形、銀錠形、雙連形、長方形、圓型、花瓣形等，許多花盆均有盆奩相托，託底的盆奩又可單獨做水仙花盆使用，它們既是實用的器物，又可成為陳設觀賞器。
“大雅齋”瓷器紋飾主要以花卉、雀鳥、蝴蝶為主，繪畫十分精美，常以牡丹花、芙蓉花、海棠花、牽牛花、桃花、梔子花、葵花、臘梅花、繡球花、藤蘿花、荷花、葡萄紋等花卉紋飾和畫眉、鷺鷥、綬帶鳥、鸚鵡、蝴蝶、蜜蜂等題材新穎的花鳥畫作紋飾。紋飾中的花卉畫面，受清畫家惲南田、虛谷的影響，筆法細膩，層次清晰。此時的粉彩雖有色澤較淺淡，不夠鮮亮的缺陷，但其整體紋飾筆意清新，寓意吉祥，繪畫細柔流暢，體現出了宮廷繪畫的特徵。
2. 釉質、釉色及款識特點：
“大雅齋”瓷器的釉色可謂多姿多彩，我們從清宮畫樣上的黃籤可以看出，當時要求生產的瓷器釉色有：白地、藍地、深藍地、淺藍地、豆青地、淺豆青地、淺藕荷地、藕荷地、黃地、明黃地、大紅地、粉紅地、粉地、翡翠地、淺綠地、綠地等。在色調上表現為濃豔鮮亮。多數以黃、綠、藍、紅、紫、藕荷色為地，並以琺琅彩料中的籃、白、墨等色及各色粉彩繪畫紋飾。主要品種有綠地粉彩、藍地粉彩、紫地粉彩、黃地粉彩、藕荷地粉彩、白地粉彩、紅地粉彩、綠地墨彩、藍地墨彩、黃地墨彩、白地墨彩、外黃地墨彩、裡綠地墨彩等。“大雅齋”瓷器裝飾風格主要有裡外滿繪色地粉彩、白地粉彩、墨彩紋飾；有裡白釉外綠地墨彩、粉彩裝飾，花盆和盆奩都為裡綠釉外各種色釉的粉彩裝飾，其口沿基本上都是以白色釉為地再用藍料彩繪迴文一週。這些色調中色彩對比鮮明，黃色淺淡嬌嫩，綠色青亮深翠，藍色深淺有致，紫色濃重豔麗，白色清新靚麗。
“大雅齋”瓷器的款識是非常有特色的。它與我們常見的絕大多數瓷器款識不同，傳統意義上器物的款識只有書寫在器物的足底一種，但是“大雅齋”瓷器的款識卻與眾不同，客觀的說，“大雅齋”器物本身的款識有兩種：1. 一種是在器物的外壁或器物內壁自右向左橫書“大雅齋”三字楷書，其右為“天地一家春”盤龍篆書印文。這種印文是於另外紙上繪出小樣再剪貼於此處的。這種款識裡“大雅齋”三字的排列基本相同，但是“天地一家春”印文卻有兩種，一是“天地一”三字居右，“家春”兩字居左排列；二是“天”、“地”兩字上下分開，中間為“一家春”三字，而“一”與“家”兩字連寫又居右，“春”字居左。此外故宮博物院藏品中還有兩件墨彩花蝶紋圓花盆，上面的款識排列順序與眾不同，“天地一家春”紅彩篆書盤龍印在左，“大雅齋”三字在右，字體和款識的排列均是從左到右的排列順序。這兩件花盆在工藝、紋飾上與其它花盆相同，不知是工匠故意所為，還是書寫有誤。這種款識在不同器物上的書寫位置也有不同，最多的是書寫在器物外壁的口沿下，包括：花盆、碗、蓋碗、奓鬥、魚缸及白裡的高足盤等；也有書寫在器物內壁口沿下的，包括：盤及內壁有粉彩裝飾的高足盤；還有蓋盒書寫在盒蓋外壁的肩部；羹匙書寫在其內壁中部。第二種款識就是在器物底部署紅彩“永慶長春”四字雙行楷書款。這種款識幾乎所有器物都有，但花盆由於底部有孔，因此沒有署“永慶長春”四字款識。還有高足盤、高足碗因足底中空也沒有書寫款識。另外，筆者在清宮舊藏的一對清光緒粉彩桃花紋大缸上，發現了一個與眾不同的款識，在這兩件器物的口沿下方橢圓形雙龍戲珠紋開光內豎排署紅彩“大雅齋”三字楷書印章款。在故宮博物院“大雅齋”瓷器藏品中署這種款識的器物只此兩件，具體原因有待我們以後進一步研究。
結 語
同治、光緒時期中國社會和經濟進一步半殖民地化，民族工業從此日益衰退。此時，景德鎮御窯廠的生產，較前時更趨萎縮，工藝低下，製作粗糙。當時制瓷的窘況，從同治十三年江西巡撫劉坤的奏摺中便可窺知，奏摺中說：因咸豐時太平軍攻入景德鎮官窯廠“從前各匠類皆流亡，現在工匠俱後學新手，造作法度諸多失質……”。自辛酉政變之後，社會局面相對穩定，封建統治政權在帝國主義的支持下得到暫時的鞏固，進入所謂“同光中興”的歷史時期。在這種情況下，從光緒元年開始，景德鎮御窯廠陸續為清代宮廷和東西兩陵燒製了數量可觀的精美瓷器和祭器，使長期不景氣的制瓷業稍有復甦。據《清檔》（內務府工業清冊）記載：光緒元年和二年先後曾燒製過大量的青花、粉彩和各色釉大龍缸，
此外，為宮內各殿專燒的御用琢、圓器也不在少數，署款有“長春宮制”、“儲秀宮制”、“坤寧宮制”等，還有專門為慈禧太后專門燒製的“體和殿制”款瓷器、為慈禧太后幾次壽誕燒製的萬壽慶典瓷及為慈禧太后私人畫室燒製的“大雅齋“瓷器。晚清同治、光緒、宣統各朝燒製的官窯器中，光緒時期的瓷器在品種和數量上均居首位。而“大雅齋”瓷器更是因其保存有完整的清宮畫樣及鮮明的特點和多姿多彩的紋飾，在晚清瓷器中獨樹一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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