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人物和組織:公眾信息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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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後,美國國內厭戰情緒高漲。以“他讓我們遠離戰爭”(He Kept Us Out of War)為競選口號上臺的美國總統威爾遜,面臨著在短時間內扭轉國內輿論、以利於美國參戰的艱鉅任務。他為此下令成立了進行輿論審查和戰爭煽動的公眾信息委員會,挑選曾任丹佛市警察總監、做過記者且為自己競選支持者的喬治·克里爾擔任主席,並輔以國務卿、戰爭部長、海軍部長等高官。該委員會受總統行政辦公室直轄,並下轄包括新聞社和電影局在內的20多個部門,對美國人民進行了飽和式戰爭政治宣傳。該委員會的政治宣傳手段包括:

· 為志願者培訓演講技巧,並幫助他們熟悉各種戰爭信息的獲取渠道。

· 利用7萬5千名志願者,在各種社交場合進行為時四分鐘的戰爭政治宣傳。

· 與郵局合作,對反向政治宣傳進行審查。

· 製作發行各種小冊子、報紙、雜誌廣告、電影、學校政治宣傳和《四分鐘演講者》的演講。

· 製作戰爭海報投放於每個商店的櫥窗。

· 針對不同族裔,使用不同的語言和形式進行戰爭政治宣傳。

· 指派歷史學家撰寫政治宣傳小冊子以及關於歐洲戰爭起因的深度歷史。

· 創建圖片政治宣傳部,召集當時最優秀的插畫家制作了1438張政治宣傳海報、卡片、徽章和卡通圖案,以及2萬張與演講同時使用的幻燈片。

· 在海外的政治宣傳則由在該地區有經驗的美國記者領導,根據受眾量身定做。

公眾信息委員會的活動進行得十分徹底。後世的歷史學家以美國中西部一個典型的農場家庭為例,指出:“他們看到的每一條戰爭新聞——無論是鄉村週刊、雜誌,還是偶爾在雜貨店裡看到的城市日報——不僅僅是官方審查過的信息,而且還與數百萬同胞同時得到的信息完全一致。每一篇戰爭報道,都根據公眾信息委員會制定的‘自願’規則在源頭、途中或是報社被審查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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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文】

原文來源:維基百科英文版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mmittee_on_Public_Information

部分圖片來自美國公共廣播公司的文章《美國的政治宣傳大師》(https://www.pbs.org/wgbh/americanexperience/features/the-great-war-master-of-american-propaganda/)以及刊登在美國史密森尼學會的雜誌上的文章《伍德羅·威爾遜的政治宣傳機器如何改變了美國新聞業》(https://www.smithsonianmag.com/history/how-woodrow-wilsons-propaganda-machine-changed-american-journalism-180963082/)。

公眾信息委員會(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1917-1919),英文縮寫CPI,也稱克里爾委員會,是美國政府建立的一個獨立機構,旨在影響公眾輿論以支持美國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

在1917年4月14日至1919年6月30日的短短26個多月裡,公眾信息委員會利用各種可用媒介營造戰爭熱情,並爭取公眾支持以反對國內外企圖阻止美國參與戰爭的企圖。政治宣傳手段是其實現目標的主要方式。

公眾信息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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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1.組織歷史

1.1成立

1.2活動

1.3組織架構

1.4媒體事件

1.5海外擴張

1.6政治衝突

1.7終止和解散

2.回憶錄

3.批評

4.工作人員

5.另請參閱

6.註釋

7.延伸閱讀

7.1主要來源

8.檔案

9.外部鏈接

組織歷史

成立

1917年4月13日,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總統通過行政令第2594號,成立了公眾信息委員會。[1]委員會成員包括主席喬治·克里爾(George Creel)以及以下這些當然成員:國務卿羅伯特·蘭辛(Robert Lansing)、戰爭部長牛頓·貝克(Newton D. Baker)和海軍部長約瑟夫·丹尼爾斯(Josephus Daniels)。[2] 公眾信息委員會是美國曆史上第一個國家政治宣傳機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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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審查委員會。喬治·克里爾坐在最右邊。(圖片來源:Harris&Ewing /國會圖書館)

克里爾曾敦促威爾遜創建一個政府機構來進行“真正意義上的政治宣傳,即‘信仰的傳播’,而非德國人所定義的政治宣傳”。[4] 在接受威爾遜任命出任公眾信息委員會主席之前,克里爾曾在《丹佛郵報》和《落基山新聞》從事多年記者工作。另外,他與國務卿蘭辛的關係頗有爭議。[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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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喬治·克里爾(圖片來源:Harris&Ewing /國會圖書館)

活動

公眾信息委員會是威爾遜創立的第一個現代政治宣傳機構,由喬治·克里爾領導。[6][7] 克里爾著手系統性地向每一個美國人多次發出愛國信息,告訴他們如何為戰爭做出貢獻。公眾信息委員會還與郵局合作,對煽動性的反向政治宣傳進行審查。克里爾在委員會設立了幾個部門,製作發行了無數本小冊子、報紙、雜誌廣告、電影、學校政治宣傳和《四分鐘演講者》的演講。公眾信息委員會還製作了五顏六色的海報,投放在每個商店的櫥窗,吸引路人幾秒鐘的注意。[8] 當時電影院的上座率很高,公眾信息委員會培訓了數千名志願者,讓他們在換片所需的四分鐘休息時間裡發出愛國呼籲。他們還在教堂、旅館、兄弟會組織、工會、甚至伐木營地發表講話。英語是演講的主要語言,對於少數民族則用他們自己的語言。克里爾誇口說,

在18個月的時間裡,他的7.5萬名志願者為超過3億人次的聽眾做了超過750萬次的4分鐘演講,而美國的人口當時只有1.03億。這些志願者通過當地大學參與培訓,獲取有關自由債券購買、應徵入伍、食品配給、招募非熟練工人從事軍需工作以及支持紅十字會項目等各類主題的小冊子和學習演講技巧。[9] 歷史學家則被指派撰寫政治宣傳小冊子以及關於歐洲戰爭起因的深度歷史。[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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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美國官方的戰爭照片”,公眾信息委員會海報,路易斯·範徹

公眾信息委員會使用的材料以事實為基礎,但會將之編排成一幅關於美國戰爭努力的樂觀圖景。在克里爾的回憶錄中,他聲稱公眾信息委員會一貫拒絕虛假或沒有記錄的暴行報告,反對國家安全聯盟(National Security League)和美國國防協會(American Defense Society)等“愛國組織”的拙劣政治宣傳,這些組織喜歡大吼大叫(general thundering),希望公眾信息委員會“播撒仇恨之道”。[12]

公眾信息委員會使用報紙、海報、廣播、電報和電影來傳播信息。它招募了大約75000名“四分鐘演講者”,這些志願者在社交活動中用不多不少剛好四分鐘的時間來談論戰爭。話題涵蓋徵兵、配給、戰爭債券發行、勝利花園以及美國參戰的原因。志願者被要求保持積極的態度,使用自己的話語,避免“仇恨的讚美詩”。[13] 在1917年5月的10天裡,委員會期望“四分鐘演講者”在1917年6月5日全國徵兵登記之前對“由義務徵兵來實現普遍服務”(原文是“Universal Service by Selective Draft”。譯註:1917年4月6日,美國對德宣戰。美國人對大洋彼岸的戰爭並不熱心,宣戰後志願入伍者寥寥——宣戰六週後只有7.3萬人志願入伍,不得已美國政府於1917年5月18日立法徵兵,總統威爾遜簽署了《1917年義務徵兵法(Selective Service Act of 1917)》。該法要求所有21-30歲之間的男子必須登記,以備選中來服兵役 [all males aged 21 to 30 were required to register to potentially be selected for military service]。 到1918年9月2日,登記年齡擴大為18-45歲,當時美國共有2400萬男性進行了登記。)進行政治宣傳。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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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四分鐘演講者:來自華盛頓的信息》

針對不同民族,公眾信息委員會用各民族自己的語言設計活動。例如,愛爾蘭裔美國男高音約翰·麥科馬克在弗農山莊(譯註:Mount Vernon,美國總統華盛頓的故居,在美國弗吉尼亞州北部的費爾法克斯郡)為代表美國愛爾蘭裔組織的聽眾演唱

[15]。該委員會還把目標對準了美國工人,並在塞繆爾·岡帕斯(譯註:Samuel Gompers,美國工會領袖,1886年創辦美國勞工聯盟)的支持下,在工廠和辦公室張貼海報,以宣傳美國工人在奪取戰爭勝利中的關鍵作用。[16]

公眾信息委員會的活動進行得十分徹底。後世的歷史學家以美國中西部一個典型的農場家庭為例,指出[17]

“他們看到的每一條戰爭新聞——無論是鄉村週刊、雜誌,還是偶爾在雜貨店裡看到的城市日報——不僅僅是官方審查過的信息,而且還與數百萬同胞同時得到的信息完全一致。每一篇戰爭報道,都根據公眾信息委員會制定的‘自願’規則在源頭、途中或是報社被審查過。”

克里爾寫道,委員會拒絕使用“政治宣傳(propaganda)”一詞,他說:“我們不稱之為政治宣傳,因為在德國人手中,這個詞已經與欺騙和腐敗聯繫在了一起。我們的努力自始至終是有教育意義的和有益的,因為我們對自己的情況充滿信心,我們認為除了直截了當地陳述事實外,不需要其他的論據。”[18]

美國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940年發表的一份報告稱讚該委員會創造了“世界上有史以來最有效的戰爭政治宣傳引擎”,使公眾對美國參加一戰的態度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19]

“1916年11月,威爾遜支持者的口號‘他讓我們遠離戰爭’在助其贏得大選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當時國家的很大一部分群眾對戰事漠不關心....然而,在美國加入交戰國後的很短一段時間內,整個美國似乎對盟國的事業施以了極大的熱情,對其正義性堅信不疑,並一致決定幫助盟國取得勝利。這一革命性的變化,一定程度上可以是由於宣戰書引發的潛在反德情緒的突然爆發(譯註:美國於1917年4月6日對德宣戰)。但主要應歸功於喬治·克里爾先生領導下的公眾信息委員會的熱心業餘政治宣傳人員小組的工作。克里爾和他的同事們一起策劃並執行了一項也許是全世界有史以來最有效的大規模戰爭政治宣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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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我需要你參加美國陸軍”(圖片來源:史密森尼雜誌《伍德羅·威爾遜的政治宣傳機器如何改變了美國新聞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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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用自由債券打敗野蠻人(譯註:野蠻人此處代指德國人)”(圖片來源:Frederick Strothmann /國會圖書館)

組織架構

在其存在期間,公眾信息委員會設有20多個局和司,在9個國家設有辦事機構。[20]

公眾信息委員會還成立了新聞部和電影部以幫助傳達戰爭信息。其每日新聞報《官方公報》(Official Bulletin)從最初的8頁,增加到後來的32頁。《官方公報》被派發到每家報紙、郵局、政府辦公室和軍事基地。[21] 報道被設計為(原文為Stories were designed)傳達積極的新聞。例如,委員會宣傳的是裝備精良的美國軍隊準備面對德國的形象,但這卻與從戰地歸來的國會議員帶來的情況不符。[22]公眾信息委員會還發布了三部長篇電影:《潘興的十字軍(Pershing's Crusaders)》(1918年5月)、《美國(對野蠻人)的答覆(America's Answer (to the Hun))》(1918年8月)、《四旗之下(Under Four Flags)》(1918年11月)(譯註:“Hun [匈奴/匈奴人]”有野蠻人的意思,是一戰期間英法美政治宣傳機器對德國人的蔑稱。“四旗”代指四個協約國成員,美國,法國,英國和意大利)。這些電影只是單純地試圖用從前線拍攝的片段給觀眾留下印象,遠不及同期好萊塢“原始幻想”式的製作那樣轟動。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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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官方公報》(圖片來源:美國國家檔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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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潘興的十字軍》,由公共情報委員會發布的關於美國駐法軍隊的紀錄片。(圖片來源:The H.C. Miner Litho. Co. N.Y./ 國會圖書館)

為了接觸到那些可能不看報紙、不參加會議或不看電影的美國人,克里爾還創建了圖片宣傳部。[24] 該部門製作了1438張政治宣傳海報、卡片、徽章和卡通圖案,以及2萬張與演講同時使用的幻燈片。[25] 查爾斯·達納·吉布森(Charles Dana Gibson)是美國最受歡迎的插畫家,也是美國參戰的熱心支持者。當克里爾邀請他召集一群藝術家來幫助政府設計海報時,吉布森非常熱心地幫忙。詹姆斯·蒙哥馬利·弗拉格(James Montgomery Flagg)、約瑟夫·佩奈爾(Joseph Pennell)、路易斯·凡徹(Louis D. Fancher)和納維爾·康維斯·韋思(N.C. Wyeth)等著名插畫家被召集到一起,製作了一些一戰期間經久不衰的經典形象。

媒體事件

一件早期事件展示了對真相添油加醋的風險。公眾信息委員會曾在報紙上報道說,護送第一師前往歐洲的船隻擊沉了幾艘德國潛艇,而當記者在英國採訪這些船隻的官員時,這一報道遭到了質疑。賓夕法尼亞州共和黨參議員博伊斯·彭羅斯(Boies Penrose)呼籲展開調查,《紐約時報》則稱公眾信息委員會為“公眾誤導委員會”(the Committee on Public Misinformation)。

[26] 這一事件使得一度順從的新聞出版業變得疑慮重重。[27]

1918年初,公眾信息委員會宣佈“第一批美國製造的戰鬥機今天正在前往法國前線的途中”,但他們宣佈得為時過早。其他報紙獲悉,飛機照片是假的,只有一架飛機,並且還在測試中。[28] 在平時,雖然公眾信息委員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報紙刊印的內容,但其誇大之詞在國會聽證會上受到了質疑和嘲諷。[29] 委員會的態度也隨著時間的推移發生了變化,從最初的相信事實的力量轉變成了依靠仇恨來進行動員,比如在海報上印著一名美國士兵一把抓住一了個正在恐嚇一個母親和兒童的德國兵的圖片,旁邊還寫著“阻止野蠻人!”這樣的口號,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兜售戰爭債券。[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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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阻止野蠻人!購買美國政府債券,第三期自由債券》(圖片來源:谷歌)

海外擴張

公眾信息委員會還將其工作擴展到海外,但它發現海外的推廣必須根據受眾量身定做。在拉丁美洲,公眾信息委員會的工作儘可能由在該地區有經驗的美國記者領導,因為一位組織者說,讓公眾“瞭解戰爭的目的和活動,這是新聞工作者的主要工作”。委員會發現,公眾對歐洲競爭對手多年來提供的戰爭照片和英雄主義的故事感到厭倦。在秘魯,公眾信息委員會發現有群眾喜歡造船廠和鋼廠的照片。在智利,公眾信息委員會還回應了人們對於希望瞭解美國在公共衛生、森林保護和城市治安方面的做法的請求。在一些國家,公眾信息委員會還提供閱覽室和語言培訓。還有20名墨西哥記者被帶到美國旅遊。[31]

政治衝突

克里爾利用他的海外業務來贏得掌控公眾信息委員會資金的國會議員的青睞,例如將國會議員的朋友派往歐洲執行短期任務。[32] 他的一些商業活動也遭到了國會的批評,尤其是他通過競標出售了戰場照片的獨家經銷權。[33] 儘管聽證會上公眾信息委員會頗受非議,但調查委員會還是一致通過了撥款。[34]

克里爾還利用公眾信息委員會與報紙出版業的聯繫,追蹤有關海軍部長約瑟夫•丹尼爾斯(Josephus Daniels)的負面報道的來源。丹尼爾斯曾是一名記者,也是克里爾的一位政治盟友。克里爾追蹤到了海軍助理國務卿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的助手路易斯·豪(Louis Howe)那裡,威脅要向總統告發他[35]。作為威爾遜的支持者,克里爾對批評他的國會議員不屑一顧,而威爾遜也很喜歡克里爾能夠幫助他表達自己作為總統無法表達的情緒。[36][37]

終止和解散

1918年7月1日以後,委員會的工作縮減了。1918年11月11日停戰協定簽署後,委員會的國內活動停止。1919年6月30日海外活動結束運作。1919年8月21日,威爾遜通過行政令第3154號廢除了公眾信息委員會。

1919年6月30日,國會通過一項法案正式解散了公眾信息委員會,儘管該委員會的工作在幾個月前就已全部結束。[38]1919年8月21日,該委員會的記錄被移交給國防委員會。[38]

有人認為,鑑於公眾信息委員會在政治宣傳和相關材料的發展上的規模和影響,該委員會對美國營銷實踐的發展和進步有著不可磨滅的重要影響。[39]

回憶錄

克里爾後來出版了關於他在公眾信息委員會工作的回憶錄《我們如何宣傳美國》(How We Advertised America),他在其中寫道:[18]

“公眾信息委員會在任何程度上都不能算是審查機構,也不是隱瞞或鎮壓的機器。它自始至終強調的都是開放和積極。它也從來沒有根據那些限制言論和新聞自由的戰爭法尋求或行使權力。所有一切,自始至終都沒有停止或改變,這只是一個簡單的宣傳手段(publicity proposition),一個巨大的推銷企業和世界上在廣告領域最偉大的冒險……我們不稱之為政治宣傳,因為在德國人的手中,這個詞已經與欺騙和腐敗聯繫在一起。我們的工作自始至終是有教育意義和有益的,因為我們對自己的情況充滿信心,我們認為除了直截了當地陳述事實外,不需要其他的論據。”

批評

威爾遜的顧問、記者、《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的聯合創始人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尖銳地批評了克里爾。他曾經寫過一篇社論,批評克里爾在丹佛擔任警察局長期間侵犯了公民自由。儘管李普曼並未提及克里爾,他在給威爾遜的一份備忘錄中寫道,審查權“永遠不應該委託給任何一個不寬容的人,也不應該委託給任何一個對壓迫歷史的諸多荒唐一無所知的人。”一戰結束後,李普曼批評了公眾信息委員會在歐洲的工作:“它的總體基調是徹頭徹尾的自吹自擂,同時又十足的輕信,這讓震驚的歐洲人明白,一個有錢的土包子來到了城裡,口袋鼓鼓的,除了取樂之外,別無他意。”[40]

二戰期間的審查辦公室(Office of Censorship)沒有遵循公眾信息委員會的先例。它採用了一種自願合作的制度,制定了一項行為準則,它沒有散發政府的政治宣傳。[17]

工作人員

參與公眾信息委員會工作的有:

· 愛德華·伯奈斯(Edward Bernays),公關先驅,後來成為關於政治宣傳對民主治理重要性的理論家。[41] 他領導過公眾信息委員會的拉丁新聞組。由於委員會的糟糕聲譽,伯奈斯無法按照自己的意願在1919年的和平會議上開展美國的政治宣傳事務。[42]

· 卡爾·拜奧爾(Carl R. Byoir)(1886 - 1957),與伯奈斯一樣,是美國的公關之父。

· 莫里斯·萊昂斯(Maurice Lyons),公眾信息委員會秘書。萊昂斯是一名記者,當他成為威廉姆·麥克康姆斯(William F. McCombs)的秘書時,他開始涉足政治。麥克康姆斯在1912年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總統競選期間擔任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

· 查爾斯·愛德華·梅里亞姆(Charles Edward Merriam),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幾屆美國總統的顧問。

· 歐內斯特·普爾(Ernest Poole)。外國新聞局的聯合主任。普爾憑藉小說《他的家庭》(His Family)榮獲第一屆普利策小說獎。

· 丹尼斯·沙利文(Dennis J. Sullivan),公眾信息委員會旗下電影的國內發行經理。[44]

· 威拉·博特曼·懷特豪斯(Vira Boarman Whitehouse),公眾信息委員會瑞士辦公室主任。她多次越境進入德國遞送政治宣傳材料。後來在《作為政府特工的那一年》(A Year as a Government Agent)(1920年)中講述了她的經歷。[43]

另請參閱

· 美國勞工與民主聯盟

· 戰時新聞處

· 美國新聞署

· 作家戰爭委員會

· 一戰電影政治宣傳

註釋

1. GerhardPeters; University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Executive Order 2594 - Creating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ucsb.edu.

2. United States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17). Official U. S. Bulletin, Volume 1.books.google.com. p. 4.Retrieved October 23,2009.

3. Kazin,Michael (1995). The Populist Persuasion.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 69.

4. Creel,George (1947). Rebel at Large: Recollections of Fifty Crowded Years. NY:G.P. Putnam's Son's. p. 158. The quoted words refer to the Sacred Congregation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Faith.

5. Creel,158-60

6. George Creel, How We Advertised America: The First Telling of the Amazing Story of 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That Carried the Gospel of Americanism to Every Corner of the Globe. (1920)

7. Stephen Vaughn, Holding Fast the Inner Lines: Democracy, Nationalism, and 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1980). online

8. Katherine H. Adams, Progressive Politics and the Training of America’s Persuaders (1999)

9. Lisa Mastrangelo, "World War I, public intellectuals, and the Four Minute Men:Convergent ideals of public speaking and civic participation." Rhetoric & Public Affairs 12#4(2009): 607-633.

10. George T. Blakey, Historians on the Homefront: American Propagandists for the Great War (1970)

11. Committeeon public information, Complete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1917, 1918, 1919 (1920) online free

12. Creel,195-6

13. Thomas Fleming, The Illusion of Victory: America in World War I.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3; pg. 117.

14. Fleming, The Illusion of Victory, pp. 92-94.

15. Fleming, The Illusion of Victory, pp.117-118.

16. Fleming, The Illusion of Victory, pg. 118.

17. Jump up to:a

b Sweeney,Michael S. (2001). Secrets of Victory: The Office of Censorship and the American Press and Radio in World War II.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pp. 15–16. ISBN 0-8078-2598-0.

18. Jump up to:a b George Creel, How We Advertised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20; pp. 4–5.

19. pp.75-76, Harold J. Tobin and Percy W. Bidwell, Mobilizing Civilian America,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Relations.

20.Jackall,Robert; Janice M Hirota (2003). Image Makers: Advertising, Public Relations, and the Ethos of Advocac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 14. ISBN 0-226-38917-0.

21. Fleming, The Illusion of Victory, pp.118-119.

22.Fleming, The Illusion of Victory, pg. 173.

23.Thomas Doherty, Projections of War: Hollywood, American Culture, and World War II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89-91. Hollywood's films "served to discredit not only the portrayal of war on screen but the whole enterprise of cinematic propaganda." Hollywood titles included Escaping the Hun, To Hell with the Kaiser!, and The Kaiser,the Beast of Berlin.

24.Library of Congress. "The Most Famous Poster".Retrieved 2007-01-02.

25.Creel,George. How we advertised America. New York & London: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920. p. 7

26.Fleming, The Illusion of Victory, pp.119-120.

27.Mary S.Mander, Pen and Sword: American War Correspondents, 1898-1975 (University of Illinois, 2010), 46. Creel believed his story was correct, but that opponents in the military who were jealous of his control of military information minimized what happened en route.

28.Fleming, The Illusion of Victory, pg. 173.Creel blamed the Secretary of War for the false story.

29.Fleming, The Illusion of Victory, pg. 240.

30.Fleming, The Illusion of Victory, pg. 247.

31. James R.Mock, "The Creel Committee in Latin America," in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22 (1942), 262-79, esp. 266-7, 269-70, 272-4

32.Stone,Melville Elijah. Fifty Years a Journalist.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Page and Company, 1921. p. 342-5.

33.Hearings Before the Committeeon Ways and Mean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n the Proposed Revenue Act of1918, Part II: Miscellaneous Taxes (Washington,DC: 1918), 967ff., available online,accessed January 19, 2011.

34.Stephens,Oren. Facts to a Candid World:America's Overseas Information Progra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p.33.

35.Fleming, The Illusion of Victory. p. 148-149.

36.Fleming, The Illusion of Victory. p. 315.

37.For Wilson's support of Creel to a group of senators, see Thomas C. Sorenson,"We Become Propagandists," in Garth S. Jowett and Victoria O'Donnell(eds.),

Readings in Propaganda and Persuasion: New and Classic Essays (Sage Publications, 2006), p. 88.Asked if he thought all Congressmen were loyal, Creel answered: "I do not like slumming, so I won't explore into the hearts of Congress for you."Wilson later said: "Gentlemen, when I think of the manner in which Mr.Creel has been maligned and persecuted, I think it is a very human thing for him to have said."

38.Jump up to:a b Creel, How We Advertised America, pg. ix.

39.Cravens,L.D. (2017). World War I’s Debt to Marketing. In M.M. Hoque Bhuiyan (Ed.),Conference Proceedings of World Business Institute – 45th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search Conference – Las Vegas. Melbourne, Australia. Access: https://wbiworldconpro.com/pages/previous_confo/las-vegas-conference-2017-october

40.Ronald Steel, Walter Lippmann and the American Century. Boston: Little, Brown, 1980, pp. 125-126, 141-147;Fleming, The Illusion of Victory, pg.335; John Luskin, Lippmann, Liberty,and the Press.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72, pg. 36

41. W. Lance Bennett,"Engineering Consent: The Persistence of a Problematic Communication Regime," in Peter F. Nardulli, ed., Domestic Perspectives on Contemporary Democracy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8), 139

42.MartinJ. Manning with Herbert Romerstein,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American Propaganda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24

43.Manning,319-20

44."Dennis J. Sullivan collection: Veterans History Project (Library of Congress". memory.loc.gov.Retrieved 2017-05-09.

延伸閱讀

· 克萊斯蒂娜·本森:“公眾信息委員會:一場跨媒體戰爭政治宣傳運動。”《文化科學雜誌》5.2(2012):62-86.在線獲取

· 克萊斯蒂娜·本森:“公眾信息委員會檔案分析:政治宣傳、新聞與流行文化間的關係。”《國際技術、知識和社會雜誌》(2010)6#4

· 喬治·T·布萊基:《後方的歷史學家:一戰中的美國政治宣傳家》,肯塔基州列剋星敦:肯塔基大學出版社,1970年,ISBN0813112362 OCLC 132498

· 威廉·J·布林:《山姆大叔在國內:平民動員,戰時聯邦制與國防委員會》,1917-1919.康州韋斯特波特,格林伍德出版社,1984. ISBN 0313241120 OCLC 9644952

· 蘇珊·A·布魯爾:《美國為什麼打仗:從菲律賓到伊拉克的愛國主義和戰爭政治宣傳》(2009)。

· 費迪南·法謝:《宣傳美國,建設國家:一戰期間後方的儀式》。美國研究中的歐洲貢獻44(2000):161-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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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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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喬治·克里爾:《我們如何宣傳美國:公眾信息委員會將美國主義的福音傳播到世界各地的驚人故事》。紐約:哈珀兄弟出版社,1920年。

· 《喬治·克里爾號召報界人士為國家無私服務》,《編輯和出版社》雜誌,1918年8月17日。

· 美國:公眾信息委員會。《國民服役手冊》(1917)。在線免費獲取。

檔案

“公眾信息委員會的記錄”

外部鏈接

· 蓋·斯坦頓·福特,“公眾信息委員會”,載於《歷史展望》,第11卷,97-9期,由一名與會者撰寫的簡史

· 南亞美洲數字檔案館((SAADA))公眾信息委員會材料

· 開放圖書館。沃爾特·李普曼:《公眾輿論》。1922年

· 公眾信息委員會

· 誰是喬治·克里爾

· 一戰:大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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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簡介:本文譯者CHS為理科博士,科技從業者,專長為計算機技術,有多年海外生活經歷,對國外社會有獨特的觀察。作者授權風雲之聲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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