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国内有多个大大小小摄影展，有专业的、也有业余的，爱好摄影的文艺人士总会想跟同好分享照片。如果要问第一个非官方的摄影展是什么时候，估计绝大部分人都答不出来。答案是：1979年，北京的一群年轻人以完全民间的方式筹办了建国以来首次非官方摄影展，并因此组织了一个民间群众摄影团体——四月影会。其中四月影会的一位重要成员：任曙林，写下了对当年参加影会展览的独家记忆。
作者 & 摄影 | 任曙林
来源 | 公众号“谷雨计划”（ID：guyuproject）
△ 中学生在操场，北京，1981年6月。
我喜欢拍照片开始于“文化大革命”中。新华书店里只有一种讲摄影的书，是上海出版的，很薄，比一般的书窄，有一条黑边，多是关于技术方面的。那几本书都快被我翻烂了。能看到照片的那几本画报，总是那一套，没劲。后来发现了一本《人民中国》，好像是日文的，里面的图片挺新颖，那段时间我经常剪贴它，心想这本杂志的记者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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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见到好东西，是在1978年有机缘参加了池小宁家的星期五沙龙以后。那是一段恶补时期，还有那形形色色的各路豪杰，好像一下子从地里冒出来。
这个沙龙不知为什么把学习的时间定在星期五晚上，那时星期六还要上班，我需要从卢沟桥准时赶到北京西城的新太平胡同11号，那是池小宁的家，也是我们学习的课堂。学习结束后，我必须坐夜班车赶回卢沟桥，不能耽误第二天上班。在参加星期五沙龙之前，我跟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一位摄影师学过几个月，不时跑到劲松他的家里去上课。他的教法有些苏联，由于是父亲老战友的介绍，我必须认真，不过说心里话，他拍的电影我不喜欢。他总是用他的电影镜头给我举例，特别讲究光线，画面的结构分析。他每次都给我布置些作业，我好像没怎么完成，因为我对他的讲授没有感觉，越听越茫然。幸好不久之后参加了星期五沙龙，我获得了解放，又呼吸到新鲜的空气。
在星期五沙龙，大家谈起摄影都是来自自己的实践，自己的经历，鲜活而生动，故事性很强。这里有野外拍景的，也有室内拍静物的，有街头拍纪实的，也有专拍人物肖像的。有一点大家是一样的，都是自己冲洗胶卷，自己放大照片。手艺不同，暗房功夫五花八门。在1978年到1979年，我们在池小宁家搞过两次摄影展，那时叫观摩，相互切磋非常过瘾。三间平房，大屋环室两圈小线，大小不一的手工放大黑白照片，用曲别针固定在小线上。1979年元月那次内部摄影展，我们还设计了沙龙的徽标，放在展览的第一位置，大家很是自豪。
这个沙龙什么人都请，画画儿的，写诗的，搞雕塑的，拍电影的，甚至还有放大专家，造照相机的。我们的老师狄源沧先生懂外语，他有许多原版画册，最宝贵的是他从不照本宣科，总有自己的立场和见解，纵横驰骋。我们每每把自己的照片交给老师评论后，他会记住，说不定哪天讲到那位大师时，冷不丁把你的哪张照片列举出来，这是令我们惊喜的时刻。
经常来沙龙的有二三十位，干什么的都有，摄影题材、手法五花八门。1979年元月份，王志平和李晓斌来到星期五沙龙，那是两位风格截然不同的江湖高手，从开始的相互打量到相互认可，这历史性的会面奠定了后来四月影会的基础。有一段时间北京东四三条35号成了我常去的地方。王志平的家与池小宁家风格不同，余则相同，都是进屋没地方坐，没水喝，却人满为患。彼此热情交流，诚心相待，这氛围、这感觉现今已经很难寻觅了。
△ 1979年4月26日，北京中山公园。四月影展影响颇大，有关方面组织了座谈。星期五沙龙是影展中独特的一群，开会时大家也要坐在一起。
△ 1979年4月26日，北京中山公园。四月影展影响颇大，有关方面组织了座谈。星期五沙龙是影展中独特的一群，开会时大家也要坐在一起。右二为任曙林。
大家在1979年4月中山公园举办了第一回展览《自然·社会·人》 ，那时真是思路开放、百家争鸣。我对第一回展做了详细的笔录，七次往返卢沟桥工厂与北京中山公园兰室，逐幅编号采写，或褒或贬，随心而去。四十五位作者的一百七十余幅作品，连同它们的标题与配诗，最终汇集成一万五千字的备忘录。记得我把女友也叫到现场，让她把观众留言全抄下来。那次看展的人特别多，又喜欢留言，几天就可以写满一本。四月影展第二回在北京的北海公园举行，那一个月的画舫斋也是天天人满为患。那次展览有印刷目录留世，我不用站在现场受累了。
参加四月影会与离开工厂几乎是前后脚。到了新单位又干上了摄影专业，那时的心劲儿之高可冲云霄，煤炭科学院要求我经常出差，正中我下怀，满身的野性正想要释放出来呢。那一两年，绿皮火车载着我开始了真正的周游世界，少年时画的地图今天终于可以实地看看了。有所不同的是，经过星期五沙龙和四月影会，我走在路上再也不是看风景那么简单了。我与景物之间有了一个镜头，透过它去看，所有的东西都不一样了。我在乡村和城市间游荡，什么都拍，随意得很。人在旅途心思单一，感受就多，这样拍起照片来就很痛快。坐火车时，我就从车头拍到车尾，无论男女老少，包括乘警，“一网打尽”。中小城市的演出，我敢到舞台中央取景，居然没人把我赶下去。这期间，我还喜欢同人聊天，不管什么人都能套上近乎。这种不规范的采访给我的拍摄带来不少机会和好处。
阿炳一直是我心中的英雄，一次行走到无锡，寻找遗迹不见，就找到电影《二泉映月》的作者，很真切地采访了一番。一下子知道了许多书本上没有的真实与细节，阿炳不再是偶像，更像个可以亲近的老人。照片是要拍的，我跑到无锡市锡剧团，找到团长，说我要给在电影中扮演琴妹的演员拍照片。我不知道当时人家怎么就同意了，把演员叫来交给我。从练功房到宿舍，最后我还把女孩带到街市和野外折腾了一番。
△ 锡剧演员叫袁梦娅，《二泉映月》女主角。江苏无锡，1980年5月。
无锡到处是河，街巷人家令我着迷。傍晚时分，家家的生活都呈现在眼前，北方的我只是担心胶卷不多呀。一条渔船迎面驶来，但见船家摇橹使桨，太有风情了！谁知，看时迟，走得快，挺大的木船一晃而过。好在无锡水路与街巷密切相连，这个河口错过，可以跑向下一个。好在那时精力旺盛，手持120双镜头相机扭头就是一通狂奔，赶到下一个河口，船已行过。速度不够，加速而已，又是一个几乎短跑的冲刺赶到再下一个河口，船已近前，拍了一张不过瘾，继续狂奔。就这样，为了一个船家，我跑过好几个街巷，气喘不止，终于追上，满是人气的一条船来到近前。不知是否精诚所至，我登上了船，看到了那陌生而真切的世界。真好啊！满眼鲜活，一片生机，水汽连接着地气，我觉得我来到了我应该来到的地方，那是一个久远的元初。顺水成章的是一家老少男女安安稳稳地留在了我120相机6×6的底片上。
△ 船家，江苏无锡，1980年5月。
除了记录，我也有作品入选四月影会的三次展览。首次展览展出了我的《尽在不言中》。那是一次我和朋友去中国美术馆看展览，他把女朋友也带去了，在门口廊子上休息时，我把他们俩给拍了下来。自我感觉挺生动，也很真实，就送展了。
△ 尽在不言中，北京中国美术馆，1977年5月。
四月影会第二次展览，我有八幅作品入选，四幅拍摄于农村：《赶集》《城里来学生了》《卖瓜的小伙子》《三儿说，下午去摸鱼》，四幅拍摄于城市：《彼此》《今天我休息》《这比带兵难多了》《哥儿四个进城逛逛》。在农村拍的那四幅大家比较喜欢，拍于城市的那幅《这比带兵难多了》有人不喜欢。
△ 城里来学生了，北京顺义，1979年6月。
△ 赶集，山东新汶县，1979年11月。
△ 卖瓜的小伙子，安徽宿县，1979年7月。
△ 这比带兵难多了，北京和平里，1979年7月。
1980年10月我在济南见到一份中国摄影家协会的参考资料，有文章说我那张照片表现解放军谈恋爱，不讲军风军纪，部队的同志看了不舒服，这能代表解放军吗？文章还说人民的摄影家标志之一是要有全局观点。
事情是这样，我在济南认识了几位影友，他们听说我是四月影会的，便商议组织一次聚会，让我讲讲北京四月影会的事。记得那天还来了些官方的记者，省美术馆大厅里十分热闹。我介绍了四月影展的情况，解释了一些传言。有人知道我是《这比带兵难多了》的作者，便把那份影协的参考资料拿来，向我发问。这阵势我没见过，但我不怵，可我要怎么回答呢？讲大道理，就要争吵；说跟着感觉走，人家又不信。也就扯扯，友情为重了。
那时摄影还没有完全从“授业解惑”中解放出来，大家又缺乏对自身的认识，如何观看照片还在用旧观念去套。那几年拍农村的多，除了有些猎奇、俯视和容易取得共鸣的因素外，也有某种逃避、自恋和消遣之意。而城市题材拍得少，除了技术原因，主要是会涉及自身，心态较难平和，加上社会发展迅速，沉下心来感受也不是易事。这几年，有人提出都市摄影的概念，指出这是发展趋势。我倒认为研究一下影像本身是什么更重要。
在济南的聚会上，大多数人还是很赞赏四月影展的，比如我那幅《彼此》，大家就很喜欢，甚至有人说是生活的旗帜，深刻反映了社会发展什么的。山东的朋友们更多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要说明一下，四月影展第二次展览之后，曾在全国巡展，转到济南是1980年国庆节前后。我正好在1980年10月出差到济南，引出这些事情，这也算是种缘分。它使我第一次感受到传播的力量和乐趣。
△ 彼此，北京西直门，1979年6月。
四月影会第三次展览上，我的作品《裤腰带和鞋子》和《丈夫、妻子和孩子》拍的都是儿童。那年我二十七岁，发现自己对儿童的世界已经有些陌生了。我在拍儿童时往往承载着成年人回忆的重负，而非他们的世界。这种自我陶醉式的即时性，它的人文精神比较表面，有意味地构成比较概念。而在有些照片中，我开始发现一些更纯粹、更本质的东西。这对我后来拍中学生影响很大。
△ 作品《丈夫、妻子和孩子》，山东青岛，1979年11月。
1981年后，四月影会完成了它的使命，驾鹤西去了。我是凡人，还需人间烟火。我选择了城市，选择了学校，选择了中学生。1979年我有机会拍了一次高考，后来断断续续到学校拍过一些中学生，1980年以后便专心干起这一件事。人一旦进入校园，便被吸引住了。这个相对独立又同社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群体，给我提供了一块很好的影像实验场，使我能有较平静的心态来感受视觉形象，尽量使拍摄变成一种阅读。在这种相互激活的过程中，我慢慢体会出新的交流和感知方式，逐渐发现记录现实的瞬间有更多可能性。它较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对摄影的一些基本看法。
△ 北京171中学教室，1983年12月31日。
关于任曙林
任曙林，著名摄影师、四月影会重要成员，1954年出生于北京，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摄影系，1976年开始摄影，代表作有《1980年的北京高考》《八十年代中学生》《气息》《两个女人》《云南风景》等。
本文节选自《星期五沙龙 四月影会 星星美展》一节，收录在任曙林新作《不锈时光》中。这是一本带有自传色彩的回忆录，也是摄影师任曙林对影像的文学化书写方式的尝试。《不锈时光》目前已由新星出版社出版。（本文由腾讯新闻出品。未经允许禁止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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