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万里学院 曹汝平
宁波华花圣经书房的前身原是美国长老会设在澳门的“华英校书房”。1844年2月，该书房的负责人柯理夫妇抵达澳门，同年6月在传教士娄理华的协助下书房正式开始排印工作。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书房已完成了美国长老会预定的出版目标。1845年北迁至宁波并更名为“华花圣经书房”。
1.北迁宁波的缘由
为什么华英校书房只在澳门短暂运作便迁往宁波呢？我们认为，之所以需要北迁至宁波，其缘由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按照1842年《南京条约》及其附加条约的规定，宁波、上海等五个沿海城市作为通商口岸对外开放。在上海还没有产生影响力之前，宁波“提供了一个在高尚居民中进行安然的传教工作的有希望的地区，是帝国中最好、最大的城市之一”，1844年宁波对外贸易额为500,000元，占全国总额的37%，且这一年7月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也确保了来华传教士的利益和要求。而且美国长老会澳门华英校书房的主要目的是传教而非营利，再加上在澳门的传教事务越来越多，印刷所运转所需的费用与日常开支也比较大，为降低成本，印刷所因此有必要迁至宁波。
其二，基督教新教徒对中国传教事业充满了浪漫激情。1829年，荷兰传道会传教士郭实腊在写给裨治文的介绍信中，曾乐观地宣称：“福音将最终征服整个中华帝国，其芸芸众生将属于上帝”，他在《三次航行中国沿海记》中也表达过类似的情绪：“中国人将从根本上变成上帝的子民，凡是相信《圣经》人，都能得到快乐”。包括即将远赴中国传教的裨治文在内的诸多传教士对此都抱之以乐观心态，因为第二次“大觉醒运动”（the Second Great Awakening）中带来的乐观情绪也正影响着美国新教徒，他们相信，中国、印度、非洲以及太平洋各岛上的居民都会乐于接受上帝的福音。《南京条约》签订的“五口通商”更加刺激着传教士们的热情，他们想让更多的中国人接受基督教。在他们看来，处于广阔大陆前沿的宁波背靠膏腴精粹、人杰地灵的华东地区，而且早有与海外通商的传统，在经济、文化和福音传播方面有着无可比拟的地理优势，此时的澳门已基本失去了福音传播前哨站的价值，也无法适应福音传播的实际需求，因此有必要迁至发展空间更为明朗的宁波。
英军随军医生爱德华·克里所绘水彩写生画《宁波街景》，1844年或1845年。克里1841年10月曾参
其三，澳门已有诸如东印度公司所属的印刷所，该所曾先后印刷出版过马礼逊的著作《华英词典》（1815-1823）、《汉语对话与句子》（1816）、《中国大观》（1817）以及《杂文编》（1833）等书，这无疑会对澳门华英校书房的业务带来影响。也可能存在另外一个直接促使书房搬迁的原因，即按照台湾学者苏精先生的说法，是柯理自行主张将书房迁移到宁波，原因在于他对娄理华离开澳门后接手工作的传教士哈巴安德很不满意，认为哈巴安德刚刚抵达澳门不久，却对柯理妻子的健康问题没有根据地说三道四，因此擅自主张北迁宁波，以摆脱哈巴安德。当然，这只是让书房提前搬迁的缘由之一，并不能说明柯理凭一己之力就能将书房迁至宁波，否则无法解释搬迁经费来源、抵达宁波后即刻就能入驻等一系列相关问题。
2.书房的成就
1845年7月19日，柯理夫妇带着两名工匠和印刷机器、活字抵达宁波，在宁波布道站传教士的协助下，租用江北岸的一处外国商行作为印刷所兼居住地。同年9月11日，长老会在甬传教士召开年度会议，决议事项之一就是将印刷所的名称由“华英校书房”改为“华花圣经书房”（Chinese and American Sacred Classic Book Establishment）。1846年2月，宁波传教士召开月度会议，商议将书房搬迁至卢家祠堂，空间比商行宽敞，租金却是一样。同年4月9日，华花圣经书房乔迁至卢家祠堂，堂内各房间被分设成印刷室、铸字室、装订室、主任宿舍、工匠宿舍和书库等，从房间布局中可以看出书房当时的印刷工序与管理方式，这种印刷生产方式一直持续到照相排版技术出现后。
1847年初，由于卢姓家族中道衰落，有意将家族祠堂典让给宁波传道站，双方为此洽谈了两年之久，终于在1849年1月达成协议，典期40年，到1888年止，价格为3,304串钱。到1860年底迁往上海为止，传道站曾对祠堂进行了维修和增建。在此期间，由于内外环境和西方印刷技术等因素的影响，宁波华花圣经书房在经营管理、印刷设备、技术应用产品与产量等各方面都保持了相对稳定的状态，这对晚清中文印刷出版与传播都具有重要意义。
书房的制版、印刷等事务由美国长老会委任的出版委员会负责，柯理担任主任（1845年7月至1847年8月），主要成员包括娄理华、克陛存两位传教士。委员会的主要工作内容是遴选所印书籍及其印数、编辑、校对、发行，也包括完善印刷所使用的金属活字以及规划书房的未来发展。在近15年的时间里，宁波华花圣经书房虽然在规模上没有得到大规模扩展，但出版业绩不俗，共出版106种、约1452261册图书，除去宗教类印刷品，其中还有19%的出版物涉及天文、地理、历史、经济、语言等世俗性内容，这些出版成就多被记录在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编撰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名录》一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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