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时，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浙江兰溪的范浚，以儒家“仁义心性为本体”，结合自己独到的见解与思想，开启了文道并重、六经与子史并重的治学之风，自宋朝以来到明清，受到著名学者及朝廷的高度评价，说他是“经济之才，宏博之学。识见之高，制行之确。诚一代伟人，乃万夫之先觉。”因而声名远扬，追捧者众多。
1140年，澧州文友苏庠邀请范浚来澧浦游玩。范浚出身于官宦世家，祖父、父亲都是进士，并官至大夫。兄弟十人，除一人是举人外，其余全是进士并做官。独范浚一人是个另类，不喜荣利，不喜官场，可耳边成天全是父母兄弟劝其当官耀祖的叨唠，在这种环境中想独善其身颇感压抑。所以接到苏痒的邀请，自然欢喜，带着逃离家园的心情来到澧州。
苏痒和儿子作陪，一路游玩，彭峰迭嶂，古树苍翠，兰江绣水，仙洲芳草，岸边芦苇摇曳，轻风柳絮飞扬。乘一叶小舟，沿兰江东游，看关山烟树缥缈，听珮浦渔歌悠扬，观洞庭烟波浩瀚，赏湖中芙蓉争艳。晨看日出，波光映红天际；暮观日落，霞飞绚烂多姿。一路佳境，美不胜收。
从聊天中，苏痒得知范浚想隐居的心境后，极力劝说他在澧州讲学。多日游山玩水，范浚早已喜欢上了这块鱼米之乡，从兰溪走来，驻足兰江，他认为这也是冥冥之中的一种缘分。隐居在澧州，无人知晓自己的身份，一边修身养性，一边传道授业，日子倒也安静。
于是，便在澧水南岸，关山之麓的一条小溪东侧，紧邻宁极道观之处，筑起一座草庐，取名溪东书院，开始收徒讲学。在他的随记中，他把这条无名小溪唤作“濂溪”。濂溪后来因宋道士莫元良重建宁极道观，被皇帝赐观名“银溪观”而被民众称之为银溪。
范浚治学，有其独到的精深造诣。他提倡德性第一，强调道德修养的重要性；提倡修身，养气，笃学，致用；忧国爱民也是范浚毕生追求和实践的重要思想。精彩的授课赢得门徒无数，受到澧州乡绅的敬重。
书院的生源越来越多，范浚又扩建溪东书院，招助手，自任山长（也就是现在的教授）。在澧州银溪讲学数年，溪东书院广为人知，人称范浚为“香溪先生”，历史上留下了“澧阳有香溪”的佳话。
朱熹是范浚的崇拜者，范浚在兰溪老家时，慕名拜访过两次，都未遇到人。1150年，范浚早逝，年49岁。朱熹又亲临吊唁。香溪范氏宗祠有楹联云：“朱子三方地，朝廷七聘家。”
1183年深秋，朱熹拟与时为鄂州通判的弟子刘子澄一道，最后修订完善《小学》一书。而此时朱熹的得意门生曹彦约正在澧州任职，听说恩师到了鄂州，便盛情邀请来澧一游。朱熹一踏进澧州，直奔苏庠与范浚的讲学之地——溪东书院，凭吊先贤。
曹颜约带着澧州大小官员、士绅和诸生学子到溪东书院恭候，欢迎朱熹的到来。朱熹也格外激动，祭拜完毕后，情不自禁地走上溪东书院讲坛，从传讲《心箴》名文入题，以儒学的精髓、理学的要旨为中心，深入浅出地讲述了他与张栻自岳麓书院会讲以来，臻于成熟、被后世称为湖湘学派的主要观点。朱熹在畅抒儒家哲学的理想境界，又结合各阶层人士的人生实际释疑解难的讲学中，联系澧州人熟悉的苏庠、范浚的思想人品等实例，以大师的智慧和风度循循善诱，赢得一片掌声。
朱熹的澧州之行，使书院建设得到重视。当时的文山书院已破败不堪，溪东书院也过于简陋。但因政府经费紧张，朱熹暗示因陋就简，复兴书院，修建文庙。
十多年后，朱熹再来澧州，除了在文庙讲学外，专门督促书院的修复。他建议当时的州守霍篪和安乡县令刘愚，分别修复范仲淹幼年在安乡兴国观的“读书台”和游学澧州时洗墨的“洗墨池”遗址。然后商定修葺溪东书院，并确定溪东书院专辟一室，供奉范浚和范仲淹石像，让政府拨祭田经费。后来，民间亦将“洗墨池”遗迹修葺为“范文正公读书堂”，专门祭拜。
三十年之后，澧州府又重修溪东书院。认为范仲淹的大志、大勋，堪为人之楷模，为让全澧州士子景仰学习，应将立有范文正石像的溪东书院，徙建于州城附近来。
这个由官方融资开办的溪东书院，规模宏大，《澧州志》中有这样的记载：中建一堂，旁列两庑；设四斋以育士，植五间以为门；后创一楼，匾日“通经”，盖取文正公读书十年，大通六经之旨之意；立文正公祠于堂之东偏。外又辟一门，缭以周垣，克壮形势，栋宇华丽，轮奂鼎新，实一郡之伟观也。斯堂之役，郡博士郑自得、掌籍吴杰、直学张辙实董之，以底成绩。堂成，士未有养，乃括没官之田，得数百亩，拘而籍之。贰车马公壬仲又助金千缗，增鬻田。
壮观宏伟的溪东书院，招收州属四邑（即宋时澧州所辖慈利、石门、澧阳、安乡四县）生员，由原先的私人书院变成了以官拨学田为固定经费的州级书院。
到了明朝以后，华阳王为了方便王府公子的求学读书，在洗墨池旁划出一块土地，重建溪东书院。
几十年之后，户部尚书澧州人李如圭回家守孝，州行政长官汪赐委托他和同知（副知州）欧阳席重修溪东书院。
欧阳席和李如圭等人在重修书院时做了几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一是在元代溪东书院旧址上建起了教学设施规范的书院，堪称“一方伟观”；二是为范仲淹修建了祠堂，绘制了画像，以供世人瞻拜；三是疏浚修砌了洗墨池，并“建亭于池头”，以弘扬范仲淹精神，这是澧县一中“后乐亭”最早的文字记载；四是找回了元代至元年间所铸的溪东书院香鼎，作为修复书院的重要依据；五是确立了书院于春秋两季隆重祭奠孔子等历代先贤的常规活动制度。
这次溪东书院的重修，既是顺应全国教育发展的大趋势，也与当时学校教育的弊端和新的学术思想传播密切相关。因建于洗墨池旁的原范仲淹读书堂的遗迹上，所以书院也称之为文正书院。
当时书院的教授内容，以国家兴亡为重，提倡气节，崇尚实学，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教材除了《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儒家经典外，对兵、农、钱、谷、水利、马政之类也给予充分关注。教学活动丰富多彩，包括明德、背书、诵书、习礼、课艺、讲书、歌诗等各个方面，基本上做到了教、学、做三统一。
明代溪东书院的办学经费支出，仍然由学田来维系。由于溪东书院为澧州最高学府，学田主要由州府划拨，也有部分由私人捐献。学田的收入足以维持书院的正常运转。后来随着明王朝的衰亡，因战乱而废止。
到了清乾隆五十四（1789）年，澧州守道臧荣青等地方官员，又捐廉息银，在原溪东书院旧址重建书院，名之为“澧阳书院”。
溪东书院从范浚于1140年左右兴建，历宋、元、明、清几代，到后来在其原址更名为澧阳书院，至1901年其书院使命的终结，前后共历时761年，为澧州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才，也营造了澧州的书香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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