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改革開放四十週年，同時也是近年來改革呼聲最大的一年。針對經濟增速下行的壓力，包括厲以寧、吳敬璉在內的眾多經濟學家，他們在各自關注領域建言獻策。有宏觀層面的督促落實改革，有具體指標的減稅降費，有事關長遠的人口政策改變，還有解決當下困境的地方債問題……在各個經濟領域，改革始終都是關鍵詞。
原子智庫關注中國經濟，傾聽改革聲音。2018年即將結束，原子智庫盤點今年經濟學界著名的改革呼聲，選出10則，和讀者一起回顧。
這些改革獻策，有來自厲以寧、吳敬璉這樣德高望重的經濟學者，也有中青年的機構經濟學家。很多呼聲不是一人的創見，有些建議已被提出許多年，也許還有更重要的聲音沒有入選——即便如此，這些話語被選出來，乃是具有很強的代表性。
厲以寧 北大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
當前的主要任務是結構性改革
我們今天再進一步發展經濟，一定要把路線搞對。路線已經不是從前的單純引進來那些機器設備。重要的問題是跟上世界的潮流，要有制度創新，技術創新，品牌創新。這都涉及到結構性調整的問題。
我們不要認為結構性調整很容易做。結構性改革有多難，我們看看歷史就知道。結構性改革需要埋頭做，當前的主要任務是結構性改革，結構性改革一定要把改革開放連在一起，這樣的經濟才能夠上新路。
——厲以寧：結構性改革是當前主要任務
吳敬璉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改革是否落實，要一項一項查
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議就是我們要建立的基本制度，現在過了四年多，要檢查一下，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裡面講了336項改革，一項項的檢查，到底做了哪些工作，哪些東西需要改進，哪些地方原來執行不力，有很多實際的事情需要去做，而不是喊口號。中央提出的口號是高屋建瓴的，但是不能落到實處就變成一紙空談。
——吳敬璉：改革是否落實要一項一項查
王小魯 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
恢復市場功能，促進改革
貨幣政策在持續刺激投資，財政政策偏重於政府投資，產業政策是鼓勵某些特定部門的行業的投資，各地地方發展政策都在以各種優惠手段來招商引資，刺激投資。這些政策疊加在一起，造成的結果是大幅度的提高我們的投資率。反過來降低了消費率。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相對不足，收入分配嚴重不均，也影響了居民消費。
很重要的一點，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在過去某些時期是受到干預，政府太強了，政府太希望推動經濟增長了，在某些方面替代了市場的作用。這對企業提高效率和創新發展是有不利的影響。
——王小魯：2030年中國將成高收入國家
梁建章 攜程旅行網董事局主席
取消二孩政策，鼓勵生育
到2030年，中國25歲至35歲生育女性的數量將以驚人速度下降。從今天開始，未來10至20年間急劇下降，平均每年減少3%到5%。在未來十年到二十年間，將下降30%~50%左右。這種情形將嚴重傷害到中國經濟。
中國的人口規模以及人口老齡化都面臨嚴峻問題。中國能做的事情，就是取消一孩政策，取消二孩政策。和許多國家一樣，推行鼓勵生育的政策，改變這種狀況。如果中國繼續像現在這樣下去，經濟增長和創新能力將在十到二十年後，遇到很大的困難。
——梁建章：中國應該取消二孩政策，鼓勵生育
姚景源 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
地方債地方還，中央不再兜底
我在地方工作過，那時候也借過錢。但是我們內心當中確實覺得，我借錢不怕，因為有中央政府在那兒。地方政府借錢的那天，他就沒有想好怎麼還，甚至根本就不想還，這不叫風險嗎？當然這更是少數的地方政府，他有借的錢，他搞形象工程、政績工程、無效工程，我們對這塊要讓它能夠保持一個健康的狀態，要防範它的風險。
——姚景源：中央不再兜底！地方債，誰來還?
柴青山 中國反洗錢中心前副主任
要信貸上支持民營企業
商業銀行有必要提升金融科技水平，提高服務民營企業尤其是長尾客戶的能力，並在風險定價、追蹤企業貸後經營狀況和主要資金流向、深化對客戶行為等非結構性數據的分析、廣泛運用互聯網扒蟲及非央行徵信工具（如反欺詐）等方面縮小與主要互聯網金融企業的差距。
我們相信，只要商業銀行在主觀上重視民營企業，在風險控制、審批權限（多數銀行早就上收了）、考核制度及盡職免責認定上作出積極的轉變，銀保監會提出來的“一二五”奮鬥目標是一定能順利實現的。
——柴青山：為什麼應在信貸上支持民營企業
許善達 國家稅務總局原副局長
到了該實實在在減稅的時候
稅制建設第一個原則，應該先確立這個經濟體在全球化的形勢下有沒有競爭力，稅制具備不具備讓企業有足夠的競爭力，在全球能夠不被別人所淘汰。從2013年開始討論宏觀稅負，2016年降低宏觀稅負的決議，全面推行營改增，然後再說營改增以後仍然要減稅，這些政策的決策都已經做出來了，我認為我們需要加大力度，加快速度。現在世界上的競爭是非常尖銳的，輕輕鬆鬆的日子已經沒有了。
——許善達: 工薪階層個稅高達45%遠超發達國家
陸銘 上海交通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特聘教授
中國應堅定發展大城市
許多人簡單地將“城市病”與城市人口規模聯繫在一起，然後由此得出應該控制城市人口規模的結論。實際情況是，“大城市病”不是城市擴張本身帶來的，而是取決於技術與管理。只要治理得當，人口多或者人口密度大並不一定就會出現嚴重的擁堵問題。
人口密度大，同時基礎設施和服務完善，利用規模經濟，人口密度高反而有利於城市投資地鐵、地上地下通道等基礎設施。此外，調整產業結構，鼓勵環境友好型的生活方式，也能減輕“大城市病”帶來的問題，我們不能因為害怕“大城市病”而制約城市發展。
——陸銘：中國的大城市還不夠大
傅蔚岡 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執行院長
公積金制度應當改革
為什麼他們願意支付高昂的服務費來套取公積金？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對於這部分群體而言，公積金已經是“沉默成本”，如果不能支取出來，那就是純粹的損失；相反，如果支付25%的中介費就能夠提取公積金，那麼就意味著有75%的收益。
在目前公積金制度設計下，無論是中央下文要求各地放鬆貸款准入門檻還是解決異地貸款難問題，對那些高收入階層是更方便，而對低收入階層的生活改善並沒有特別大的意義。為了公平起見，解決公積金問題的出路除了通過打補丁的方式進行升級，或許還可以考慮卸載，即取消公積金。
——傅蔚岡：公積金制度弊病叢生，怎麼辦？
邢自強 摩根士丹利中國首席經濟學家
把國企30%的股權劃給社保基金
如果把國企30%的股權劃給社保基金，把他要提升的這種紅利分紅的比率也上升到30%左右，足以去覆蓋未來人口老齡化帶來的社保收支缺口，這樣就不用在全社會企業當中增加社保的繳費比例。中國目前企業承擔的社保員工繳費比例是30%，在全球算是相對比較高的，有進一步下調的空間，前提是盤好國企資產的收益。
——邢自強：劃撥國企30%股權和分紅給社保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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