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曲家是音樂創作生產的主體。古今中外優秀作曲家的創作實踐和他們成功的音樂創作作品充分地證明,社會生活中的人物、事件、自然景觀、社會意識或精神活動對作曲家的吸引和激勵,促使他們主動地去發掘人的存在、人的生活意義以及這些事物的價值和美,併產生以音樂這種特殊藝術手段進行藝術創造的衝動。
這一則體現了“情以物遷,辭以情發”、“情以物興”的藝術創作規律,二則更表明了作曲家主體表達某種精神形態的原發主動性。19世紀德國作曲家、音樂評論家舒曼說:“世界上發生的一切:政治、文學、人類都使我激動;對於這一切我都按照我的方式進行考慮,然後一切都通過音樂來發洩,去尋找一條出路。
作曲家們就是這樣,憑著自身的音樂藝術敏感和對社會的熱忱,對社會的責任感、使命感,主動地從事音樂創作生產。我國南宋音樂家和詞人姜夔,他流芳千古的自度曲《揚州慢》、《鬲溪梅令》、《暗香》、《長亭怨慢》等作品,情調雖然傷感,但含蓄而委婉地表達了作者憂國憂民的苦心。這本身就體現出了創作的原發主動性。
近代作曲家蕭友梅的聲樂作品《問》,表達了當時愛國知識分子面對軍閥混戰、外族欺凌的現實迷茫、憂慮之感,更反映出作曲家“通過音樂來發洩”的主動出擊精神。聶耳、冼星海以及中國大陸近現代的一大批作曲家和海外的華人作曲家們,在他們的創作生產活動中,均是以不同的音樂內容、形式或體裁,來主動地表達他們對社會的認知和感慨。作曲家們的創作生產活動,是主動的創作生產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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