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兩次逗留閬中,真的是“浪漫主義情懷”麼?

杜甫兩次逗留閬中,真的是“浪漫主義情懷”麼?

誰還活在漢語文學教材裡

活在和平年代的詩歌裡

活在天下蒼生的感恩裡

誰在世界與民族的詩史裡

宛如在浣花溪邊的草堂裡

宛如在州城南的茅齋裡

那個唯一的人就是杜甫


杜甫在閬中留下了六七十首詩歌,也留下了兩處勝景:一是錦屏山上歷史悠久的杜少陵祠堂,一是新建於城南江邊與錦屏山遙遙相望的草堂。

杜甫兩次逗留閬中,真的是“浪漫主義情懷”麼?


想起杜甫,就會想起一個在亂世未路上顛踣的行者,一個衣食未安思想末安的老者。想起杜甫,人的心會沉鬱起來。眼晴行走在他的雕塑與詩行上,定然會感覺他偉大的苦吟,吟出了漢語之美,人心之美,也吟出了困厄人生頓挫的韻律與生命的苦楚。

詩人可以說是靠感覺生活的主觀主義者,英國詩人濟慈在給貝萊先生的書信裡說,審美的人“擁有現世的幸福而過得快活…從感覺中尋找快樂而不是從慾望中引找快樂”。濟慈說:“我只確信內心感情的神聖性和想象力的真實性。”他又說,激情和愛情在達到它們的崇高境界時能創造出本質的美,“但願人們能夠靠感覺而不是理智來生活”。

沒有多少人比詩人感情更豐富,感覺更入微,然而也沒有人試圖想象杜甫感情生活的浪漫之美。從現實意義上講,一個亂世漂零的流浪詩人,拖家帶口,妻子兒女常處疾病與飢餓之中,他必然難以安置身心,他是不可能考慮基本生活需要之外的享受的。然而誰說他不富於浪漫精神?

他正是以自己的現實主義詩歌一一寫實的思想審美的形式一一對抗無法安頓生活的悲慘現實。黃四孃家的花兒,能給他一些難得的心靈享受,蓬萊閬苑的無限風情,也給了他足夠的精神撫慰。

有天,我陪伴朋友逛古城,走到臨江的一條小街時,朋友忽然提起了杜甫來閬的浪漫由頭。

在華光樓附近,那條離落下閎故居很近的小街上,我看到了地質史上的奇觀一般,驚奇於時光遺留在人類穴居文明史上的印記。在僅容兩人並行的小巷子右側,是十分古老的長長的一段石頭牆。石砌的牆很完善而且很高,看上去風雨不可能侵入室內。石屋裡面肯定還有居民。

杜甫兩次逗留閬中,真的是“浪漫主義情懷”麼?


牆基上的石頭外現,但是石牆中部就被和了穀草的稀泥糊過,露出黃土般的顏色。朋友說那是老人臉一樣的滄桑歷史的寫照,用手機隨便拍一張相片,人家都會相信那美麗的起伏就像是沙漠風光。

“你知道為什麼杜甫兩次來閬嗎?”朋友發問,然後自答,“肯定是閬中有他的紅顏知己。一個人喜歡個地方,肯定是喜歡那個地方的人。”

我不禁失笑。我想,來川依附於地方官的大詩人,人生路上也許真會有一些友誼和愛情的感覺花絮吧。但居然有人會以為杜甫也有李白那種滲透到骨子裡的浪漫精神!古代男人可能也有當今世俗者所謂的浪漫精神,但可能枸於禮教,更拘於現實,無法貫徹那種浪漫精神。浪漫如李白者,儘管曾經放言“且放白鹿青崖間,須行即騎訪名山”,然而他終究並非善於騰雲駕霧的所謂神仙,可能也並非好山好水任他行去,一路舟車勞頓衣食所安豈不費心哉?詩名再大,怕也只是身後之榮耀,在現世生活中,沒有足夠上路的盤纏,有一肚子的豪情,也是不大好自在行路的。

杜甫兩次逗留閬中,真的是“浪漫主義情懷”麼?


基於朋友對於杜甫來閬的浪漫想象,我有意蒐集了一些資料,發現杜甫是舉家來閬,目的是祭奠故人ー一他命運所繫的人房琯。房琯命蹇,去京赴任途中客死閬州僧舍。杜甫早先因房琯辭官,現在因房琯辭世而理想終於幻滅,可以想見杜甫當時的心情是何等悲痛。

自安史之亂以來,杜甫漂泊流離,生活都靠親友接濟。三面環水、四面環山的閬中嘉陵江山美景的吸引力絕不下於綄花溪,但是因為房琯之死的影響,他的《閬山歌》裡竟然隱約透出一種壯志難酬、偃旗息鼓、終老他鄉的低沉之感。

“鬆浮欲盡不盡雲,江動將崩未崩石。”以江襯山,其實頗有自感渺小、前途未ト的沉鬱之氣。“中原格鬥且未歸,應結茅齋著青壁。”微微露出他的終南之意,他想:既然天下未安,如果有謀生的依靠,必然就可以,(像在21世紀的今天一樣)在閬中的錦屏山半壁之上守著一間祠堂,或者就在嘉陵江邊的石頭砌牆的民居小巷子裡,安享我的天倫之樂了。

但是我的揣想仍然是浪漫主義的。杜甫是一介詩儒,他沒有常人的謀生本領。我想他的《閬水歌》實在是太浪漫了,簡直是審美浪漫的極致。“巴童蕩槳欹側過,水雞銜魚來去飛。閬中勝事可腸斷,閬州城南天下稀。”這幾句充溢著喜悅的領歌式的感情,莫不是他受到過嘉陵江漁夫的接濟,地方官員的看重,或者僅僅是他於飢寒交迫之中對於明天的美好想象?

杜甫在閬中的寓居也並非無憂無慮。763年冬天他在去梓州的路上寫《發閬中》一詩,說“前有毒蛇後猛虎”,“女病妻憂歸意速”,有對於時局的憂慮,更有對於個人生活的憂心。764年正月,杜甫攜家眷由梓州再赴閬州,準備出峽。滯留在閬約兩月,得悉嚴武又做了成都尹兼劍南節度使,又接到書信邀請,於是再返成都。其時他必定以為可在成都草堂、在嚴武的庇護下再得一時之苟安,於是不禁顧影自憐:“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間行路難。”

杜甫兩次逗留閬中,真的是“浪漫主義情懷”麼?

然而在朋友手下作幕僚,他又感覺受到太多規約不自由,不久就又辭了官。再過兩年,嚴武死了,杜甫無所依靠,重新落入了顛沛流離的漂泊生涯。

由此我不免陷入遐想。官場上的杜甫,要不是意氣縱橫,怎麼會因為上疏房琯的事得罪皇帝?或者也是像蘇軾一樣,因才名而得罪?他本身在仕途上沒有得到舒展拳腳的機會,也就無心戀棧,最終沒有像屈原和賈誼那樣自責過深,儘管過得艱難,也到底得到了自我保全。

據有材料稱,769年社甫因為思鄉,北上心切,拋別在夔州的安閒有味、詩作高產的生活,乘舟出峽,漂泊到了長沙。他看到老街上的“賈誼祠”,於是造訪了賈傅井,寫了明心見志的詩句:“鐘鼎山林各天性,濁醪粗飯任吾年。”他與“一為遷客去長沙”的賈誼比鄰而居,在那條老街上住了一年。他必然也常常想起歿於長沙的屈原,於是打起精神,竭盡全力應對生命中的病痛與飢寒,苟延殘喘。

杜甫在川的種種寄人籬下、衣食無著的情形,讓我領略到所謂的詩人氣質,那就是珍視心靈自由,勝於珍視生命。現在我終於能夠接受人們對於杜甫的人生終局的構想或者述說。北歸途中遇江水暴張,他無法北上,住在船上,有時忍飢埃餓好幾天,得到酒食的救濟,他也無法從容享用,死在湖南長江上的一隻客船裡。也許是撐死的,也許是醉死的,也許是病死的。那又有什麼不同,誰能告訴我呢!

杜甫兩次逗留閬中,真的是“浪漫主義情懷”麼?


一個無依無靠的亂世漂零之人,能夠在生命中留下一部傳奇詩史供後人傳頌,能夠在客居之地建起自己的茅屋並且傳之久遠供世人朝拜,那是因為什麼呢?因為他的苦難?因為他的才華?我相信是因為這兩者的結合,使他成為一個時代的偉人。

一個人苦難太多了會傷心。只有一個審美的人,才能夠憑藉他的想象力得以超脫苦難,獲得現世的幸福。我相信,作為詩人,杜甫是享受到了現世的幸福的人。他生命的全部激情,都在他的詩句裡,當我們一開口通讀,那種生命的感覺就像決提的洪水,像滾滾而來的不盡長江之水,勢不可擋地征服一切溫柔的心靈。(文/胡曉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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