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读杨林由先生著《阆中名胜古迹考释》一书，内有：“将相堂跋：读书岩摩崖将相堂三字，世咸以为南宋初阎苍舒作。近缪君永舒梯登拓摹，荒草碧苔蔽蚀中见苏轼题款，盖嘉祐初过阆所书。与轼书长清真相院释迦舍利塔铭字体极近，与轼中晚年名款形式相同，乃轼笔无疑——壬申秋林由识”。
很明显，杨老确认“将相堂”三字为苏东波真迹。后来愚又专程登门求教百岁高龄的杨老。杨老认为，过去误以为“将相堂”系阎苍舒所题,是受了阎撰写的《将相堂记》一文的误导，加之地方文献中又有“淳熙中太守吴昭夫重新额曰‘将相堂’”的记载，但后经对状元洞摩崖石刻的认真考证辩识，其实不然。
北宋嘉祐元年（1056），阳春三月，苏东坡的爹苏洵,虽屡试不中但为了求得功名，还是怀揣着朋友的举荐函，引领着长子苏轼、次子苏辙，父子三人从老家眉山出发到东京汴梁赶考。父子三人离开家乡眉山，选择陆路出川，径自北上。到成都，过阆中，翻米仓山，出褒钭谷，发横渠镇，入凤翔驿，途次长安，出潼关，过渑池，于同年五月才抵达东京汴梁（汴梁：今河南开封。见（清）王文诰：《苏文忠公度诗编注集成·卷一》）。
蜀道之难，自古凶险，苏氏父子第一次出川，慎选了秦汉以来巴蜀通往关中的战略要道米仓道：一是因为这条秦蜀干线古已有之，大道通天，驿站方便；二是苏轼的二叔苏涣曾在阆中担任过“通判”（副知州）并“领州事”七年，正好顺道造访；三是作为当朝名门望族的“三陈”（即陈尧叟、陈尧佐、陈尧咨），此时已声名远播、妇孺皆知，“故天下皆以陈公教子为法，以陈氏世家为荣”（[宋]阎苍舒：《将相堂记》）。况且“状元，科第之极选；宰相，人臣之极品 ”， 读书人又怎能不慕名前往，亲临故迹凭吊励志呢？
又据《舆地纪胜》载：“宋元祐中，雍子仪家于阆州将相坊建会经楼。贮经史子集三万余卷，苏轼为题额，蒲宗孟、范子禄诸人有诗”。阆中文风古来尤盛，时下又出了象雍子仪这种喜读书藏书的雅事，有人求一墨宝点缀门楣，苏轼定会应允的。只是这次题额的时间却在“元祐中”，也即是苏东坡正以龙图阁学士出守杭州、领兵浙西的日子。因此，极有可能是应友人之托题写“将相堂”（在阆中状元洞的石刻为楷书，纵排,每字约高45cm）三字时,老人家思绪蓦然超越了现实的纷争和宦海的沉浮，回想起父子一行满腹经纶去赶考、意气风发过阆中的情景，欣然署上“景佑元年眉山苏轼”的落款，也算偿还了当年的一笔欠帐。
愚夫拙见，或许可以填补《舆地纪胜》所载“苏轼题额”内容语焉不详的缺失，也可佐证杨老林由先生“与轼中晚年名款形式相同”的高论，且还可解读轼若实地观瞻状元洞有宋真宗御书赐名“紫薇亭”后，岂敢冒不敬之罪在悬崖上并书题字的悬疑。至于有人仅以《将相堂记》系苏轼去世八十多年后才写，便贸然断定“此系伪托”（见蔡东洲著:《宋代阆州陈氏研究》 ）本人亦不敢苟同。因阎苍舒文章标题所用“将相堂”之称谓，并不等于就是阎本人的创新发明,现实生活中也多有对某人某事约定俗成、沿用不辍多年后方才被登记备案或注册的事例，实不足为奇。
状元洞宋真宗御书赐名“紫薇亭”
当然，苏氏父子此行途径阆中，的确没有留下行吟之作，表面看来不仅令人费解，似乎也不合常理。但揆其缘由，一是后人搜集并整理苏轼、苏辙兄弟留传后世的诗作均起迄嘉祐四年（1059），此前（含此次出川赴京赶考期间）的作品皆付阙如；二是苏轼《苏廷评行状》、苏辙《伯父暮表》等文章中多处提及有关阆中的史事（如“金洋兵乱，阆人恐惧，时方缺守，公领州事，阴为之备．．．．．．”等等）,应属此期间耳闻目睹、实地了解到的第一手材料；三是苏氏父子当初过阆中，距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方志明嘉靖22年（1543年）《保宁府志》，也相去近五百年，这期间散佚消失在所难免。就连同样擅长舞文弄墨的苏通判（在今天也可以算是“作家市长”了）,不也同样没有在他任职的州府（阆中）留传下任何大作吗。因此，目前没有见到不等于当初没有作品问世，对此应深信无疑。此外，后来苏辙还有一首《寄题蒲传正学土阆中藏书阁》，也是对阆中记忆的真实描绘：
朱栏碧瓦照山隈，竹简牙签次第开。
读破文章随意得，学成富贵逼身来。
诗书教子真田宅，金玉传家定粪灰。
更把遗编观得失，君家旧物岂须猜。
（按：蒲宗孟，字传正，阆州新井人，进士出身，曾官翰林学士，其妹嫁苏涣之子苏不欺，《宋史》有传。）
苏轼赶考，途经阆中，并“刹过一脚”，这看似一件极为平凡的小事，但却从此改写了苏轼的命运（过阆中次年，苏家兄弟二人便同时进士及笫），让他有机会登上了近千年前的中国历史舞台，恣意狂写“才子性情”、“本色人生”几个大字；也因此再次刷新了川人的睿智与才华，让世人重新刮目相看，在这个西南盆地形成的文化一旦与中原文化相结合，便是蔚为大观、浩气长存的独特风景；更重要的是从此中国文人的气节、风骨、坚韧、博学、豁达也终于有了一个真实而近乎完美的形象代言。
西谚有云：上帝是不会随便掷骰子的。历史注定要为中国人造就一个学问渊博、思想深邃的苏老夫子，不然中国的文坛就会空虚,历史也会寂寞。这位以“儒家之骨、道家之血、释家之魂”铸就的真身,自称平生只有喝酒、下棋、唱曲三不如人。他的性格特征和行为举止既不象圣人的眼光充满了深奥冷漠的哲理和智慧，又不象陶潜“卷而还之”采菊东篱以避世；既不象李太白追求“自古饮者留其名”，又不象杜工部“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既不象陆游仕途不得意而放纵人生，又不象屈原戴着精神枷锁,还要仗剑神游去“问天”。他是复杂的，也是纯真的；他是多元的，也是本色的；他是不幸的,又是万幸的。这些，倒是与笔者生活的这座千年古城有异曲同工之妙。
因而考究出一段经年往事，自然也能慢慢从中咀嚼出一番别样况味······（文/王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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