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府兵制”，相信瞭解唐朝歷史的朋友並不陌生。
這是一種極為特殊的古代軍事制度，具體表現出的特徵，可分成“兩種狀態”：
一是日常情況下作為農民，耕沃土地，種植作物，趁農閒時訓練或生息。
二是一旦有軍情發生，則立即轉化成作戰單位，能以最快速度，集體動員出一支戰力不容小覷的正規軍。
另外，與傳統部隊相比，“府兵制”還有一個極其與眾不同的特點，正是參戰所需的武器與馬匹，均應“自備”。
相信很多朋友看到這，都會很驚訝，可能會問：打仗時的武器不都是官家配發嗎？怎麼還有讓士兵自備武器與馬匹的道理？
要回答這個問題，那就要從“
府兵制”的誕生說起了。
首先咱們來明確一個時間線，即府兵制的發展脈絡：
府兵制始於北魏→立於北周→固於隋朝→興於大唐。
一、始於北魏
由於北魏時期的募兵政策，是以鮮卑人為主導，即鮮卑人當兵，全家可免除賦役，因此在這種政策的影響下，“從軍”一度成為鮮卑人的主要職業，每戶鮮卑人但凡有男丁者，皆會選擇去當兵，一是能減輕家中賦稅，二是通過從戎來實現個人價值。
原本軍隊中的漢人數量，也隨之急劇減少，北魏軍隊制度逐漸由三國時期沿襲的“耕戰一體”，向“鮮卑為兵，漢人為農”的體制過渡。
於此，保衛國家的軍事力量，主要是以鮮卑人構成。
到了北魏後期，由於時局動盪等複雜因素，爆發了著名的“六鎮起義”，在此過程中，一位關鍵人物被推上了歷史舞臺，正是西魏時期的真正掌權者：
宇文泰。
為了能夠團結國內力量，同時擴充兵員，宇文泰效仿北魏時期的“鮮卑八部落”，重新建立起“八柱國”，並以此為核心，形成由上到下的完整軍事體系。
這種軍事體系，即是最早的“府兵制”，也可看作是府兵制的起源，主要的權力架構為金字塔式軍事系統：
最高一級軍事領導層，為八大柱國：
宇文泰，元欣、於謹、趙貴、李弼、李虎、獨孤信、侯莫陳崇。
在這八柱國之中，宇文泰則被尊為領袖，大權獨攬，直接領導其他七位柱國。
另外還要特別補充一點，八柱國之一的“元欣”，是宇文泰所扶植的西魏傀儡皇族的宗親，因此他只有名義上的柱國頭銜，手中卻並無實權，所以狹義上所稱的柱國，實際真正領兵掌權者，只有另外的“六大柱國”，以及不論權力還是地位，皆高於六大柱國之上的宇文泰。
所以在這個角度來講，宇文泰獨自一人，雖名為“柱國”，實際地位已超然於“六大柱國”之上，統率全部六軍，因此真正的柱國只有六位，拜“柱國大將軍”。
此乃最高軍事領導層，再往下則是“十二將軍”，因為有六位柱國大將軍，每位柱國大將軍麾下各設有兩位“大將軍”，所以相加在一起便是“十二將軍”。
此乃第二層，再往下第三層，便是“二十四開府”。
二十四開府再往下，每一個開府，設立兩個“儀同”，因此共“四十八儀同”，而每個儀同領兵人數有明確標準，即一千人。
（注：開府與儀同內，均設立有大都督、帥都督等軍職，分別督率麾下府兵。）
以此類推，咱們反過來說，既然一個儀同是一千人，那也就等於一個“開府”，是兩千人，然後是“大將軍”，一個大將軍管兩個“開府”，即統兵四千人，那麼再看掌管兩位“大將軍 ”的“柱國大將軍”，則統兵八千人。
一個柱國大將軍統兵八千，再如上文所說，“八大柱國”中真正統兵者只有六人，如此算下來，“六大柱國”所統轄的總兵力，則在“四萬八千人左右”。
而這四萬八千人，正是以“六大柱國”為核心，以“宇文泰”為核心中的核心，組成了西魏後期的主要軍事體系，統稱為：
府兵。
《後魏書》：西魏大統八年，宇文泰仿周典置六軍，合為百府。每府一郎將統之，分屬二十四軍，開府各領一軍。大將軍凡十二人，每一大將軍統二府，一柱國統二大將軍，凡柱國六員，復加持節都督以統之。十六年籍民之有才力者，為府兵。
但特別要說明的一點是，宇文泰效仿“鮮卑八部落”的軍事體系，以此為基礎，創建府兵體系，具體措施為：
採用鮮卑族原有部落的“八部之制”，作為新軍編制藍本。
保持鮮卑舊日氏族關係，來維持軍官與士兵之間的關係。
公元554年，即西魏恭帝元年，推行鮮卑氏族政策，以有功的鮮卑諸將或漢族諸將，繼承鮮卑三十六國及九十九姓，原本就用鮮卑複姓的繼續沿用，改為單姓的將領則改回複姓，而改成漢姓或一直是漢姓的漢族將領，則賜其鮮卑姓。
我們可將這一舉措，理解成為“推行鮮卑氏族文化”，即宇文泰認為，這樣便能最大程度鞏固府兵的內部體系，從上到下皆是鮮卑姓氏，甚至是血緣紐帶，能更加使府兵之間的關係更加親密，作戰時的默契更高，且戰鬥力更強。
鮮卑·拓跋部
實際上這種做法有利有弊：
利在於，戰鬥力的確能夠提高。
弊則在於，間接促成了民族隔離現象的出現。
所謂民族隔離，說好聽點兒是民族隔離，說難聽點兒，就是種族隔離，無論合法與不合法，均是一種民族歧視行為，因涉及問題較為敏感，故不再展開深入敘述，望諒解，謝謝。
二、立於北周。
雖然宇文泰一手打造出府兵的軍事體系，但畢竟只是一個基礎，而並未實際明確府兵的具體職能，比如有外敵入侵，府兵可參戰反抗，國內有起兵反叛，府兵亦可發兵平復，於是府兵常年居無定所，戰亂時期頻顯混亂，總結來說就是，府兵雖然作為職業軍人，但任務比較龐雜，無法做到明確，致使創立初期的府兵，常常無法發揮出最大效能。
通俗的說就是：業務雖然很廣，但無法做到專精哪一行，有的時候再大的本事也顯得浪費。
然而隨著宇文泰長達二十二年的統治，在此過程中不斷加強中央集權，使得府兵的地位與作用更加明確，再到他的兒子宇文覺，憑藉侄子宇文護的擁戴，建立起北周，明確府兵主要職能一事被再次提上議程，於北周武帝建德三年，即公元574年，府兵的地位得以明確：
改府兵軍士為“侍官”。
此舉的意義在於，明確府兵作為皇帝的親軍，而不隸屬於國家的軍事體系。
皇帝對府兵，有直接的統率權，府兵直接聽命於天子，做皇帝的侍從。
《周書·武帝紀上》： 改諸軍軍士併為侍官。
值得一提的是，不論西魏也好，還是北周也罷，均受到當時最大的兩個國家勢力的威脅，一是西魏時期與西魏分庭抗禮的東魏，二是北周時期強大的北齊，這兩個時期的兩個割據勢力，均對西魏與北周造成了不小的軍事壓力。
於是在這種強大的壓力之下，戰亂頻發，兵員卻得不到有效補充，於是受到東魏威脅的西魏，就不得已發展出府兵的體系。
再到北周，府兵體系得以進一步完善，之前西魏的募兵方式較為繁雜，兵員素質也不統一，然而到北周，對於招募有了明確規定，即府兵的兵員主要來源於“富農”階層，士兵的作戰裝備如弓、刀等隨身武器，均需“富農”自備，而鎧甲、槊等防具或重型武器則由官府提供。
《花木蘭》中關於自備武器的描述
從這點上來看，北周時期的財政，仍舊略顯緊張，不然也不會主要針對“富農”招兵，同時武器裝備還要富農自己出資準備，這就相當於，國家沒那麼多錢給士兵買裝備，讓有錢的人來當士兵，再讓他們自己買裝備，如此就能為國家節省一大筆軍需開支。
而這種情況直到北周中後期才有所改觀，並與均田制相結合，逐漸出現了“兵農合一”的軍制，也就是我前文所說的“戰時隨軍作戰，常時種田耕作”，且府兵不列入州縣戶籍，全家隨同一起編入軍籍。
這是在北周初期還沒能實施的政策，而在開始實施時，也只是小範圍，並未實施於全部府兵。
《讀通鑑論·卷十七》：農出粟以養兵，兵用命以衛農，固分途而各靖。
（注：可聯繫上文第一點，西魏時期的府兵，只是建立起基礎體系，而並未將“兵農合一”的政策納入其中，北周時期的府兵所確立的具體模式，正是“兵農合一”。）
如此可理解為，家裡有一人當兵，全家都能納入軍籍吃軍餉，且不再列入州縣戶籍，自然也就不用再交納所屬州縣的賦稅，而我前文所說的“鮮卑人一人當兵，全家免稅”所造成的民族隔離現象，也憑此得以消除。
試想之前漢人們都在家種田，軍隊裡的漢族士兵越來越少，鮮卑人都想著給家裡免稅，於是都跑去參軍，這就導致軍隊裡的漢族士兵越來越少，鮮卑士兵越來越多，但退一萬步講，鮮卑族人口數量即使再多，也不會超過漢族人口的上限，因此放寬徵兵政策，不再只是“鮮卑人當兵，全家跟著免除賦稅”，而是改成只要“富農”參軍，全家便可免除賦稅，且還是“三丁取一”，即每三戶中選擇一戶各方面更為符合者參軍，所以在短時間內，很多富農，不論是鮮卑富農，還是漢族富農，也都跑去爭相參軍，使兵員得以迅速補充，士兵的素質也進一步提高，同時讓有資金基礎的富農自備武器等裝備，更減輕了一部分國家的經濟壓力。
但此時的府兵制度仍不穩定，雖然整體看似系統齊備，從上到下也管理明確，但大家不要忘了我剛才所說的“東魏與北齊”的壓力，這也就意味著，實際上府兵的誕生，是在特殊的動盪背景下不得已而催生的特殊軍事體系。
西魏更不用多說，從北魏分裂而來，自始至終都跟東魏常年對抗，後來兵員緊張，宇文泰才發展出府兵的方法來擴充兵員。
而北周的府兵發展，更是受到北齊的壓力，以及自身經濟發展狀態的影響，尤其從招募富農，並且需要士兵自己提供作戰裝備上可以看出，在府兵成立之初的北周，國家經濟略有緊張，但是要養軍隊就得花錢，沒錢打仗只好採取設立府兵的方式，以此應付兵員緊張的缺口。
而等到北周中後期，將府兵發展成為“兵農一體”，如此一來，打仗的時候不缺兵，不打仗的時候又迴歸到田裡去種地，便可
以兵衛農，以農養兵。
另外，因為西魏時期的民族隔離現象嚴重，漢族大多務農，鮮卑人則佔據軍隊主要人數，而這種民族隔離的現象，也在北周時期逐步得到消除，一視同仁，鮮卑人和漢人皆可參軍，參軍便可免除賦稅，不再只讓鮮卑人當兵，如此自然就能達到擴充兵員的目的，後來憑藉推行“兵農一體”的政策，北周還果真發展出一小段時期的“
小康”局面，雖然維持很短，但畢竟也算行之有效，而且日後在征討北齊的戰爭中，府兵發揮出氣吞天下的士氣，一舉幫助北周滅掉北齊，當得天下無雙。然而即使府兵在北周被明確為皇帝的親軍，且聽從皇帝直接命令，但要想在緊急戰亂時完全動員，也絕非易事，所要面臨的困難也不少：
一是日常情況下士兵都在勞作，即使訓練不間斷，可畢竟和每天都在部隊中操練的士兵有所不同，從農民轉化成能夠上陣殺敵的士兵，需要的不僅僅是放下鐮刀拿起戰刀這麼簡單。
二來要想發揮出府兵作戰體系的全部效能，指揮起來也有難度，除皇帝身邊圍繞的部分親軍外，另有一部分兵馬還是需要在各地動員並集中，所以戰力集中的這個過程，在當時並不發達的社會經濟與整體環境中來說，也並不輕鬆。
不過幸好，到了北周後期，開始把部分“府兵制”與“均田制 ”相結合，因為畢竟府兵制的一大好處是全家免除賦稅，但反過來說，個人家庭被免除的賦稅，又轉移到了國家財政身上，那麼國家財政又要承擔這一部分壓力。
所以為了能增加稅收，減緩國家的財政壓力，當朝者便將府兵制與均田制結合起來，然而這種結合，並不是全面性的，而只是部分結合，甚至是一小部分。
畢竟當時府兵制的基礎，還是建立在“
不列入州縣戶籍”的基礎上，一時間如果把所有府兵的戶籍都從軍籍改成州縣戶籍，不再把其全家納入軍籍，這種操作實施起來難度非常大，而且很有可能就會引發社會動盪，我舉個很粗淺的例子，可能大家就很好理解了：以前西魏的時候，當兵就不用交稅，戶籍從地方直接納入軍籍，吃喝都歸軍隊管了，自然省心省錢，全家也跟著享福免稅，但到了北周，國家突然說，最近國庫吃緊，要不你們這些納入軍籍的士兵，還是改回各自老家的戶籍吧，這樣你們平常不打仗的時候去種地，國家還能增加點稅收。
那府兵一聽，當然不樂意啊，以前天天吃軍餉，還不用交稅，還是軍人戶籍，現在你說沒錢了，就讓我們改回去地方戶籍，還得交稅，那我們不幹。
試問那麼多人，誰會心甘情願的改回去？
即使是封建專制的時代，皇帝一言九鼎，沒人敢不從，但這可是實施一國之策，稍有不慎便會引起民意的強烈反彈，這種反彈更是統治者不願看到的，很可能因為這一個政策，就會引起舉世動盪，何況還是戰亂不休，局勢常年混亂的南北朝。
因此北周時設立的“軍民異籍”的制度，雖然比之西魏時“鮮卑為主”的府兵制度要進步不少，尤其是“廣募漢民入伍，免其服役。一人充當府兵，全家即編入軍籍，不屬州縣。”，在一定程度上一視同仁，消除了民族隔離現象，但也為後來北周想做出體制轉型遲遲轉不了，而提前埋下了困難的種子。
所以我個人認為，北周時期，尤其是北周後期，統治者有心將府兵制與均田制相結合，但也只是一小部分的實驗性舉措，而並未達到全部，自然是因為北周經濟陷入緊張地步，而必須要把府兵制與均田制互相結合，以此來增加國家稅收，好使經濟得到發展，從這個角度來看，也是屬於一種迫不得已的舉措，而非順勢為之。
與此同時均田制的設立，原本就是為了讓農民能擺脫豪強大族的控制，使朝廷官府能直接控制“自耕小農”，不必被卡在中間的豪強大族剝削掉一部分賦稅，能夠保證賦稅來源的同時，還增強中央集權。
然而北周統治者即使有心，可是礙於府兵制已經發展多年，且西魏後期乃至北周初期的府兵，基本都是軍籍，所以一時之間想把龐大的軍事體系從根本上做出改變，即從軍籍改回州縣戶籍，需要的不僅僅是時間這麼簡單。
沒曾想隨著北周宣帝宇文贇（yūn）的病死，即位的北周靜帝宇文衍尚且年幼，於是在這種複雜時局下，一位在歷史上名氣更大的人物，登場了。
他正是北周時期著名的左丞相，同時也是日後結束南北朝混亂局面，再次統一中華南北的隋朝開國皇帝：
隋文帝——楊堅。
三、固於隋朝。
公元581年，楊堅取代北周，改國號為隋，僅有二十四年國祚的北周，正式宣告滅亡。
眾所周知，楊堅即位後，制定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一項舉措，正是將北周時期起到重大作用的“
府兵制”，與“均田制”完整結合。兩種體制結合的具體措施，大概可分為兩點：
第一，楊堅將被改成鮮卑姓的漢族府兵將領，以及其麾下所統府兵，皆恢復原本漢姓，以此來結束宇文泰在西魏時施行的“漢人鮮卑化”民族政策。
此舉使府兵完全脫離了以鮮卑人為主體參軍的體系，從而徹底消除了民族隔離現象，並以此為基礎，大力推進多民族融合的政策，從這個角度來講，楊堅為民族融合做出了巨大貢獻。
第二，公元590年，即開皇十年，楊堅下詔，命府兵全部改回州縣戶籍，兵農從此合一。
《隋書•高祖紀》：凡是軍人可悉屬州縣，墾田籍帳，一與民同，軍府統領，宜依舊式。
這也就意味著，此前將府兵納入軍籍的政策，一去不復返，府兵非戰時務農，照樣也作為所屬州縣的戶籍，而上繳州縣賦稅，此舉帶來的好處，使隋朝開國時的經濟得以迅速發展。
由此，從西魏最初的府兵是職業軍人，兵農分籍，再到北周的“招募富農”，然後是隋朝的和平時期，楊堅楊堅把府兵制和均田制完整結合，從此“墾田籍帳，一與民同”。
府兵制徹底結束了數十年居無定所的狀態，就此成為名副其實的“民兵”，與之前的皇帝親軍的地位，乃至“軍農異籍，全家免除賦稅”的政策，自然不可同日而語。
但也無法否認，楊堅大力推行的改革舉措，不僅在隋朝初期使農業戶口大增，大力促進農業發展，更為重要的意義在於，順應民族融合的歷史趨勢，使國家和民族更加統一。
幫助西魏宇文泰保家衛國的“府兵”，發展到這一階段，算是完成了從無到有，從有到強的轉變，並未日後李唐的崛起，打下了當時任誰也難以預料的堅實基礎。
四、興於大唐。
唐朝初期，乃至隋末，所實行的府兵制，大抵相差不大，皆是在中央設置軍府，府中士官由民間鄉里選拔而出，非戰時日常耕種，戰時則動員召集，目的自然是為了節省國家軍費開支，同時還不耽誤農業生產。
之後在李唐爭奪天下時，李世民率領的府兵便立下汗馬之功，所以等到貞觀時期，對府兵尤為重視的李世民，再次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力求將府兵的效能與職能發揮到最大。
李世民
針對這一目的，所實施的具體舉措，分別為：
第一，改軍府為折衝府。
鼎盛時期，貞觀年間的折衝府曾多達634座。
而每個折衝府內，設立折衝都尉一名，左右果毅各一名，另有長史，兵曹、別將等軍官職務。
由此可見貞觀時期對於府兵的重視。
第二，據關中之眾以臨四方，於關中設立大量府兵。
在全大唐範圍內的634座折衝府，其中有270座設立於“關中地區”，除去沿用北周時期所確定的“皇帝親軍”宿衛京城和邊防府兵較為集中外，其餘的府兵則分散於全國各地。
通過在關中地區設立多達270座折衝府，就可看出李世民對於府兵的信賴。
第三，徵募富農未改，但調兵則需要皇帝敕書與兵部虎符。
前者仍舊是出於減輕國家軍需開支的考慮，而後者的目的，自然是為了中央集權，即使職位再高的將領，要想調兵，若沒有李世民親手所寫的敕書和兵部虎符，根本不可能。
而徵募富農的政策雖然沿用，但卻對具體細則做出了明確規定：
《唐律疏議·擅興》：財均者取強，力均者取富，材力又均，先取多丁。
第四，等到戰爭結束後，所有府兵一律回到各自所在折衝府。
比方說發生一場大規模戰爭，需要動員多地府兵前來作戰，為了防止戰爭勝利後，將領握兵不還，擁兵自重的情況發生，李世民實施“兵散於府，將歸於朝”的政策。
即等到戰爭結束，府兵則各回各府，而領兵將領也要回到朝中，如此一來便最大程度避免了將領權力過大的現象發生。
於是在眾多大刀闊斧的改革過後，府兵的社會地位與待遇，均達到自北周創建以來的最高峰，當時的府兵在社會上享有聲譽，同時貞觀年間國家強盛，又恢復了“可免除賦役”的優厚待遇，作戰有功者甚至可獲封勳級，而不幸戰死者的家屬，更可領撫卹。
這種軍事制度，在古代已經相當開明，而且對於士兵個人來說，從軍已然是非常不錯的選擇，除了感嘆一句府兵強盛如斯外，也足以可見李世民對於府兵制這一軍事體系的厚愛與信任。
《新唐書·兵志》：至於府兵，始一寓之於農，其居處、教養、畜材、待事、動作、休息，皆有節目，雖不能盡合古法，蓋得其大意焉，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
然而，歷史總是充滿了戲劇性，好像在華夏這片神奇的土地上，總是充滿了未知的變數，到了唐高宗和武則天時期，說句調侃的話，因為國家太安定了，對外戰爭越來越少，導致府兵的作用越來越小，於是乎很多地區的軍府為了能節省開支，乾脆捨棄原本應給予府兵的優厚待遇，致使府兵的招募出現阻礙，而等到武則天執政後期，戰事又頻發，這就導致原本就出現兵員不足的府兵，又因為兵士死傷與逃亡現象的日益增多，而使得缺額難以補充，最終導致府兵的缺額達到唐朝開國以來的歷史之最。
再加上睿宗時期腐敗嚴重，導致土地兼併的現象自貞觀時期以來最為嚴重，進一步摧殘了均田制的經濟體系，而本就依附於均田制的府兵制，結果就更可想而知了。。
再到唐玄宗李隆基即位，遍及大唐的折衝府，竟然已經成了一具空殼，乃至於《新唐書·兵志》中如此哀嘆：
八載，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
大意就是說，要打仗的時候，朝廷找折衝府要兵，結果折衝府回話說：
早沒兵了。。
於是宰相李林甫上書，稟奏皇帝廢除折衝府，“請停上下魚書”（指敕書、木契、銅魚，系徵發兵馬的徵物），很快，盛極一時的府兵制，只剩官吏在府，卻無兵在內，徹底宣告名存實亡。
李林甫
到這一刻，存在了將近兩百年，幫助西魏，北周，隋唐開疆擴土，保家衛國的府兵制，正式宣告土崩瓦解，它曾經見證了古代軍事體系的巔峰，也曾經作為軍事力量強大的保證，而在近兩百年的歷史中，一直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但怎奈時代複雜等一系列因素的團團圍困，將在大唐興盛一時的府兵制徹底摧毀，甚至就連“府兵”兩個字，一度由興盛的象徵，而最終演變成貧賤者的代名詞。
《新唐書·兵志》：自天寶以後，彍騎之法又稍變廢，士皆失拊循。八載，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李林甫遂請停上下魚書。其後徒有兵額、官吏，而戎器、馱馬、鍋幕、糗糧並廢矣，故時府人目番上宿衛者曰侍官，言侍衛天子。至是，衛佐悉以假人為童奴，京師人恥之，至相罵辱必曰侍官。
此後，府兵制完全被“募兵制”所取代。
一個新的時代，徐徐拉開了歷史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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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後魏書》：西魏大統八年，宇文泰仿周典置六軍，合為百府。每府一郎將統之，分屬二十四軍，開府各領一軍。大將軍凡十二人，每一大將軍統二府，一柱國統二大將軍，凡柱國六員，復加持節都督以統之。十六年籍民之有才力者，為府兵。
《周書·武帝紀上》： 改諸軍軍士併為侍官。
《讀通鑑論·卷十七》：農出粟以養兵，兵用命以衛農，固分途而各靖。
《隋書•高祖紀》：凡是軍人可悉屬州縣，墾田籍帳，一與民同，軍府統領，宜依舊式。
《唐律疏議·擅興》：財均者取強，力均者取富，材力又均，先取多丁。
《新唐書·兵志》：至於府兵，始一寓之於農，其居處、教養、畜材、待事、動作、休息，皆有節目，雖不能盡合古法，蓋得其大意焉，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
《新唐書·兵志》：自天寶以後，彍騎之法又稍變廢，士皆失拊循。八載，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李林甫遂請停上下魚書。其後徒有兵額、官吏，而戎器、馱馬、鍋幕、糗糧並廢矣，故時府人目番上宿衛者曰侍官，言侍衛天子。至是，衛佐悉以假人為童奴，京師人恥之，至相罵辱必曰侍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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