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劍橋中國史：英國人居然這樣看待當年與清朝簽訂的不平等條約

劍橋中國史將19世紀40、50年代——20世紀40、50年代看作是條約制度的時間跨度，它是建立在大多數中國人不關心政治的背景之下的。受儒家思想限制的中國官員和紳士階層在19世紀30年代並沒有將廣東地區英國人的紛亂看做是大事。

但是隨著鴉片貿易的猖獗，鴉片戰爭讓中國簽訂了 第一份不平等條約。劍橋史認為英國簽訂條約最開始的目的只是擺脫朝貢貿易的體質框架，以及有十三行壟斷的中外貿易，建立起國與國之間正常的外交關係。這些在19世紀40-5年代建立起來的初級中外關係一開始實在通商的口岸城市展開的。儘管劍橋史認為中國的不平等條約歷史由來已久，例如各類和親政策。但是條約制度是近代中國在王朝虛弱的背景下建立起來的。

劍橋中國史將條約制度劃分為幾個發展階段

19世紀40、50年代，初級發展階段；

19世紀60、90年代，在條約體制下的通商口岸形成了中外共管、文化混雜的中西城市；

19世紀90年代——20世紀20年代，條約制度在中國的影響進一步加深，它大大加速了傳統國家體制的解體與改組；

20世紀20、50年代，條約制度為日本侵略取代；

20世紀50年代後，共產黨實現了領導。

當然劍橋史也分析中英接觸源於不光彩的鴉片貿易的原因。事實上在鴉片戰爭以前，中國民眾與英國民眾的現實情況的差別沒有想象中那麼大。但雙方還是因為一些原因造成了摩擦，這是雙方統治階級的動機造成的，往大了說，這是兩種文化的衝突。英國侵略中國的動機和力量來自英屬印度，在香港活動的的政商界人物，大多都有東印度公司的背景，這些散商以貪婪無厭的手段肆無忌憚的汲取商業利益，又以宗教做擋箭牌。

商業利益的驅使使他們並沒有多大的心思注重與中國進行體面而禮貌的溝通；侵略中國的軍事力量，是英印聯合的軍事力量，在對中國使用武力是，他們的作風和價值早就在印度的成功經驗中形成，這些人再來中國之前早已是統治階級的紳士名流，他們自信，不可一世。迷信力量的威力就是樹立權威。在兩種互不理解的文明中，他們就充當了第一對話者。

劍橋史認為在中國實行的條約制度，從英國自信心的角度來說，一方面是為了保證在華利益，另一方面是為了表現這種實力擴張的理想。他們認為英國在華人世界中能成功，是因為他們與清朝官員心照不宣的利益一致有關，這種心照不宣大概在指的是他們都死死盯住自己所代表的既得利益群體。

他們企圖像收服中國邊界上的非漢族人民一樣，將英國納入中國海江權力結構之中，話說這種羈縻政策的歷史由來已久，晚清大員們早已在西藏新疆以及蒙古那裡獲得了充足的經驗，本以為英國也可以是羈縻政策下的馴服小羊，只不過英國勢力在以後的擴張中，出乎他們的意料了。劍橋史還認為條約制度在中國的實施，其力量日趨明顯，多種因素將中國納入世界市場，並受世界市場變化波動影響。

所以與其說是西方國家用殖民方式對中國剝削不如說是某些有特權的外國人參與了中國人生活西方化的嘗試。由於保守的清朝官員和紳士的失職，在中國國門以外的外國人在某些情況下是能夠或者希望能夠成為這個國家的“現代化的促進者”的。很明顯他把條約制度看做能夠或者希望能夠促進中國現代化的東西。

如此說來，英國人居然認為當年與我們簽訂的喪權辱國之條約是為了我們好，不過是顢頇無能的清朝官員們自己不爭氣，壞了好事罷了，您說這話聽了是不是真希望這幫英國人能抗揍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