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黃建新拍了他導演的第一部片子《黑炮事件》，這部幾乎被人遺忘的片子實是中國電影史上的經典。
至今，我還記得當年在蘭州電影院裡看到這部片子時，內心的觸動與震撼。
影片引發那個時代的共鳴，現在回看，這部神片也毫不過時。
好電影都是神來之筆，靈魂傑作，永遠不會褪色。
令人遺憾的是，中國電影並非一直在往上走，一開始達到高峰，後來，電影約拍越低矮，這種情況，在中國導演身上並非個例。
當年一開始，這部電影沒能過審，後來，黃建新的老師，著名導演吳天明多方斡旋，電影被多次修改，才勉強過審。若今天送審，這片子能不能過，實屬難料。
影片改動有六七十處，在原片中，有像“影子”一樣時時刻刻尾隨主人公的保衛處長，修改時被拿掉。
難以想象，若沒有六七十處修改，這部片子會多嚇人，會多經典。
影片是說一個滿腹經綸的知識分子被誤解，受屈辱的事。
影片高妙在，沒有金剛怒目，沒有高聲吶喊，只通過低吟淺唱，黑色幽默，就把深刻寓意揭示出來。
片中兩個男人趙書信（劉子楓）李任重（高明））都演繹精湛，傳神入畫。
影片開始，德國專家漢斯一下飛機就要求見老朋友，工程師趙書信，這讓去接機的廠領導很為難，也很警覺。
因為趙書信已經因為“黑炮事件”，被暗中調查了。
何為“黑炮事件”？趙書信去郵局給一家旅館發了個電報——“丟失黑炮301找趙”，在政治覺悟高漲的年代，這令人高度懷疑：是否潛藏著政治陰謀。
廠黨委副書記周玉珍立即向上級保衛部門做了彙報。
懷疑一切是那個年代的法寶。
如今，外國人急於求見，更讓“黑炮事件”“案情”複雜。
腦子不轉彎的趙工告訴老外朋友，他這身西裝是廠裡借來給他穿的，見完面，他還要還給人家。這種“賣國”行為迅速被一旁的女陪同喝止。
“你們違反了社會治安條例，按規定，每人罰款兩元”。喝了酒，起了爭執，摔了瓶子，趙書信和德國朋友被嚴厲處罰。
這次衝突也被周書記當做可疑跡象向上做了彙報。
對於德國漢斯要求趙書信回來當翻譯的請求，周書記堅決不答應，她說，派個旅遊翻譯有何不可？專業術語？花幾十塊，給旅遊翻譯買本專業詞典不就結了！
電影裡的鏡頭都乾淨利索並意有所指。
那時的高明，竟然有幾分奶油小生的韻味！
什麼問題也不解決。就像網友說的，這一本正經的會議，其實就開了個屁！開屁會，是中國人必修課。
不過，開過會，也不是什麼都沒留下——
頭腦科學嚴謹卻也一根筋的德國專家漢斯自掏腰包，用用雙倍的酬勞讓業餘的翻譯“開路”，以免礙事。
後來，旅遊翻譯愣是把漢斯要的軸承當做“子彈”，惹得漢斯大鬧，他不理解，明明趙書信勝任，為什麼不讓他來？
曾有一段時間，有“黨政分開”，“廠長負責制”的提法，但在實際運行中，一個國企廠長的權力十分有限，就像這個李任重經理，面對漢斯執意要懂行的趙書信出馬，他也無能為力。
周玉珍，這個黨委副書記，執意不同意在問題沒查清之前，讓趙書信出馬，面對指責，她也很委屈：組織上賦予的責任，不就是讓俺們認真的？
真正阻礙趙工出場的，是一個體制和思維，是受害狂的心理。
讓一個民族陷入困境的，竟然是一種思維方式，這種歷史不斷重現，並不鮮見。
電影演過大半，才告訴觀眾，所謂“黑炮”原來只是黑炮，象棋的黑炮，並無危害社會的暗語與陰謀。
李任重經理這才明白，組織上興師動眾的“黑炮事件”原來只是一件屁事。
“你還真發了個電報啊！”高明這句臺詞是整齣戲裡最調皮的。
一個缺乏自信的集體只是在製造恐怖、自己嚇唬自己而已。
德國人怎麼也搞不懂，引進設備這種事，不是由技術人員決定。
漢斯不懂，中國人在“盒子裡”到底裝了什麼藥？中國人玄妙的機關裡，打開看，其實什麼都沒有。
但中國人就是喜歡一個個“盒子”，一個個黑“盒子”。
“生產責任制，經理說了算，我們黨委少管”。那個年代，還真是暢言無忌。現在沒人敢在會上這麼說話了。
這官僚主義的會，沒玩沒了地開，不解決任何實際問題，那牆上的時鐘，越來越刺眼了。
趙書信眼睜睜看著別人把自己的包裹打開，儘管那可以證明自己的清白，但還是備感屈辱。
但周書記無論如何都不能理解，這個世界怎麼會沒有陰謀！
趙書信把費了百般周折，遭人嚴重懷疑的黑炮棋子撇了，他也不理解，這個世上怎麼會有那麼多懷疑。
在教堂外彷徨的趙書信，信仰出了大問題。
即使他有了信仰，面對那麼多沒信仰的同伴，他還是會很麻煩。
溝通有問題，這個世界就會問題不斷。後來，機器運轉出現嚴重故障，周書記脫口而出：查查是不是德方的責任，這個漢斯，老是跟我們過不去！這就是典型的受害狂心態，遇到任何麻煩，一定不是自己的責任，一定是有人謀害。至今，我們還會在不同事故現場，看到這種官方思維。
原來只是翻譯錯誤導致操作失誤。
出了這麼大事，最後，領導們追根溯源，責怪趙工當初為什麼亂髮電報？就為一個黑棋子？那封破電報，嚴重干擾了廠裡的大政方針和廠領導的注意力。
好了，責任問題解決了。但，社會問題掩埋得更深了。
現在觀眾看《黑炮事件》，未必理解它何以能在當年振聾發聵，年輕觀眾不知道，影片生出的前幾年，我們還處在一個“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年代。
相信陰謀無所不在，相信每一個人都心懷叵測，是江青康生等人公開喊出的口號，也是社會號召，號召社會大眾去文鬥，去武鬥，去與人為敵。
後來好些年，我們國家就是在懷疑一切中走過來的，懷疑劉少奇篡黨奪權，懷疑幹部都已走資變修，懷疑臭老九懷有二心，懷疑所有外國人都陰謀顛覆，懷疑安東尼奧尼存心抹黑中國。
把一切社會成員都做有罪推定，陰謀推定，是那個瘋狂年代一大發明。
這種理念對中國社會影響極其深遠，至今，還有很多官員一旦遇到“醜事”、突發事件，還不能相信媒體、相信民眾，總懷疑會被借題發揮，被壞人利用，他們不能公開公正把事情擺在桌面處理，他們捂著自己處理，搞內外有別，並慣用“輿論引導”，慣用官方說法，結果是，換來的是社會更多不信任，以致於人們對任何一個官方說法，官方數據都心存疑問。
最近北京的一個小學發生不幸事件，朋友圈熱傳的，是校方阻止家長錄視頻，教訓不能“息事寧人”的家長，而家長也對校方如此姿態下，今後能否保障孩子安全不放心。懷疑與不信任，已在民眾與大大小小的組織間凍結。
懷疑一切的習性也導致了社會個體和個體之間的不信任，路人都懷疑倒地的老人有陰謀與圈套，子女都習慣懷疑跌倒的父母是被人謀害，社會隔膜日深，人情日淡。
懷疑一切已成社會心癌。
回看四十年前的《黑炮事件》，我們也許會明白，這癌是怎麼發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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