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2018年，对我有些特别，从登上媒体的平台至今，已经28年，去年我正好满50岁。什么是老？当你失去梦想，失去冒险的勇气，不再学习，也不再好奇的时候，你才叫老了。对于年龄、时间我都有了一种更加从容接受的态度。因为我的时间没有白过，我用它交换了非常丰富的人生经历。
在我的社会身份中，我还是最珍视我作为记者、传媒人的身份。在《杨澜访谈录》这个平台上，我先后采访了近千位全球各个领域的知名人士和领军人物。我在《一问一世界》这本书的自序当中也曾经写到，我一开始觉得采访一些成功的人，有成就的人，问问他们成功的秘诀是什么，成功有没有捷径，但是越来越多的，我发现真正感动我们的，真正能够带来改变的是我们相信的事情，而不仅仅是我们在做什么，或者已经取得了哪些成就。
比如说我们在采访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崔琦教授的时候，问他如果你的妈妈没有坚持让你出去读书，今天的崔琦会是什么样的？我当时的想法觉得他会说知识改变命运，但是恰恰相反他没有这么说，他说如果我当初没有出来读书，也许我的父母后来就不会饿死了。
对于他来说，这种亲情在他的心里留下的创痛远远不是他获得诺贝尔奖能够弥补的遗憾，让我想到爱和感情对于这个世界美好和真理的追求比所谓的成功来的更为有价值，这是对我的人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2018年这样的一个年份，大家先后从媒体上看到很多的大师离我们而去，在媒体快速变换的时候，我也在怀疑在这个年头做深度的人物访谈有没有价值，当发现这些大师离我们而去，当网络上流传的都是我对这些大师采访画面的时候，我觉得这些留下来的素材和节目、对话已经产生了它的历史性的价值。比如说新加坡的资政李光耀先生去世的时候，新加坡的有限电视台问我要素材，他说连我们新加坡的记者也没有三次采访过李光耀先生。
2018年的时候李敖先生、金庸先生、老布什等多位名人相继离世。这让我会想起他们在《杨澜访谈录》节目当中，其实都流露出对于生死的一些看法，我觉得至今对于我来说都是非常有感触的。比如余光中先生说：“我说的乡愁不是同乡会时的乡愁，我说的乡愁是一种文化的乡愁，是所有的中国人在我们民族和文化中都会体会到的那样一份挂念。”他在70岁的时候曾经写下一首诗，每一条大河都会汇入海洋，河水不再，河常在，这也是流露出他对个体的生命和这个世界存在的一种相互的哲学关系。
金庸先生，其实大家看过他的小说，也根据他的小说改编出那么多的影视剧，应该说没齿难忘了，他谈到生死的时候也有非常深刻的体验，在他中年的时候，他曾经有一段婚外恋，他儿子上大学的时候选择抛弃了自己的生命，这些事情在他的一生中留下非常深刻的痛苦，采访金庸先生时他对我说，人们看到的是江湖上的打打杀杀，人们没有看到的是我们内心所要经历的挣扎和痛苦，晚年的时候他醉心于历史的研究和佛学的研究，他也是在最后非常安祥的与这个世界和解了。
2018年当我们看到这些大师离去的时候，我也想到我在制作《杨澜访谈录》时候的初衷，就是记录这个时代的精神印迹，我觉得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做到了记录下这些时代人物精神的印迹，他们才是在历史中真正熠熠生辉的地方。
这是我用20年的时间问世界，问世界的过程是不断向世界提问和探索的过程，用笛卡尔的话叫我思故我在，从我的职业上来说是我问故我在，因为并不是无知能够带来问题，恰恰是有知识，有思想才能够问出有价值的问题。
可能有些人看来，觉得我很辛苦、很忙碌，但这何尝不是一种有价值、很充实的感觉？有的人舒舒服服过辛苦日子，我觉得是辛辛苦苦过舒服日子。我在这些辛苦忙碌当中获得的丰富人生体验感受，都是我不愿意和任何人，包括时间做任何交换的，因为我怕我运气没那么好再体验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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