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問題似乎一直困擾著小說家，甚至同時也困擾著小說讀者，那就是關於“現實”的問題。小說家為什麼寫小說？反映現實。而小說家同時又說，寫小說是要反對現實，以至於擺脫或者超越現實。這個所謂的現實，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小說家的困擾。現實到底是什麼？是現在嗎？不是。是事實嗎？也不是。當然更不是“現在”加“事實”。現在僅僅是一個時間概念，而事實則是一個特定的存在，兩個加在一起是現在進行時的生活。有人說，小說不是要反映生活嗎？然後又有人說，生活常常比小說更精彩，於是，似乎把小說家堵在了死衚衕裡，小說家陷入了某種難以擺脫的困境。實際上，小說家的困擾恰是小說的出路，只不過在這裡我們需要小心地區別一下事實與真實以及現實的差異。大千世界無奇不有，這當然是“事實”——事之實，生活中的有些故事甚至遠遠超過了小說家的想象，這當然也是事實，然而，小說家並不是為了寫出“事實”（也許記者和紀實作家才是幹這個的），而是要寫出生活的真實，“真實”就是事實後面的那些東西，是被事實遮蔽掩藏的那些東西，是生存和生命的真相性的東西，或者說“事實”屬於生活中的當事者，而“真實”則關乎眾人的靈與肉。而現實又是什麼？現實是“事實中的真實”和“真實上的事實”的合成，是剛剛過去的那些需要小說家面對，等待小說家去發現、反應、擺脫、超越……的“歷史”。
繞了這麼一大圈，我想說小說的難度其實就是現實的難度，小說的要義在虛構，它既是非現實的——不是事實，同時又必須是現實的——觸摸真實。所有傑出小說都既是超現實的，同時又是極度真實的。小說的難度也正在這裡，尤其是當小說家近距離地審視生活的時候，他的筆將要如何移動？是像刀子一樣解剖還是像刷子一樣塗抹與描繪？
人們通常說的寫現實是最難的，這裡的現實其實指的是當下的生活——也就是現實題材，在時間上是指剛剛過去的那些事情，它還沒有被歲月汰洗、剝蝕和消磨，它自己還沒有顯露出浮塵與油彩下的一些本相。對於寫作者來說，這當然是一個難度，甚至是一個考驗。高亞平的長篇小說《南山》，近距離（時間上空間上都是近距離）地敘寫了南山市以何遠為代表的一群刑警的故事。實際上警察故事又是現實題材的小說寫作中有難度的一類，警察故事的難度不在故事與事故，不在案件，甚至也不在其中偵查破案的邏輯或者推理——這些很大程度上都是技術性的。刑警工作的一個特點是處身於社會生活的黑白之間，在正與邪、善與惡的邊緣，常常面對的是人性的極致狀態，如何發掘、認識和表現複雜的人性，是警察故事的難度之一；難度之二則在於，警察故事又是被類型小說如罪案小說、推理小說、諜戰小說、驚悚小說，甚至黑幫小說充分發掘和表達的一個領域，面對已經層出不窮的這些類型小說，這裡的難度就是如何寫出新意，如何不落窠臼。這樣一來，《南山》這部長篇小說就有了現實題材與警察故事的雙重難度。做如此高難度的一個選擇，這讓我在未讀之前，就先對高亞平有點刮目相看了，他竟然敢第一個長篇小說就寫警察故事，也是夠有膽的。
我知道高亞平曾經有過十多年政法記者的經歷，他在公安系統裡有很多朋友甚至哥兒們，我也知道他讀過中外很多推理小說和罪案小說，這些當然都是可以給他壯膽的，但我仍然心存好奇與懷疑，他能把警察故事寫出什麼不一樣來？
坦白地說，這部《南山》我是被吸引著一氣兒讀完的，十五六萬字，只花了多半天的時間，閱讀異常順利。順利的原因首先在於他沒有把我拖進警察故事慣常可能會有的燒腦的偵破與推理之中，也就是說他的寫作並未掉入罪案、推理、驚悚小說的陷阱。他寫了一群刑警的工作和生活，刑警當然是要破案的，刑警甚至就是在破案中存在的，但高亞平繞過了案子進入了刑警的工作和生活，這是一個聰明的選擇，同時也是一個很有難度的選擇。朝陽路派出所代所長、刑警何遠的工作與生活是一條主線，拾荒者狗蛋則是另一條纏繞過來的輔線，如果用一個不恰當的比喻來說，何遠如樹幹，狗蛋是細藤，幾個案件在小說裡並不是敘事主線，只是何遠的工作罷了，案件裡的人物，算是何遠這棵樹上的枝枝葉葉吧，包括破案本身，我覺得也都是枝葉。我以為在這部小說裡，高亞平本來也意不在案，而在真實的人性，寫現實題材與警察故事的難度在這裡被他順利地解決了，雖然我不知道在構思之初和寫作過程中他有過多少見招拆招地反覆和修改，但他在作品中完成了從生活到小說的轉換，他藝術地完成了小說而不是簡單地寫出了事實。
我不想複述小說的故事與情節，也不想把小說中那些讀來動容的感人細節拎出來說事兒——那屬於閱讀中需要去意會的部分，我更想說的是，小說平淡質樸的敘事，與小說主要人物內心的善與愛非常契合，這大概和高亞平多年來專注於散文寫作有很大關係，他把情與義甚至理都融到細節裡面去了。人間有大愛大恨大悲喜的激烈，但同時，人性的光輝大多時候恰恰是在平淡與質樸中彌散開來的。
本文原題為《人性的光輝在質樸中彌散 ——讀高亞平長篇小說》,首發於《陝西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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