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市場經濟中，為什麼商人和商人之間經常相互欺詐？為什麼熟人社會中存在大量的“殺熟”？為什麼會出現老人訛人行為？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楊百寅教授認為，這是因為中國缺乏市場經濟的信任機制。
信任機制道德、市場與政府之間的平衡機制的一個重要的結合點。信任不僅僅是倫理問題，還是市場經濟的根基，同時也是政府發揮作用的基礎。但中國為什麼沒有發展出相對完備的有助於推動市場經濟的信任機制呢？
習俗與道德
市場經濟的第三種調節方式
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多次提出“經濟活動除了市場調節與政府調節之外，還要重視道德調節這一第三種調節方式”。
美國製度經濟學的傑出代表人物羅伯特·海爾布羅納曾經提出經濟治理的三種手段：習俗、命令與市場，分別對應習俗社會、命令社會及市場社會。這三者都是人類治理經濟的方式，無論哪一個社會，這三種方式都存在過，問題是哪一個佔據主導地位。
在自由競爭經濟時代，人們提及資源配置的方式，首先想到的是市場與政府調節，經濟界在當下爭論的核心命題主要也是市場與政府孰優孰劣的問題。習俗作為一種資源配置的方式，逐漸被人遺忘。
習俗是一定範圍內人們共同遵守的不成文的行為規範，作為穩定性的規則系統，規範著群體內部的行為，人們可以穩定預期某種行為的後果及其得益。習俗或慣例，無論是被明示還是未被明示，都可能作為某一文化群體內部的心照不宣的規則。在群體成員內實際上是被強制執行的，如果某些成員破壞了某些習俗規則，就有可能被驅逐出群體。
比如，韓國人喜歡購買國產車，這一方面是由於政府的引導和對國產車的支持，另一方面，出於普遍的愛國觀念和韓國人追求物美價廉、外觀漂亮的習俗，義無反顧地選擇國產車就成了韓國人的消費慣例。
在道德層面，厲以寧提出道德調節的三種模式：第一種是自律，即自我剋制及自我激勵；第二種是文化建設，文化建設實際上是一種道德調節的力量；第三種是鄉規民約，百姓共同遵守的行為規範也具有調節經濟功能。
習俗與道德從本質上來說都是一種穩定的規則系統。與明示的法律相比，習俗與道德更強調人們自覺自願地遵從的性質。明示的法律體系如果是基於傳統的習俗和道德進行的理性總結，更易於被群體內的人遵守。
習俗與道德還是有些微妙但非絕對的區別。道德更強調一種價值觀的系統，是基於某種信念基礎之上的規則系統，例如當下倡導的仁義。習俗更強調的是一種文化社會行為，例如儒家倡導的禮。習俗在某些情況下並非完全都是有關道德的，有些習俗可能只是為了適應當地的自然條件而逐漸形成的穩定的社會規範。
無論如何，習俗或道德的主體仍然是反映人類的價值導向穩定性的規則系統。習俗或道德從深層次調節人類經濟活動，事關資源配置的效率。例如，中國普通白酒、高度白酒、黃酒等消費市場的供求關係與一定地域的消費習慣有著密切的關係，比如黃酒的生產銷售大部分在江浙滬地區。
就企業內部而言，企業文化和企業內部奉行的隱性規則就是習俗的重要表現，也體現在組織變革中，如果形成已久的信念、價值觀及做事規則產生激烈的衝突，很可能會讓組織內部雞飛狗跳，導致企業變革轉型失敗。如果一項經濟政策與人們所奉行的風俗習慣存在激烈的衝突，實施起來的壓力和阻力就會非常大。
當然，由於習俗是在特定歷史經驗總結基礎之上形成的慣例，很多習俗可能逐漸變成了惡俗，需要移風易俗，但這需要漸進性的改進，因為社會大多數成員已經習慣了這些風俗和習慣，過於激進的變革會導致社會成員的普遍焦慮，從而暗生各種抵制、反抗或故意冷落的情緒。
傳統市場調節為什麼會失效？
有些學者認為市場並非一套建構的體系，在他們看來，大量的市場規則也是在自發的經濟活動中逐漸形成的。
哈耶克強調市場實際上是一套自發而擴展的秩序，他的基本思路與老子的無為而治的思想有相似性，強調隱性知識在生成知識體系中的重要功能。哈耶克將人類建構規則和預測未來的能力視為致命的自負，儘管哈耶克走向了極端，但他的基本思路不可忽視，那就是習俗與市場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而且人類的理性認識有其侷限性。理性知識再怎麼龐大威武，也不可能窮盡複雜多變的市場供需關係。
市場制度本身就是被大多數人認同的一套習慣性規則體系。市場的發生機制最初可能是凌亂的，純粹是經驗性的。但隨著經濟學家群體的出現，這些經驗性的規則逐漸被理性化，逐漸形成一套理論體系，這些理論體系有特定的假設、價值導向及推理規則，並被學習、運用和修正，逐漸形成了複雜的經濟學知識體系。在我們看來，無論哪一種市場行為，都要迎合消費者異質性的多重需求。
開發一套產品，要想賣得出去，首先要考慮當地市場特殊的風俗習慣和喜好，否則就很可能會被消費者踢出市場。外企在進入中國市場之後，首先要考慮中國人特有的習慣，否則就會因為不接地氣而被擠出中國市場；與之類似，中國企業要走出國門，也應當考慮當地的習俗或道德規則，否則很容易被抵制。
市場作為配置資源的重要方式，逐漸被現代社會認可接受，其核心原因是什麼呢？按照斯密的觀點，每個人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會導致社會利益最大化。市場的核心機制是價格調節供給與需求，通過競爭保持價格能夠反映真實的供需關係。
問題也就出在這裡，每個人都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否會自動導致社會整體利益的最大化呢？馬克思指出了市場這種自發性和盲目性的弊端，每個企業都追求利益最大化，很可能會導致社會整體的過剩，最終產生經濟危機，引發社會矛盾。凱恩斯的觀點是可以通過政府來調節這種個人與整體的失衡。也就是說，所謂自發自動的市場調節還是有邊界的，超出市場範圍時市場就會出現失靈的現象，因此政府調節及一定程度的命令還是需要的。
另外，市場經濟還有滯後性的弊端。市場調節是一種事後調節，即經濟活動參加者是在某種商品供求不平衡導致價格上漲或下跌後才做出擴大或減少這種商品供應的決定的。當人們競相為追求市場上的高價而生產某一產品時，該商品的社會需求可能已經達到飽和點，而商品生產者卻還在繼續大量生產，只有到了滯銷引起價格下跌後，才恍然大悟。最近幾年鋼鐵行業產能嚴重過剩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缺乏理性引導的市場帶有很大的自發性與盲目性，雖有及時、靈敏的特點，但它不能反映出供需的長期趨勢。
命令也是人類配置資源的重要方式。命令的基本邏輯是構建一個調配資源的命令服從體系，這種命令服從體系的存在，不僅僅是基於經濟效率而設置的，還要考慮到各種利益平衡的正當性原則。
就政府與市場的關係而言，命令也會存在失靈的情況，因為政府官員的理性能力也是受到限制的。隨著技術的進步、人類知識的擴展，以及機制的不斷完善，這種限制的邊界也在不斷地擴大。就企業內部命令而言，由於企業家或管理者的理性能力也是受到限制的，有些命令可能會成為企業衰敗的導火索。基於同樣的理由，企業家或管理者通過觀察、學習、思考、分析，不斷提升自身的理性能力。
就中國經濟的配置方式而言，要綜合利用道德、市場與政府三種調節方式。
中國傳統社會在以德治國的基本理念的指導下，過於重視道德或習俗調節，結果壓制了市場的活力，同時為當政者盲目指令留下極大的空間，給經濟的健康發展帶來極大的隱患，從而導致傳統經濟幾千年來都處於“自然經濟狀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除了移風易俗，重點打擊市場，還極度重視命令和計劃，高效地建立了一個初步獨立完整的工業化體系。然而計劃經濟忽視了人們通過習俗或市場自發創造財富的能力，壓制了人們的積極性。很多時候命令和計劃是在僵化教條的背景下做出的，完全脫離現實的供給與需求。
改革開放之後，市場調節得到了應有的重視，但在某些時段，行政命令與習俗的有效調節方式往往被忽視了。
在市場經濟時代，我們不能完全將市場只視為一種資源配置的手段。如果我們僅僅將市場視為一種手段，很可能就會出現這樣的幻覺：只要有利的，就要運用。問題在於，此時有利不一定彼時有利，此處有利不一定彼處有利，此人有利不一定他人有利。市場模式本身有它獨特的前提假設、價值導向及規則系統，市場優化資源配置的假定實際上是在不斷強化效率優先的價值導向，這很可能會導致社會公正損失，甚至使人幹出作奸犯科的惡事。
考慮市場機制的同時不能忽視習俗機制和命令機制。同樣，習俗和命令也不僅僅是一種資源分配的手段，它們也有其內在的假定、價值導向及規則系統，如果僅僅將其視為一種手段，也會產生“對我有利我就實施”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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