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開信（ Republic of letters ）是單讀的開放欄目，我們歡迎來自不同背景、不同國家的作者，在這裡向彼此寫信，分享他們最近的生活、關心的議題、以及世界上重要的事。
今天是第十六封信，由《單讀》第一任主編、作家郭玉潔寫給現任主編吳琦，同為北大畢業生，她寫出了自己對於北大價值和象徵意義的困惑——“北大學生天生就有一種驕傲感，但重點不是能在北大上學，而是考上北大這件事情”。“在外人看來，這該是多麼討厭的一群人啊。”
寫信人：郭玉潔
作家，媒體人
吳琦，
你好。
那天聽到公開信計劃，我立刻在心裡尋找和你的共同點，我們可以談論什麼？很容易，也正當其時，我們畢業於同一所大學，正架在火上烤的那一所。（信寫於metoo運動發酵時，此處特指當時的輿論情況——編者注）
在一系列社會熱點事件之後，我突然發現朋友圈裡很多人都是校友。好像原本都是深櫃淺櫃，此刻突然有了一個完美的時機，集體出櫃了。出櫃自然是有一套話語的，話語很一致。我（不無得意地）跟 Y 說，你看，北大沒有護校寶，所有人都在罵學校。Y 說，對，你們是沒有護校寶，北大的學生個個都覺得自己比北大牛逼。唔……
90 年代，北大校園裡讀書的學生
我也是躲在櫃中的。如果可以，我要躲在所有的櫃中。以前在北京，出租車司機總要打聽你的祖宗十八代。“不是北京人吧？”“不是。”“老家哪兒的？”“甘肅。”“哎喲真不容易，甘肅人能到北京，甘肅……你們那兒挺缺水的吧？”“對。”“考的什麼大學啊？”“北大。”“哎喲…………”這就沒完沒了了。我真希望自己是個愛說謊的人，或是沒禮貌的人。但我最多能做到的，只是支支吾吾，延遲“北大”這兩個字的出現，以避免生活裡這些沒有必要的戲劇性，潛藏在標籤下的所有大驚小怪。
最近一次關於北大的話題，是四年前我到上海生活，上海的阿姨提前幫我找房子。她對房東（也是個阿姨）說：她是北大的！是個作家！來上海寫作的！——渾然不顧我已經從北大畢業了十多年。房東阿姨被唬住了，哦哦哦哦的，降了兩百塊錢房租。（一年之後，房東阿姨好像反應了過來，往回漲了一百塊。）
我原本以為不提北大，是因為我個性中的內省和謙遜——意識到北大帶來的光環太大，非我所有，我也不想有，但是 Y 的回答噎住了我，對，好像有道理，驕傲是北大人的底色。重點不是在北大上學，而是“考上北大”這一行為，就意味著在一個你死我活的成長遊戲中打了通關。很多人以“中狀元”與之相比，誰知道中了狀元幹什麼呢？重點是，“中”了狀元。優越感、勝利的感覺貫穿了整個成長過程，並在一個校園中共鳴，加強。在外人看來，這該是多麼討厭的一群人啊。
1959 年，師生在北大未名湖前合影。
這種倖存者的優越感，不只是北大學生，它屬於每個一流大學的學生。不過，它並不一定是什麼好事。畢業之後，對於好學生，我有一個極為慘痛的觀察。好學生通常是非常保守的，非常害怕失敗、害怕出格。因為我們在成長過程中，習慣了尋找正確答案，正確答案經常是單選的，多選題只是為了設置陷阱。我們這個時代的正確答案，是保全自我，得名得利，錢理群老師所說的，北大盛產“精緻的利己主義者”，是非常自然的結果。好學生的出路，當然是權力和資本的依附者、加固者。
說到這裡，我想到那個熱門的科幻主題：AI 對人類的威脅。可是，今天人類已經活得很像 AI 了，就這樣的發展，我實在看不出 AI 有什麼威脅。
原本大學教育應該改變這種遊戲模式，幫助學生消解正確答案，提供新的選擇，李零老師所謂“大學不是養雞場”，不幸的是，大學就是養雞場了。同濟大學的陸興華教授，一個很有意思的學者，在最近的一次活動上，他談到，“中國的 ME TOO”運動更深層地指向了大學裡的師生關係。更近一步地，他說，中國的大學教育很失敗，大學做的惡比做的好事多多了，應該關門——優秀的人不管怎麼樣都能出來。
陸興華教授自己仍在學院裡過得好好的，理念卻能如此激進，或者說，他理念如此激進，卻仍在學院裡過得好好的，都是很奇怪的事。所以，這些話就是說著解氣，以及聽起來很有道理吧。可是我，一個也在大學教育中獲了利的人，非常贊同他的話，中國的大學教育是失敗的，因為大學對於要培養什麼樣的人，一種理想的人格是什麼樣的，毫無概念。某種程度上，這也是我們這個“價值中空”時代的反映。
但是，人們都以為，北大應該是不一樣的。因為它曾經是“五四”運動的陣地。只是大家都忘了，蔡元培到任之前，北大曾經是腐朽的；除了“五四”那個短暫的歷史關口，北大也並不比其他的一些大學更革命，更自由，更精英，更厚重。只是建國以後院校調整，北大變成了獲利最大的一個學校，它合併了幾所大學，連它們的歷史、校址一併接受。更重要的是，由於“五四運動”和革命的繼承關係，北大的形象變得極為特殊。我在想，對於壟斷“五四運動”的歷史（包括將“5 月 4 日”定為校慶日），校方會不會覺得後悔呢？掌握權力的人，永遠都想要穩固自己的權力，而革命的歷史卻在召喚未來的兒女。
記得畢業之後，我常常回學校。有一次世界盃，我去圖書館的視聽室，和很多同學一起看。不知道現在的學校生活裡是否還有這種集體的狂歡，一起歡呼，一起鼓掌，一起罵。那次，也許是巴西對英國隊的比賽，一個很有爭議的判罰之後，大家都叫了起來，混亂中，站在旁邊的一個男生說，嗯，裁判制度應該改革。我無聲地笑了，不能止息。這是我熟悉的北大。無論成功的邏輯多麼強大，北大仍然賦予反叛、革命以合理性。不管出社會之後，會被現實扇多少耳光，但在此地，學生仍有空間談論理想——非關自我的理想。這是我樂於認同、為之驕傲的北大，藉著一些老師、一些文章、一些傳說，一些此時無法提及的名字，一代一代人承續、復活五四精神，也承續中國傳統中溫潤正直、勇於反思的那部分。從這個角度來講，這樣的精神傳統，不止屬於北大，也應該屬於所有困頓中、反抗中的年輕人。
90 年代北大宿舍的照片
SY 事件仍在延燒，早已超出了這一事件本身。但是對於很多人來說，最觸動的，還是 GY 的重新出現。不知是誰流出了她的照片，戴著紅帽子的年輕女孩，白色高領毛衣上有兩片巨大的楓葉，她歪著腦袋，笑著，永遠二十歲。94 級的孫柏寫了一段話，以回應一種疑問，她自殺時，你們幹嘛去了？孫柏的大意是，90 年代中後期的大學校園迅速原子化，“北大里所有人的姿勢、樣子，都是隻低頭盯著自己眼目前的一方天地：要麼考託考 G 考研，要麼軋馬路彈吉他談戀愛（閒逛作為對抗，至少是叛出、自主的離軌）”。這種生存狀態，是悲劇會突然發生的大環境，“二十年前北大的運行軌道就是這樣的，我們自己並非沒有責任。”
我是 96 級的學生。我記得那天上午沒有課，我在宿舍看書，室友下課回來，說在宿舍樓下看到一個阿姨在哭訴，說自己是 95 級一個女生的母親，SY 害死了她的女兒，她哭著說，女生們要小心。漢語專業的同學回來，帶來了更多的消息。大家都很氣憤，怎麼會有這樣的事？有同學說，難道就這樣了嗎？不會有任何後果了嗎？另外的同學說，那還能怎麼樣呢？
我奇怪，這麼多年，我很少想起這件事，幾乎已不記得了。一個人的去世，對於他人，是這麼微茫的記憶，而一旦公開，又能共振出如此巨大的情感能量。它牽起了我們共同的回憶，使人自問：我的大學時代、我的青春是如何度過的？
90 年代北大學生聚會舊照
我曾經說過，大學時代，我最重要的感受是茫然。有一種結束了高考、中學生活（終於“中”了）的突然鬆弛，不知該拿這自由怎麼辦。另外一種心理，則是長期的對政治的厭惡、冷感，最後對一切公共生活都無動於衷，或許也有清高、害怕出錯的保守心態，內心的深層還是軟弱。除了逃課、抽菸喝酒，我已想象不出更好的反叛舉動。如果能再來一次，我真希望能像今天北大的師弟師妹一樣，為後勤員工做點事，或是像我當年的一些同學一樣，成立文學社團，組織文學活動，在必要的時候說出自己的意見……我在這個層次上理解 GY 的自殺。我真希望自己可以過一個有意義的大學生活，希望年輕的學生真的是“五四”的傳人，做父權體制的逆子逆女，不要輕易地屈服，輕易地絕望，或是輕易地變成 AI。
時間無法倒回了。做一重假設，是為了列舉另外的可能，那些過去未曾實現的，今天仍有意義。作為中年人，我勉勵自己不沉浸在過去的夢裡，悲情裡，經驗不變成虛無，在中年的位置上奮進，創造。
最後，我想回憶一個細節。畢業前，我和兩個同學在靜園草坪上喝酒（實在是非常嚴重的反叛了）。初夏的天氣，草坪有點溼潤，風正從燥熱而變為涼爽，夜空裡沒有星星。一位同學要去香港讀書，另一位留校讀研究生，我要滾去社會工作了。我們相約，畢業以後要互相寫信，用紙筆寫。這次分別，人生的軌跡全不相同了。友情此後便成回憶，回憶一分，溫情又多一分。但願我們志氣未曾消磨。
謝謝你給我這次機會回憶。
郭玉潔
回信人：吳琦
單讀主編
郭玉潔，
你好！
抱歉晚復。原本是在校慶的大日子和你通信，因為各種原因，拖到現在，並謹慎地改掉了你在文中提到的幾個名字。
最想說的，其實和你信中所說沒有分歧，只可能換作我的經歷作為主體。而不論是哪一種，恐怕都不是今天北大人的主流版本。
算起來我在北大度過了六年的時間，畢業以後也經常回去聽課、聽講座、和老師同學們聊天。後來因為工作越來越忙，回學校的頻率就低了，但可能和多數校友相比，還是回得更勤快一些。之所以會回去沾沾北大的“仙氣”，就是因為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困惑、難題，遠比答案要多，獲得的權力和成就，也遠遠少於我對這兩者的懷疑。
北大紅樓舊照
在今天的輿論環境中，在鋪天蓋地的對北大的期待、批評、神化和祛魅中，我們如果還是像春節聯歡晚會一樣慶祝“五四”這個在中國歷史上都深具意義的日子，就實在有些盲目。我想我們必須面對這個問題，北大人到底有什麼不同？
此前，我剛剛結束一段短途旅行，和我的初中同學一起，從不同的地方出發，在福建的一個小鎮上集合，慶祝我們初中入學 20 週年——我們的人生終於也開始用 10 年、20 年這樣原本以為離自己很遠的單位來衡量了，就像北大已經在百年的時間維度上討論問題，我們都必須嚴肅一點。我的這幾位初中同學有的就留在湖南工作，有的也搬去了別的省份，我和他們保持了長久的友誼。除了共享很少有人能懂的方言和不吃辣椒會死的口味以外，我們還共享許多事情，比如喜歡爬山，愛管閒事，不擅長賺錢……我們經常談起我們家鄉那邊的公務員如何在各種的制度、流程、口號裡鑽空子，而老百姓對他們的需求其實很簡單，不過是請他們處理一下生活裡最基本的需求——而不是像現在，誰只要幹了點本來就該他乾的事，好像就成了勞動模範。
20 年之後，讓我感到慶幸的，不是我從一個小地方脫穎而出考上北大，而是這麼多年過去了，我和我的同學們還能聚在一起，尤其在價值觀上，我們還是同樣的人。沒有哪所學校、哪份工作、哪座城市賦予我們什麼優勢或者特權。
其實只要稍稍回顧一下我們每個人的歷史，從小到大，我們相信的價值是怎樣的，我們尊重的品質、嚮往的生活是怎樣的，就知道我們今天的道路有沒有出問題。就像我們回顧北京大學的歷史，總是要從“五四運動”開始，把那個每年都要講的故事，再講一遍。從我們一出生，父母、祖輩對我們的教育開始，然後逐漸進入到社會風俗、制度安排、文化環境、文明狀況之中，所有這一切對一個人最基本的期待，都是他能做一個好人，能過一種善良、負責任、有是非的生活，而不是如何大富大貴，成為人上人。這個道理，早在我們上北大之前，就應該明白的。而成為一個北大人，並不天然意味著，我們比別人更好地完成了這個任務。
這個任務本身就很困難，不管是誰，都不容易做到。那麼下一個問題便是，在完成這個任務的過程中，北大到底給予了我們什麼？
首先，一般人通常不會這麼想問題，你要怎麼生活，你去生活就是了，不會糾結於和某個地方的關係。而能夠幫助我們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下去的勇氣，也不全來自大學時期的教育。但話又說回來，正是這種糾結，以及北大和我們相互寄託的感情，才是這所學校最特別的地方。我們在這裡見了太多牛人、神人，在學業上、在社會活動上、在遊戲的世界，他們都有令人驚歎的創造，我們也是在這裡開始見識一個更大的世界，以及世界本身不同的層次，比如國家、民族、他人的命運、權力和資本所帶來的普遍的剝削與不公、人之為人的理解、同情和責任。北大到底給予了我們什麼？它給予我們的正是這些大於我們自身的東西，提示我們去思考、去想象、去追求、去反對。
至於我們是成功還是失敗，其實都很正常。如果我們能夠完成它，也不算什麼英雄，畢竟這所學校附送給我們這麼多紀念品，提供了最好的條件，給我們思想的武器和行動的資源。而如果一部分人成為利己主義者，也許也沒什麼，在這樣的社會里，誰又真正能不染淤泥。真正和北大彼此辜負的地方，是我們停止這樣的追問，撤出這樣的討論。尤其是我們的專業（我學新聞，而你學中文）。
我們是一個用語言去捕捉、去改變世界的專業，就像畫家去描繪自然，作家去描寫人類的心。我們的任務就是去描繪那些大於我們自己的事物，那個宏大、複雜、陌生的世界。說這些話其實沒有底氣，一方面是覺得自己沒有資格，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一種挫敗感，今天的媒體、知識精英甚至語言本身，似乎都在經歷一次潰敗。大家更喜歡通過吐槽、諷刺和謾罵來自我表達，而討厭一本正經的語言。這是我們的失敗。但我又想，既然自己還身處在這個行業，除了繼續發言，並且在實踐中檢驗自己的發言以外，沒有其他選擇。
畢業多年後，我們應該已經能夠認識到世界的複雜性，並且必須參與其中，此時應該用更強大的勞動和智慧的能量，去面對困難和阻力，而不是急於推翻過去學到的和相信的一切。
正在考試的北大學生
今天，如何考上北大依然困難，但考上之後，一切都太容易了。其實比起一次高考或是一所大學裡六年的時間，真正能夠定義我們的是此後更加漫長的生命，和其中的每一次選擇。不管我們願不願意，北大人總會偶遇相遇，就像我們今天的通信，而在每一次確認過眼神之後，我們又再次回到各自的工作崗位和緊張的生活中去，這所學校又將再次成為我們引以為傲或者緘默不言的回憶，那時我們會怎麼說怎麼做，才是對這個標籤最好的紀念。
小時候看《基督山伯爵》，裡面說人生的全部智慧就在於兩個詞——“希望”和“等待”，我至今還記得。但它實在太正確了，正確到不能具體地指導我的人生。我從北大獲得的更具體的提醒和鼓勵是另外兩個詞——“誠實”和“勇氣”。
希望可以共勉。
吳琦
回覆信件
生命也許轉瞬即逝，沒時間喪｜公開信
在脆弱的時刻，我們依然可以依靠文學｜公開信
閱讀這件事，需要緊跟潮流嗎？｜公開信
往期信件
在這個時代，別做圍觀跳樓的人｜公開信
比起北京，倫敦可能開放得多｜公開信
民粹，我們時代的精神狀況？｜公開信
點擊上圖，購買全新上市的《單讀 19 ：到未來去》
▼▼大學錄取通知書。
閱讀更多 單讀Reading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