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 年的今天，法國作家瑪格麗特·杜拉斯去世。不論是文學作品，還是個人經歷都同樣具有傳奇色彩的她，一生都在追求獨特的愛和自由。
我們節選了她的作品《物質生活》中的《房屋》，文中探討了一個女人作為母親所需要承擔的責任和壓力——“一個女人的工作，從起床到睡下，與戰爭中度過一天同樣艱辛勞苦”，而她們或許就是在這個過程中“分泌出了自己的失望”。
[法] 瑪格麗特·杜拉斯 著
王道乾 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 出版
房屋（節選）
房屋，就是家庭寄居的房屋，為讓孩子和男人居住其中，專為他們而設把他們維繫在一起的地方，是收容他們東奔西闖的所在，消解他們外出冒險的氣質，分散他們成年以後出走外逃的心性。探究這個極為困難的問題，就必須接觸那種細膩到難以掌握的材料，也就是說女人的思想，圍繞以房屋為表徵的那種瘋狂事業的女人內心思想。這就是尋索出如何能把孩子和男人連結在一起的共同點這樣一項煩難的工作。
由女人創造出來供人安居其中的家屋，這就是所謂烏托邦的所在。對這樣的期求女人永遠是不會拒絕的，就是說，她用意所在即使不是為了她一家的幸福，她也還是要一再求索，她對這一事業的關注彷彿就環繞在求索之上，哪怕事業已經成為一般命題，她也決不肯放棄。女人總是說，對個別人的幸福應該瞭解，但不能輕信。她認為只有如此才能引導自己的孩子以後去追求生活的幸福境界。引導她的孩子關注生活，這本是女人、母親的願望。作為母親，她知道對他人的幸福的關注較之只相信個人幸福對孩子來說危害較少。
在諾弗勒，我經常下午開始去廚房準備晚飯。那是在他們外出工作，或是到荷蘭水塘那裡去散步，或者是在房間裡睡覺，他們不在的時候，我去做事。這時，住房的底層和花園，就全部屬於我了。在生活中每逢這樣的時間，我才清晰看到我是多麼愛他們，一心只希望他們好。他們走後出現的那種靜寂，我永遠不會忘記。進入這種靜寂，如同潛入海水之下。既是一種幸福，又是置身於設想未來那種十分清澈明淨的境界，這也是一種思想方式，也許可以說無思想的方式——相去不遠——也許這就進入寫作的境界了。
不能操之過急，要細心注意，讓這樣的狀態繼續下去，同時我還要為午後不在家的人準備晚飯。我燒好濃湯，要是他們很餓，他們就會發現湯早已備好。要是濃湯沒有準備，就等於什麼也沒有。要是沒有準備好的東西，也就等於什麼也沒有，人也就無從談起了。各種食物經常是一早買來，準備在那裡，至時只要蔬菜揀一揀去皮洗淨，放到濃湯裡，一燒即可。這就好比寫文章，動筆寫起來就是了。別的也沒有什麼。
我想購置一處房屋已有很長時間。我從來不曾奢望我可能佔有一處新房。在諾弗勒，房子是早在大革命前就有的兩處農村建房。它差不多已經存在兩個多世紀的時間。這事我經常想到。一七八九年，一八七O年，它就已經在那裡了。在朗布依埃森林與凡爾賽森林相交的地方。一九五八年它才歸屬於我。我想到有些夜晚，不禁為之感到痛苦。我知道過去有這樣一些女人曾經在這裡住過。我發現這些女人在我之前住在同樣的這些房間裡，在同樣的暗影中。在我之前，在這四堵牆中間，已經有過九個世代的女人，還有許多人，在這裡，圍在爐火周圍，孩子，僕人，養母牛的婦人。整個房子都被人體、小孩、狗出入來去磨得光滑，門邊角上還佈滿擦痕。
一年一年過去，女人想得最多的就是這些事，孩子小的時候，她們老是想著：怎樣讓他們不要生病，她們都牢記在心。這一切幾乎又永遠是做不到的，得不到什麼結果的。
有一些女人就做不到，她們居家無方，處事笨拙，把住房弄得不堪負荷，塞得滿滿的，她們不知道房屋要打開，向外敞開，她們什麼都搞得不對頭，什麼也做不成，使得住房也難以住下去，無法生活，孩子一到十五歲只想離家出走，就像我們從家裡逃出來一樣。我們逃走，是因為只有這麼一條路，就是母親早已料到的那種出外冒險。
很多女人對這種混亂狀況不能妥善處理，所謂家庭中的混亂成為居家一大問題也得不到解決。操持一家有難以相信的困難，這些女人是知道的，知道她們無法勝任。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都無濟於事。這些女人對這種混亂只能在家裡從這一個房間轉移到另一個房間，換一個地方，把混亂隱藏到地下室去，或者掩藏在鎖上的房間裡，或者投入箱籠櫥櫃深藏密斂，在她們自己的住家中，像這樣，竟還弄出一些加鎖封閉的地方，這些地方鎖好之後再不打開，即使面對家人也不怕招來恥笑。她們當中大多用心良好，也很天真，以為混亂問題“以後”總會解決，哪裡知道她們叫做“以後”的那個時間現在沒有，將來也不會出現。等那個“以後”真的到來，為時已晚，來不及了。所謂混亂，是指財產積累，採取財產分有的辦法解決起來也困難重重。我相信任何女人都為不能割捨、分有而感到痛苦。有一些人家，保持一處大房產，小孩呀，伯爵先生呀，村長呀，裙衫呀，玩具呀，居然保留了三百年。
我固然有所割捨，我也為之十分惋惜。我們一向因為把一生某一段時間空空拋去而抱憾。但是若無所棄，不願割捨，把時間保持下來，也只有加以歸整存入檔案活過一生。許多女人無緣無故把電費和煤氣發票保留達二十年時間，只是為了時間、用途、過去多少歲月保存下來，這樣的事是常見的，最後還是什麼也沒有留下。
這個問題我要再說一說。必須反覆說一說。一個女人的工作，從起床到睡下，與戰爭中度過一天同樣艱辛勞苦，比一個男人的一個工作日還要艱苦，因為女人必須制訂她與別人、她家裡的人、外界的慣例相應的作息時間。
一天上半日五個小時，她要給孩子準備早餐，給他們梳洗，穿衣，清理室內，整理床位，自己也要梳洗，穿衣，外出購物，做飯，佈置餐桌，二十分鐘內讓孩子吃好飯，還要吼叫，送孩子去上學，清洗餐具，洗滌衣物，以及其他等等。也許要到下午三點半，只有半個小時時間，才能看看報紙。
一個家庭的好母親，當她打發她分割零碎不相連貫的時間，這時，對男人來說，卻是一片安謐無聲的不明顯的連續時間。此外，這種安謐無聲的連續時間實際是作為那種相同的生活而不是作為一種表徵被接受的，比如工作。在這裡，我們就深入到事情的深在方面了。
可以說，這種安謐無聲的連續時間由來已久，一向如此，對於女人周圍的人來說，甚至變成雖有若無的。我意思是說，女人的辛勞工作對男人彷彿是天空上的雨雲，或者是雲中降下的雨。這種職能抵於完成正像每天的睡眠所完成的職能一樣。男人因此而感到滿意，他的家於是宣告一切順利。中世紀的男人是如此，大革命時期的男人是如此，一九八六年的男人，也是如此。
有一件事我忘記說了，就是女人必須牢記：對兒子不能估計過高，正像對父親不能過高估計一樣。對於女人不妨也這樣看。女人死了，照樣一哭了事。這就意味著，她是無可替代的。
過去的情況就是這樣。過去，不論我站在哪一方，不論處在世界歷史哪一個世紀，我所見到的女人無不是處在一種深受限制難以忍受的情況下踏在死亡的繩索上跳舞。
現在，不論轉向我們這個時代的哪一個方面，我看到的處處都是旅遊業或銀行界以及各種傳媒類公司的小女明星，她們處在這種等級的拔尖地位，真是嬌豔無比，而且不知疲倦，一律是信息靈通，但她們同樣也是踏在死亡的繩索上跳舞。
所以，你看，我寫作並無目的。我覺得我寫就是因為非寫不可。我不是有所為而寫。我也不為女人寫。我寫女人是為了寫我，寫那個貫穿在多少世紀中的我自己。
我讀過弗吉尼亞·伍爾夫的《一間自己的房間》，還有米什萊的《女巫》。
我根本就沒有書房。都散失了，連藏這樣的想法也只好放棄。都完了。上面說的那兩本書，那就好比我把我的身體和我的頭腦打開來，好像我是在十九世紀的森林和手工製造場裡閱讀關於我在中世紀生活的故事。那本伍爾夫的書，我從來沒有看見有一個男人讀過。M.D.，我們是兩相分離了，就像她在她的小說裡說過的那樣。
房屋的內部。物質的家宅。
我的母親，就是我上的第一個學校。讓我們看看她是怎樣組織她的幾處家宅的。她怎樣把它們打掃得一塵不染。是她教育我懂得什麼叫清潔，一九一五年在印度支那，那個有三個小小孩的母親，她的出於本性、簡直成了迷信似的、病態的潔癖。
這個女人，我的母親，她的心願無非是讓我們，她的孩子，在生活中任何時候，不論發生什麼事，哪怕發生最最嚴重的事件，比如戰爭，都不要陷入措手不及的窘境。只要有一個住處，有我們的母親，我們就不會被拋棄，就不會被風暴捲走，就不會陷於困境。戰爭，水災，旱災，孤立無援，這些事都可能發生，但是對我們來說，住房，母親，吃的喝的總是有的。我相信一直到她死，她都在為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準備果醬貯存。她還貯砂糖、乾麵條。這是出自根深蒂固的悲觀主義的悲觀估計，這種悲觀主義我也全盤繼承下來了。
“大堤”那個插曲，我母親被騙蒙受極大損失，並且被所有的人拋棄。她在孤立無援情況下把我們撫養成人。她給我們解釋說她受騙了。錢被盜走，並被拋棄，因為我們的父親已經死去，沒有人來保護她。有一件事她是確知的，那就是我們一家人都被拋棄了。
操持好家務，我也有這種偏好，而且很深。我一生都保持有這樣的癖性，這種癖性至今還在。就是現在，大櫥裡是不是存有吃的東西，為了維持生命，活下去，繼續活下去，我時時都必須知道必需之物是不是有準備。為了我所愛的人，為了我的孩子，我也一樣盡力設法把船裝足，以備生命之旅之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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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節選
圖片來自電影《朱莉與茱莉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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