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我刚上小学三年级，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内人党”的问题得到平反，并补发了一笔工资（不到100元），父亲用这笔钱买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是“红灯牌”，上海产的，这是我家拥有的第一个大件，父母告诫我们，听收音机时一定要注意，千万别嗑着、碰着，尤其不要掉地下，那样要摔坏的。
那个时候的阿尔山，还是科右前旗的一个建制镇，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中走出来，百废待兴，文化生活一片空白，人们的收入普遍不高，父亲当时的工资也是如此，母亲精打细算，也仅够我们一家人的日常开销。能买得起收音机，还是得益于父亲的补发工资，如果没有这笔钱，什么时候买收音机还是未知数。我家的这台收音机体积不大，有短波和中波两个波段，是用电池供电的，声音也不能开的很大，否则电池很快就会没电，所以，每次听节目，音量开到能听清就行，尽量延长电池的使用时间。
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是当时人们了解外面世界的主要渠道。那时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档重要新闻节目全称是“新闻和报纸摘要”。现在回想起来，和今天的新闻有很大的不同，几乎全部是时政新闻，政治色彩非常浓厚，播音语调抑扬顿挫，慷慨激昂，非常有气势，播音员常常是夏青和葛兰。
评书联播是那个时候最受人们喜欢的一档文艺节目，固定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30分，正是家家户户吃午饭的时间，很多小说的名字现在还记忆犹新，像《杨家将》、《岳飞传》、《隋唐演义》、《水浒传》、《林海雪原》等，在袁阔成、刘兰芳、田连元等一代艺术大师惟妙惟肖的演说中，书中的人物一个个变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这个时候，不论你做什么，都不要出声，否则就会招来一阵呵斥。很多时候，晚上在被窝里还要把白天听过的评书再听一遍，感觉听评书比看小说还要过瘾。即使到了现在，对很多小说的章节印象，依然是听评书时留下的记忆。
对收音机的热情不光是我们这些小孩，父亲、母亲、哥哥、姐姐也都是广播迷。姐姐喜欢评说联播、广播剧院、诗词欣赏、每周一歌等等，也都是我喜欢听的。每天17.00，姐姐都按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剧院，《青春之歌》、《高山下的花环》……一部部感人至深的剧目至今难以忘怀。
1981年，中国女排在世界杯女子排球赛中第一次获得了世界冠军，国人为之欢呼雀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比赛进行了实况转播。宋世雄，一个值得记住的名字，他磁性的、极富感染力的声音，不仅让现场气氛高涨，同样也让我们这些收音机前的听众激动不已。在那个时代，正是宋世雄老师用他慷慨激昂的声音将“女排精神”传递到中国的城乡和每个家庭。郎平响亮“铁榔头”的爱称也是宋世雄老师第一个叫出的。可以这样说，听宋世雄老师解说体育比赛，就是一种莫大的享受。
到了1984年，我上高中的时候，家里的经济条件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我家换了一台收录机，这台收录机质量不错，功率大，能清晰地收听到许多电台的节目，邓丽君的歌曲就是第一次在电台节目上听到的，第一次听到流行歌曲，感觉特别好听，甜美。可在那个时代，左倾思想还没有完全纠正，港台流行歌曲被冠以“靡靡之音”，是资产阶级腐化堕落的生活方式一种表现，被人发现了是要上纲上线的，所以，只能在晚上偷偷地听，现在想想，其实很可笑的。
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听收音机了，互联网、手机等多种媒体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视野，世界变得不在遥远，可在那个年代，收音机不仅仅是一个电器，它更是一个时代的音符，它见证了我们的生活，它唱响了时代的变迁，它是永不消失的电波，每每听到它的声音，多年以前的很多经历仿佛历历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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