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中國近代史，不能不提日本。可以說日本是中國的一面鏡子，日本的成功反襯中國的不成功。成功的日本開始欺負中國，而不成功的中國就只能被日本欺負。就如同戴季陶在《日本論》中所說的：中國強，日本就是妾；中國弱，日本就是賊。從1874年西鄉從道入侵臺灣開始，日本二字成為了從李鴻章到蔣介石几代中國人的噩夢。
而從李鴻章開始，包括陸徵祥、曹汝霖、張群、施肇基幾乎所有活躍在對日外交第一線的外交家都被冠以賣國賊的罵名，這中間自然也包括黃郛。而外交是一項技術性極強，高度複雜的工作，外交官是絕對不可能速成的。
黃郛是蔣介石班底中相對比較低調神秘的一個，李宗仁評價—此人風度翩翩，舉止從容，且能說會講，其成熟幹練一望而知。他的功名心似乎很淡，甚至連國民黨員都不是。曾經貴為總理，卻又十分嚮往隱居生活。但紛亂的時局又不允許他做一個隱士，不得不在蔣的再三要求下一次又一次地出山為盟弟收拾外交殘局。
黃郛在歷史上的第一次高光時刻是1924年的北京政變（又稱首都革命，此次事變如果拍成電影，一定是部驚心動魄的大片）。世人皆知北京政變是馮玉祥的傑作，其實背後處處閃現著黃郛的身影。人們形容在大人物身邊為其出謀劃策的顧問幕僚為謀主、文膽，意為謀士是主公的主心骨。而正是在黃郛的運籌穿梭下，馮玉祥才有勇氣推翻當時中國最為炙手可熱的軍事強人吳佩孚。望著吳佩孚渡海難逃的狼狽身影，黃郛的嘴角一定露出了一絲不易察覺的微笑。所以不要說書生百無一用，莫道書生無膽氣，敢叫天地沉入海！
而按黃郛自己的話來說——首都革命，是民主自由派為解決中國政治問題而走的第三條道路的一次具體嘗試。雖然“首都革命”形成的局面並沒能維持太久，但黃郛卻因此與馮玉祥建立起較為深厚的信任關係。而這種信任關係又成為黃郛日後為蔣介石籠絡馮玉祥的重要政治資本，可以說是黃郛一手促成了蔣馮徐州會見，再一次顯示了縱橫家本色，使得蔣介石沒有在武漢汪精衛發起的攻擊波中就頹然倒地，穩住了南京國民政府。
除此之外，1927年初，戴季陶秘密出訪日本，為蔣尋求日方的支持；張靜江前往杭州，為北伐軍進軍浙滬打前站；黃郛則肩負經濟、外交兩項使命潛往武漢，同盤踞在那裡的日本人進行談判。但黃郛再一次站在風口浪尖則是1933年北上華北簽訂《塘沽協定》，體會了一把李鴻章當年在日本馬關所受的屈辱。談判過程的艱難，那些置身於事外，高唱愛國主義歌曲的熱血青年是難以體會的。《塘沽協定》終止了918以來的中日之戰，從1933年5月31日《塘沽協定》簽字到1937年盧溝橋事變，中日之間沒有爆發大規模的軍事衝突。當時的人們罵黃郛漢奸、賣國賊。可現在看來又何嘗不該感謝他為中國爭取了四年寶貴的準備時間呢。可惜黃郛在抗戰爆發前夜英年早逝，沒有看到雪恥的那一天。
順便提一句，當年黃郛隱居的莫干山今天已經成為江南著名的旅遊勝地，近年來開發的裸心谷度假村更是讓年輕人趨之若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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