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中国近代史，不能不提日本。可以说日本是中国的一面镜子，日本的成功反衬中国的不成功。成功的日本开始欺负中国，而不成功的中国就只能被日本欺负。就如同戴季陶在《日本论》中所说的：中国强，日本就是妾；中国弱，日本就是贼。从1874年西乡从道入侵台湾开始，日本二字成为了从李鸿章到蒋介石几代中国人的噩梦。
而从李鸿章开始，包括陆征祥、曹汝霖、张群、施肇基几乎所有活跃在对日外交第一线的外交家都被冠以卖国贼的骂名，这中间自然也包括黄郛。而外交是一项技术性极强，高度复杂的工作，外交官是绝对不可能速成的。
黄郛是蒋介石班底中相对比较低调神秘的一个，李宗仁评价—此人风度翩翩，举止从容，且能说会讲，其成熟干练一望而知。他的功名心似乎很淡，甚至连国民党员都不是。曾经贵为总理，却又十分向往隐居生活。但纷乱的时局又不允许他做一个隐士，不得不在蒋的再三要求下一次又一次地出山为盟弟收拾外交残局。
黄郛在历史上的第一次高光时刻是1924年的北京政变（又称首都革命，此次事变如果拍成电影，一定是部惊心动魄的大片）。世人皆知北京政变是冯玉祥的杰作，其实背后处处闪现着黄郛的身影。人们形容在大人物身边为其出谋划策的顾问幕僚为谋主、文胆，意为谋士是主公的主心骨。而正是在黄郛的运筹穿梭下，冯玉祥才有勇气推翻当时中国最为炙手可热的军事强人吴佩孚。望着吴佩孚渡海难逃的狼狈身影，黄郛的嘴角一定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所以不要说书生百无一用，莫道书生无胆气，敢叫天地沉入海！
而按黄郛自己的话来说——首都革命，是民主自由派为解决中国政治问题而走的第三条道路的一次具体尝试。虽然“首都革命”形成的局面并没能维持太久，但黄郛却因此与冯玉祥建立起较为深厚的信任关系。而这种信任关系又成为黄郛日后为蒋介石笼络冯玉祥的重要政治资本，可以说是黄郛一手促成了蒋冯徐州会见，再一次显示了纵横家本色，使得蒋介石没有在武汉汪精卫发起的攻击波中就颓然倒地，稳住了南京国民政府。
除此之外，1927年初，戴季陶秘密出访日本，为蒋寻求日方的支持；张静江前往杭州，为北伐军进军浙沪打前站；黄郛则肩负经济、外交两项使命潜往武汉，同盘踞在那里的日本人进行谈判。但黄郛再一次站在风口浪尖则是1933年北上华北签订《塘沽协定》，体会了一把李鸿章当年在日本马关所受的屈辱。谈判过程的艰难，那些置身于事外，高唱爱国主义歌曲的热血青年是难以体会的。《塘沽协定》终止了918以来的中日之战，从1933年5月31日《塘沽协定》签字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中日之间没有爆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当时的人们骂黄郛汉奸、卖国贼。可现在看来又何尝不该感谢他为中国争取了四年宝贵的准备时间呢。可惜黄郛在抗战爆发前夜英年早逝，没有看到雪耻的那一天。
顺便提一句，当年黄郛隐居的莫干山今天已经成为江南著名的旅游胜地，近年来开发的裸心谷度假村更是让年轻人趋之若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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