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夏，一代學術大師王國維投湖自盡
1927年6月2日，北京的頤和園昆明湖傳來一聲悶響。一蓄著長辮子的老先生來到頤和園魚藻軒上。魚藻軒引用《詩經小雅》“魚在在藻”的典故。古人認為，《魚藻》這首詩表達了“萬物失其性”，“君子思古之武王焉”的情感，本身就有撫今追昔，懷念先王的意義。宣統末年，清廷頒定國歌《鞏金甌》，嚴復所作歌詞中有“民物欣鳧藻”之句，形容民眾萬物如野鴨嬉於水藻般欣悅，與《魚藻》中的修辭如出一轍。這位長辮先生吸了最後一支紙菸後，長吁一聲而投水。雖然這裡湖水甚淺，未及一二分鐘就被搶救上岸，下身甚至還未沾溼，但水下淤泥粘重，藻荇縱橫，其七竅已被汙泥封堵，早已嚥氣。直到頤和園大門外的等候著接這位先生返城的車伕趕來道破原委，旁人才知道這位投水的長辮先生便是清華國學研究院的教授王國維。翌日，家人在王國維衣帶中發現遺書一封，上書“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
遺書中的“只欠一死”之語是宋元之際士大夫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著名的宋室遺民謝枋得就公開承認“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只不過他本人已是“宋室孤臣，只欠一死”而已。在這種解釋之下，王國維懷念前朝的遺老立場已被預設，其行為被自然而然地視為“殉清”之舉，其久蓄的辮髮也增加了這種解釋的可信度。梁啟超在王國維墓前的悼詞說“王先生的性格很複雜，而且可以說很矛盾：他的頭腦很冷靜，脾氣很和平，情感很濃厚，這是可從他的著述、談話和文學作品看出來的。只因有此三種矛盾的性格合併在一起，所以結果可以至於自殺。”王國維投湖三年後，郭沫若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的開篇評價道：“王先生，頭腦是近代式的，感情是封建式的。兩個時代在他身上激起了一個劇烈的階級鬥爭，結果是封建社會把他的身體奪去了。”顯然，郭沫若也認同了王國維殉清的判斷。
第一排戴眼鏡的郭沫若時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副主任，立場自然與北洋治下的北京文人相左
然而，這種眾所周知的解釋真的無懈可擊嗎？當年的清廷遺老大多數是前清進士舉人，也算得上和大清“利益相關”。而王國維只是秀才，沒有中過舉人，連鄉試都沒過。《儒林外史》中的秀才范進在中舉之前，被自己殺豬的老丈人看不起，因為秀才僅僅通過了縣級的童子試，距離“暮登天子堂”還差得遠。今天學界對《王國維年譜長編》的研究表明，王國維早年非但不屑於考取功名，更是早早立下了追求新學的志向，特別對尼采哲學深有興趣。更重要的是，1927年6月，清室早已避居津門，遠非1924年被馮玉祥趕出紫禁城時的困窘可及。
1924年馮玉祥將溥儀趕出紫禁城，如果王國維真是前清遺老，他那時好好的，卻在此時自盡，這說不通
要知道，當年馮玉祥打著清算張勳率“辮子兵”進京後清室復辟逆舉的名義將清室逐出紫禁城，北京眾多的清廷遺老一時激憤不已，稱之為“甲子之變”，紛紛搬出“君辱臣死”的教條，躍躍而有殉清之勢。這位海寧王靜安先生國維也與羅振玉等前清遺老相約投金水河，但最終被家人攔了下來。在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的時候沒有自盡，在1924年遜帝“蒙塵”，“播遷”津門的時候也沒有自盡，偏僻在1927年的時候自盡，王國維真的是為了“殉清”而死嗎？
事實上，自王國維投水之時起，就一直有人主張其自盡行為與當時的中國政局有密切關係。1927年，經過四一二政變後，蔣介石麾下的軍隊沒有停止北上的步伐。到了6月，一路北上的國南京國民政府的軍隊已經接近到徐州外圍。王國維遺書中“義無再辱”句是引用漢代李陵的典故。這位悍將在絕望之中投降匈奴，慘遭滅族。武帝駕崩後，繼位的漢昭帝遣使勸降，李陵以“丈夫不能再辱”謝絕，意為投降匈奴已是恥辱，若再背匈降漢便是再次受辱。有人認為，王國維此語是把辛亥革命視為初次見辱，那麼何為“再辱”，不言自明，就是指即將到來的北伐大軍。王國維投水後，隱居北京的湖南名流周大烈寫詩悼念，感嘆“魚藻軒前秋已殘，投身應為水多瀾”，並留下註解稱“廣東革命軍有北趨之勢，清臣王國維謂不可再辱，投軒下死”。
湖南賢達周大烈認為，王國維自盡直接原因就是北伐軍的進軍
王國維在赴魚藻軒投水之前，曾與梁啟超相談時局，二人均對局勢表示悲觀。同一時段，梁啟超不止一次與子女談到北伐軍一路而來，北洋統治秩序瓦解，各地紛亂情形。梁啟超特別擔憂的是，北方有可能會重蹈兩湖民變的覆轍。
原來，在王國維投水前一個多月，湖南也有一位宿儒死於非命，此人即是人稱郋園老人的湘潭大儒葉德輝。葉德輝是前清進士出身，學術成就顯著，所以在湖南士人中名聲很高，但一貫保守。北伐軍進入湖南之後，湖南的民眾運動蓬勃發展，而老夫子葉德輝仍我行我素，不知收斂，甚至寫對聯咒罵革命者：“農運久長，稻梁菽麥黍稷，一班雜種；會場廣大，馬牛羊雞犬豬，都是畜生”。1927年4月，葉德輝被湖南農民協會逮捕，在國民黨湖南黨部控制下的湖南審判土豪劣紳特別法庭接受審判，罪名有五條，其一為“前清時即仇視革新派”，說葉德輝是戊戍政變“慘殺革命人物”的“內幕主張之一人”。其二是“充籌安會會長，稱臣袁氏，促成袁氏稱帝”。其三是“贊成吳佩孚武力統一”。其四是屢受“萬惡軍閥”器重，並“利用其封建思想發表封建式之文字，為反動之宣傳”。最後一條幹脆就稱葉德輝“為省城著名反動派領袖及著名土豪劣紳”。一時，葉德輝成為“帝制餘孽”典型，最終被押往長沙市郊槍決。
學問極好但名聲一直不好的葉德輝，研究古籍繞不過去的一位重要學者
其實詳細考察這些罪名，除第一條言過其實之外，其餘幾條也大體屬實，但要是在太平年景何至於槍斃。在王國維自沉後十三天，梁啟超在致女兒令嫻的信中說道，王國維“平日對於時局的悲觀，本極深刻。最近的刺激，則由兩湖學者葉德輝、王葆心之被槍斃。葉平日為人本不自愛（學問卻甚好），也還可說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歲的老先生，在鄉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間是地獄’一語，被暴徒拽出，極端棰辱，卒致之死地。靜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淵，一瞑不復視。”
湖北名宿王葆心，實際上活到1944年。
可見，梁啟超認為故友王國維自沉的直接原因就是大革命中的鎮壓土豪劣紳之舉。故都北京遠在革命波瀾之外，欲探聽前方消息只有道聽途說而已，故真假謠傳層出不窮。至於葉德輝之死，在北京也傳出了多種版本的八卦。同樣在京的周作人就說葉德輝早年強佔的民女後來成了革命女幹部，葉因此遭到清算，這基本是無法考證的捕風捉影。值得注意的是，梁啟超家信中所提到的王葆心其實未死。葉德輝是湖南大儒，王葆心是湖北名宿，大概剛好湊齊湖廣兩省罷了。不過，這種“七旬宿儒被暴徒毆打致死”的謠言廣為傳播，多少也反映了一派文人對國民革命的直觀態度，那就是疏遠，畏懼乃至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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