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利和市民化是商人的基本符號或形象，在步入一定階段之後又往往表達出更高的精神追求，一心想從現實和市儈中隱退出來。宋代是古代中國商品經濟較為活躍的時期，商業社會得到蓬勃發展，商人的地位也較前代為高。這一時期商人仍然保持了重利、追求財富的人性和職業本能，但又更多地展現出個體的獨立生活，個性從群徵中解放、凸顯。新近，山東萊州市區附近發掘了一座宋代壁畫墓，為我們揭開了一位宋代普通商人的隱士情結。
墓主人是北宋萊州（今煙臺萊州）本地人，從墓誌銘記載的“祖籍天水”和甬道西壁題記壁畫作者“同保少兒李少博”，我們大膽推測墓主人姓李，單名一個“用”字。李用於元豐七年（1084年）十月因病去世，享年61歲。萊州地處沿海，得魚鹽物產和港口交通之利，商業活動頗為繁盛。李用的商人身份在墓誌中也記得較為清楚，他的家族世代經商，藉以發家致富，這也是為何他能興建內容如此豐富、規格如此高檔的墓室的原因，該墓特色十分鮮明，在整個山東地區的宋代平民墓葬中都屬一流。壁畫備宴圖中為數眾多的仕女，壁畫扇面所採擷的“富貴日興”、“金車入門”的道教術語，以及舞蹈圖、散樂圖的表演場景也都彰顯著李用的豪富氣象。墓室內只有題壁詩歌多了一份文學或文化情懷，能顯其淡雅心境。詩歌一共題有四首，均為七言絕句。是目前所知較早的墓壁題詩。
山東萊州南五里村宋墓墓室北壁（總圖）
第一首為宋代詩人魏野的《尋隱者不遇》（唐人賈島有同名詩）：“尋真誤入蓬萊島，香風不動松花老。採芝何處未歸來，白雲遍地無人掃。”其中結尾一句，宋末詩人蔡正孫《詩林廣記後集》卷九記為：白雲滿地無人掃。“遍地”的使用較“滿地”顯得隨意。魏野（960-1019年）是宋代著名隱士，入列《宋史·隱逸傳》，他自築草堂隱居於陝州東郊（今河南陝州），不肯入仕。詩中“尋隱者”、“真人”、“蓬萊島”，都是鮮明的與隱士情結相關聯的意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墓主人李用是萊州人，第一首所記蓬萊仙島，離萊州城和墓葬所在地都不算遠；而作者魏野離墓主生前的時代也最近，大抵屬於墓主人心目中“黃金時代”的詩人，在時代與地域上都能產生更多共鳴，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該詩擺在首位了。
墓室北壁題詩1
第二首是一首未能流傳下來的詩歌，作者不明。詩云：“男兒未遇福如何，落日煙村信聘馳。唯有深思與舊恨，翻峰未肯等閒君。”“未遇”特指未能進入仕途，“落日煙村”和“翻峰未肯”都表明作者是遠離塵世喧囂，將世俗感情深藏於心中，其中不乏懷才不遇的愁苦和漂泊天涯的無奈辛酸。
墓室北壁題詩2
第三首是唐代詩人來鵠的《聞蟬》。壁畫墓中記為：“青陰陰裡一聲新，風薄輕輕力未勻。莫道聞時盡惆悵，有愁人有不愁人。”而目前流行的版本與之有所差異：“綠槐陰裡一聲新，霧薄風輕力未勻。莫道聞時總惆悵，有愁人有不愁人。”顯然，流行版本的用詞較前者更為考究、雅緻，尤其是採用了具體的景觀“綠槐”，比虛無的“青陰”更易感知；並列描寫霧與風的“薄”與“輕”，比對單一對象風的描寫更顯豐富和貼切。這樣看來，前者雖可能是抄寫失誤，但更有可能是詩歌內容本身隨著時代發展有所改進，不少出土的詩曲都存在這種現象。如被譽為“秋思之祖”的《天淨沙·秋思》，山西興縣紅峪村元至大二年（1309）壁畫墓記為：
瘦藤高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己獨不在天涯。 西江月
元人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北方士友傳沙漠小詞三闋頗能狀其景”，記該詩為：
瘦藤老樹昏鴉，遠山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斜陽西下，斷腸人去天涯。
元人周德清《中原音韻》卷下“越調”《天淨沙·秋思》始為現在流行版本：
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
山西興縣紅峪村元至大二年壁畫墓（正中為“天淨沙·秋思”）
在詞牌、作者，尤其是景觀上有較大差異：“瘦藤高樹”與“枯藤老樹”，“遠山”與“小橋”，“己獨不”與“斷腸人”；末尾“在天涯”與“去天涯”則是靜態的現在時與動態的未來時的區別。
墓室北壁題詩3
回到本首詩，作者來鵠（？-883年）是豫章人，也就是今南昌地區人，頗有才志而不得中舉，曾隱居山澤，又四處漂泊。他的詩歌多為懷才不遇，羈旅遣懷之作，《聞蟬》一詩亦然。蟬在古詩中不外乎表達悽楚哀怨和自喻高潔兩種感情，“高樹蟬聲入晚雲，不唯愁我亦愁君”，“日夕涼風至，聞蟬但益悲”，雖然本詩仍是以“愁”字為中心，但作者卻不落俗套，自詡為聞蟬鳴而心不生愁怨之人，於蟬鳴之鬧中取靜，超脫眾人，頗有一種“任爾風吹雨打，我自閒庭信步”的脫俗和閒適。
第四首墓壁題詩殘損嚴重，不過可以大致推斷出是唐代詩人胡令能的《喜韓少府見訪》。整理者將詩的釋文記為：忽聞梅福來相訪，笑著荷衣出草堂。兒童不慣見車馬，走入蘆花深處藏。結尾一句，另有一個流行版本，為：爭入蘆花深處藏。“爭”較“走”更顯童趣。作者胡令能（785-826年），也是唐代著名隱士，隱居於莆田（今福建莆田），其詩生活氣息濃厚。
墓室北壁題詩4
墓室內的四首詩，作者時代逐漸靠前，那麼第二首詩的作者就有可能是晚唐五代或宋初的詩人。其他作品的作者比較明確，這三位詩人都是歷史上著名的隱士。詩歌中也多是對隱居生活的描寫，透露著身為隱士的那份閒情。
宋人崇尚文化，詩詞普及率高，這些詩應當都是墓主人生前較為喜歡的詩歌，死後由書手題寫在墓壁上作為陪葬。它們的主題較為統一，都與隱士或隱居生活相關，可以想見墓主人生前的文學喜好和生活態度。商人藉助於財力，尤其是累世經商者，子裔的文化素養也不會太低，在文教、經商並重的宋代更應是如此，李用雖然無法取得科舉功名進入仕途，但基本的文學修養仍然能夠保證。
此外，自魏晉以來，隱士文化在相當長一段時間是社會的獨特景觀，不管是真隱士，還是假隱士，是採菊東籬下的小隱，還是求自在於市井的大隱，隱士已經發展為一種潮流現象，不僅獲得了官方的認可，甚至列入史傳，並在正史中佔據一席之地。宋代中國社會文化整體轉向內在，詩歌以細膩婉約為主，隱逸詩隨之興起。宋代的市民生活較為繁盛，隱士文化也藉由文學作品進入市民社會，是不少人精神生活上青睞的資源與營養。隱士文化歸根到底是一種逃避主義，逃避現實的紛爭、煩擾，追求個人的自在獨立，這種“從心所欲”的處事態度可能也是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加深的。
隱士和商人，似乎是不著邊際的兩類人，但如陶朱公范蠡般進退自如，既能經商成鉅富，成名於天下，又能泛舟遊四海，歸隱於江湖，顯然是商人們崇高的精神榜樣。宋代萊州商人李用的隱士情結，是人性的依歸，是個人的志趣，也是時代的縮影。
附記:2016-10-18 發表於澎湃新聞私家歷史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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