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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不講邏輯的人，你跟他說現實，他給你扯歷史；你和他論是非，他卻要和稀泥；你與他講道理，他讓你選邊站。 最近，有關“希臘歷史是偽造的”“西方文明皆來源於中國”的聲音突然多起來。
比如湖南大學法學院教授杜鋼建就提出無論是古希臘，還是古羅馬的民族，都是從中國移民到西方的，而且從祖源上推論，都屬於大湘西地區。不僅英國人的祖先在湖南英縣，而且英語也源自古漢語。
他的“邏輯”推論是這樣：根據希臘、羅馬的神話故事，西方文化是移民文化，而且是從東方來的移民文化，在當時西方的認知體系中，最東邊是印度。但中國在印度的東邊，所以得出結論，西方文明起源於中國。
這種聲音，雖然毫無邏輯，純屬大膽想象，但仍不乏支持者，不過反駁起來也並不難。
通常來說，反駁一個論證，可以攻其三處：結論、論據、推論過程。其中，最徹底的方式是直接駁倒結論。假如有人說“人都是直立行走的”，想要反駁，不必去找論據和論證過程的毛病，只要舉出一個反例就好。
而要反駁“希臘歷史是偽造”“西方文明皆來源於中國”也是一樣，直接訴諸考古學證據，駁倒結論就可以了。
這種顯而易見的錯誤，是有意為之的結果，即因為情感得出某種論斷，而後去組織各種“證據”—比如從文獻中搜找來諸如“歐洲歷史上都是野蠻的”這種隻言片語。
需要深思的是，持此種說法的人，是如何讓情緒壓制了理性，意氣錯亂了邏輯？這不是孤例，細究起來，它和中國社會上見怪不怪了的道德綁架、詐騙橫行、謠言氾濫，本質上是一回事。
西西里島陶爾米納古劇院
中國式邏輯
有種說法一直頗為流行，“中國人是不講邏輯的”。擅長邏輯的西方人沒少說過這話，從列維-布留爾，到黑格爾，乃至愛因斯坦，可謂同聲相應：邏輯在中國沒戲。
對此，國人也常自我反思，易中天就有個流傳甚廣的總結。不講邏輯的“中國式邏輯”，在他那裡被概括為三點：問態度，不問事實；問動機，不問是非；問親疏，不問道理。
這三點，戳中不少人的神經。想想看，這可不就是社會上各種版本的胡攪蠻纏、誅心論和道德綁架的癥結所在嗎？
例子比比皆是。如在最近大火的電視劇《都挺好》裡，姚晨飾演的三女兒蘇明玉被塑造成深受親情綁架之苦的典型。她一次次想逃離原生家庭，卻一次次被死死套牢。最極端的一回，蘇明玉被自己的親二哥打到骨裂，躺在醫院裡動彈不得。
傷還未愈，身邊人進進出出地無不勸她放棄對二哥的起訴。爸爸、大哥、二嫂、老闆、同事們的勸說模式幾乎一致：他是錯了，可畢竟是你的家人，打斷骨頭連著筋，有什麼不能好好商量。
沒人去考慮親情優先的處理對受害者本人的二次傷害，“該怎麼辦就怎麼辦”的邏輯，不存在的。
《都挺好》中蘇明玉捱打
電視劇的例子看似不日常，但其內在“邏輯”化成各種熟悉的樣貌，無時無刻不在中國社會里上演。依靠親朋熟人關係的保健品推銷、保險推銷，為人父母袒護熊孩子，還有不論對錯的“各打五十大板”，背後的理由不就是“你和我的關係親，我是為了你好，所以你該聽我的”；又或者“因為你是我的家人，所以我可以不顧事實去遷就你的錯誤”。
邏輯能讓位於情感，也能讓位於道德，讓位於傳統。特色的“中國式邏輯”延伸到公共空間，生長為仇富、迷信、極端民族主義等各種形態。
“你都那麼有錢了，給別人多捐點算什麼？”
“老祖宗說的肯定沒錯，既然都流傳幾千年，那一定有道理。”
“你否定我的觀點，就是在否定我。”
“日本人曾經欺負中國，就要砸日本車。你是中國人，為啥要用日本的東西？”
2018年底的蘇州馬拉松比賽，選手在衝刺時“扔了”突然遞上的國旗還要被質疑、討伐：“你居然扔國旗？難道成績比國旗更重要？”
很難真的分清楚，這些讓人耳根生繭的說法究竟是無意的無理，還是有意的真壞。因為個體的有意識和集體的無意識交織，造就出一種動輒不顧邏輯，訴諸道德、情感和傳統的文化環境。
在這種環境裡，你跟他說現實，他給你扯歷史；你和他論是非，他卻要和稀泥；你與他講道理，他讓你選邊站。
希臘偽史論中，那些“他們可以質疑我們，憑什麼我們不能質疑他們”的思維方式，不就是這種路數嗎？
所以“中國人是不講邏輯的”這種成見，才會大行其道。
可真的如此嗎？
有一點毋庸置疑，整座邏輯學大廈，是古希臘以降的西方文明不斷蓋起來的，“邏輯”一詞，即來源於古希臘語。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人不曾擁有過邏輯，在打地基的階段，中國也曾夯上自己的砂土。
拉斐爾壁畫《雅典學院》
名辯與邏輯
當我們說一個人，或一種文化“不講邏輯”時，我們在說什麼？
在最寬泛的意義上，邏輯差不多等同於理性思考的能力。而一個完美的邏輯應當是，通過正確的前提和正確的推導方式以達致正確的認識。
這種關於邏輯的認知，是亞里士多德留給我們的。這位被稱為邏輯學之父的哲人把邏輯學理解為關於證明的科學，理解為根據充足理由分辨真實和虛假的科學。
亞里士多德不是突降人世的天才，他也是古希臘文化所養育出的子嗣。
以今人的眼光來看，古希臘文化因民主而閃耀。而為後人所熟知的古典民主，不只是在制度學說上給後世以啟發，它更為深厚的貢獻在於培育出了鼓勵論辯的文化環境。在古希臘這樣一個視政治為“言說的藝術”的文明中，充足的辯論才是所謂民主設計的最重要內容。
發達的論辯又催生髮達的邏輯。這很好理解，除去刻意的詭辯，辯論隊的人講話最有條理了。
而好玩的是，亞里士多德的第一部邏輯學著作，就叫《論辯》。包括《論辯》在內的六部邏輯學著作，第一次建立起一套“概念—判斷—推理—論證—思維基本規律”的邏輯框架，奠定了此後十幾個世紀西方的邏輯思維模式，其中以三段論為核心的邏輯理論更是影響至今。邏輯，作為一種思維工具，也自此和自然科學與哲學緊密勾連起來。
《大秦帝國之縱橫》劇照
相似的情節在中國也曾發生，並且時間和希臘差不多，都在所謂的“軸心時代”。
東周末期，舊制瓦解，權威未立，百家爭鳴中，儒墨道法，競相上場。各家各派，遊走於列國之間，縱橫捭闔，推銷自家學說。在相互論辯爭勝的氛圍中，語言邏輯得到極大的刺激和發展，而且也初步形成了一套以“名、辭、說、辯”為主要內容的邏輯學體系，用當時的話來說，這叫作“名辯學”，其中尤以墨家最為突出。
《墨經》中說“夫辭以故生，立辭而不明於其所生，妄也。”意思就是，論斷是憑藉理由而產生的，沒有根據地下論斷，是不對的。
我們不必以名辯學的概念和討論方式去強套西方邏輯學，但它們在諸多表達上確有相似之處。
前述的“故”被分為大故和小故，小故是“有之不必然，無之必不然”，相當於必要條件，大故是“有之必然，無之必不然”，相當於充要條件。著名的“彼，不兩可兩不可也”，也與邏輯學中的矛盾律和排中律異曲同工。
可以說，在先秦這個中國文明大爆發的關鍵時期，由於公共論辯空間的存在，中國人的邏輯思維和邏輯能力並未缺席。
只是後來，隨著秦制的建立，平等的政治論辯被集權制下的上奏所代替，作為一種體系和學科的邏輯學沒了培育的土壤，最終偃旗息鼓。
繼而到了漢代，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法家內化於王朝治理體系之中，墨家式微，被定於一尊的儒家在董仲舒那裡被神秘主義化。“天人感應”的證明無需邏輯的參與，它以非邏輯的比喻方式就輕鬆解決了超驗和人間的關係，顯然很牽強，以至於列維-布留爾暗示“天人感應”純粹就是“原始思維”。
中國邏輯的歷史走到這裡，被迫中斷。而在西方，則是另一番情形。邏輯未死，上帝誕生，希伯來戰勝了希臘。
孔子教學圖
向左走，向右走
強大的羅馬帝國在裂解前，引進了基督教，自此，上帝著華服登場。如今的西方文明追溯自己的精神源頭，兩希傳統是始終交織的內核。
本來，希伯來傳統重信仰，希臘傳統重理性，是看似對立衝突的兩極，但在中世紀，神學和哲學結合，竟美滿地生出了經院哲學這個孩子。
隨著經院哲學的誕生，原本與哲學聯繫緊密的邏輯，被吸納進神學系統，不僅成為論證上帝存在的工具，而且進一步深化了神學的內容。經院哲學家相信，信仰先於理性，照耀著理性，沒有信仰就沒有理性。人的理性可以，也應當被用來作為增進對信仰理解的工具。所以在信仰與理性的關係這件事上，理性服務於信仰，沒得商量。
理性的方法就是邏輯。當時，邏輯作為神學院的三大基礎課之一，其主要內容基本上繼承了亞里士多德的邏輯方法。
最早證明上帝存在問題的經院哲學家安瑟倫，帶著“我絕不是理解了才能信仰，而是信仰了才能理解”的宣誓，採用亞里士多德的三段論去完成證明。他的論證很簡單：
大前提：凡是最完滿的觀念必然包含存在；
小前提：上帝是最完滿的觀念；
結論：上帝必然存在。
現在看來，這一證明僅僅依賴於概念的分析而非經驗事實的證明，難以令人信服。但這個路子，本就走不通。托馬斯阿奎那在《神學大全》中也提出了五種方法去證明上帝存在，繞來繞去，終究是思維的遊戲。理性，或者說邏輯，不過是這種遊戲中的棋子。
就這樣，在西方世界，理性一度走進了死衚衕，直到文藝復興乃至啟蒙運動，理性和邏輯被剝離開宗教，獲得了獨立的領地，並在萊布尼茲和弗雷格等數學家的參與下，以數理邏輯的面貌重新出現，才順利地再度進入世俗的學術和生活之中，大展拳腳。
現代邏輯雖重獲新生，但早在亞里士多德那裡打下的有效論證、嚴密推理的基本精神，始終沒有改變。
而另一邊的中國，學術從未曾脫離神秘主義的藩籬，即使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化入政治實踐，邏輯也未能再在學術和語言領域登場。相反，在中國哲學話語中，充滿了“涵泳”“體貼”“體認”等講究領悟的語彙，領悟的目的，是要達到“與天地合其德”“萬物皆備於我”“渾然與物同體”的境界，這種境界，幽微莫測，難以言喻。
走到宋明理學，這一傾向更為強烈。
宋儒為了構建形而上體系，藉由想象和類比把理、性、氣和太極這些概念引進來。這些概念之間的關係和推論類似安瑟爾對上帝存在的證明，全然空中樓閣的思維遊戲。
朱熹說，任何事物在生成的時候就有一個理居於其中，理生成了物，也存在於每個人的心靈，人的所思所為須得遵守理，而且都有成聖的可能。
似乎玄妙了些，不過可藉由格物致知去實現，但問題也有，王陽明不就是為了格物，盯著竹子看了七天，最終失望而歸。
所以看似可操作，但與邏輯無關，只是一套修身方法，順著這個路徑走下去，最終還是要治國平天下。
理學之後的心學更玄妙，極力強調“心即是理”。宇宙是我，我是宇宙，把心的世界看作理的世界、道德的依據。成聖依靠頓悟，更難以琢磨。
如此，中國文化一方面，在哲學層面講究體驗和領悟，在生活層面，則走向了無助於邏輯和科學的倫理實踐。
如此，中西在邏輯路途上截然兩分。
作者 | 南風窗記者 董可馨 [email protected]
編輯 | 李少威 [email protected]
排版 | 執信、實習生李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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