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寶林最忌諱的事
據南開大學東方文化藝術系教授、侯寶林的文友薛寶琨講，侯寶林大師一生最看重的是兩個字——尊嚴。為把相聲由“玩意兒”擢升為“藝術”，他努力了一輩子； 為把自己由“說相聲的”變為“藝術家”，他奮鬥了一輩子。他說：“說了一輩子的相聲，又經歷了文化大革命，我最需要的就是一點尊嚴——是一點做人的尊嚴、 一點藝術的尊嚴，人老了尤其如此。”
薛寶琨
這句話的分量有多重，您知道嗎？
由於他對尊嚴的格外看重，所以，凡是讓他覺得有損尊嚴的任何一件事，甚至是一句話，他都不滿，甚至氣憤。他最討厭的、最反感的、也是他最不愛聽的，是別人 當面兒叫他“侯寶林兒”。“林”字作了“兒化韻”處理，在他看來不是“親暱”，而是“輕蔑”。他認為“侯寶林”和“侯寶林兒”不一樣，後者含有“小”、 “賤”的成分，同貶義而不是褒義。他所以如此看重這個問題，是因為他對“玩意兒”一類的語言太敏感，太討厭了。也是的，舊社會人們去看曲藝演出，會說： “走，看玩意兒去！”他就想過：藝人是“玩意兒”？還是藝人的藝術是“玩意兒”？
所以，他討厭在“侯寶林”的後邊加上一個“兒”。比如，他在屋內與人談興正濃，門外突然傳來一聲：“哎，侯寶林兒！”他會立即中止談話，雖然，由於自己的 身份所致而不會動怒於人，但往往會露出一臉的不悅。他曾對薛寶琨說：“‘文革’的創傷無論多甚，卻不及一個‘林兒’字傷害最深。”
侯寶林
一次，由薛寶琨陪同他在南開大學講課，轟動了整個校園，對他的講授，師生們報以經久不息的掌聲。他也非常高興，因為他看重的是“相聲”走進了高等學府，曾 被當做“玩意兒”的相聲藝術，受到了高等學府師生們的喜愛和狂熱追捧。為了這一天，可以說他是瀝盡心血。從首次進入北京大學，繼而又走上了南開大學的講 臺，他為相聲藝術的正名興奮不已。
為感謝他來講課，南開大學的幾位領導到其住處看望他，高度評價了他學識之淵博，講課之幽默，內容之深刻，反響之強烈。可是誰知道，一位副校長一句不經意的 “侯先生，您來一段兒”又傷了他的自尊，他立即回答說：“對不起，我是來講學的。”言外之意：希望你能尊重我，想聽相聲嗎？去劇場買票，我們再也不是“玩 意兒”，任人呼來喚去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了！
應該肯定那位副校長是喜愛他的相聲，才請他“來一段兒”。說這句話也是無意的，並不是對他不尊敬，但他給予的是反駁和不悅。對他的所言、所為，我極為欣 賞，也非常敬佩。因為他知道自相聲藝術誕生以來，曾給難以計數的觀眾送去了歡笑，而且充分發揮了其認識、教育、審美、娛樂等項功能，理所當然地應該受到尊 重；把這一藝術形式奉獻給觀眾的演員也應該受到尊重。對於任何形式的不尊重，他絕不允許。
他如此看重尊嚴，因為在他的心靈深處，有著不能遺忘和難以醫治的創傷。
他是苦出身，曾進入戲班子學戲，三個月後，只有20歲的他，白天隨師在“天橋三角市場”賣藝，晚上還要揹著患有殘疾的師兄串巷子（也叫“串窯街”。“街” 讀gai）——到妓院賣唱，換取幾個小錢兒。再大一點，他學相聲了。而此時的他，每當腦海中出現串巷子時，嫖客和娼女嬉笑，甚至是蔑笑的畫面，他就感到那 不是賣藝，是在出賣自尊！因此，他在步入相聲生涯之後，時時不忘，處處維護的是自身的自尊。所以，他的相聲詞語乾淨，並不說“臭活”，追求的是文明和高 雅。
比如，1945年，他和郭啟儒首次到天津，以《空城計》和《改行》作為“打炮戲”，一炮走紅。他在天津一直幹了5年，成為天津五檔最火的相聲之一。後來他 回憶這段歷史，說：“在北京，我只是個普通演員，來到天津，我才有了名氣……在天津我混出了個好名聲。什麼名聲？那就是人們說：‘侯寶林的相聲文明，髒話 很少。’”
侯寶林自愛自尊，是一種骨氣的表現，因為他要的不僅是自己的自尊，也是相聲行業整體的自尊。在舞臺上，他也是維護中華民族自尊的典範。日偽時期，國土淪 喪，滿目瘡痍。他無比痛恨侵略中國的日本強盜，也非常痛恨認賊作父的漢奸。對於他來說，因為他格外看重尊嚴，才迸發出了靈感，排演了一個又一個新改編的相 聲段子，進行抨擊和鞭撻，為自尊而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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