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毅衡 | 額爾金伯爵的“懺悔”
“災難，荒年，饑饉－－”，額爾金伯爵曾經感嘆地說，“我的名字可能會加在這個東方的苦難單子上”。他的預感果然實現了，添上了第四大災“燒園”。額爾金這個名字，因為毀滅圓明園，已經被永遠釘在中國歷史的恥辱柱上。
而在英國，持文化批判態度的知識分子，對這個名字所象徵的殖民主義歷史，已經十分反感。一般民眾，多少也知道這個名字不名譽。其原因卻是另一個額爾金－－七世額爾金伯爵。此人十八世紀末任英國駐奧托曼帝國大使，當時土爾其統治希臘，額爾金為了“保護文物”，把雅典萬神殿的大理石象運到倫敦。所謂“額爾金大理石雕”(The Elgin Marbles)成為大英博物館一號珍藏品，也成為當今希臘政府與英國政府的一號爭執。其孫九世額爾金伯爵也為英帝國重要人物，二十世紀初任英殖民大臣，“培養出”他的付部長邱吉爾這個大英帝國最後一個主持者。
我們說的額爾金伯爵，是在乃祖乃孫之間，八世額爾金伯爵，詹姆士。布魯斯(James Bruce, 8th Earl of Elgin)。此人雖然後來官達”印度總督，但是一生做的最重大事務，卻是作為“全權使節”（Plenipotentiary)，主持對中國長達四年（1857－1960〕的第二次鴉片戰爭。
這次戰爭，是一個複雜的軍事政治經濟三管齊下的侵略。因為不瞭解中國的政治運作，鴉片戰爭與《南京條約》實際上未能打開中國的門戶。二十年中，列強對中國官員的裝聾作啞保持門關戶閉，已經無法忍受。而且，中國局勢正在大變：西方勢力不僅要在中國取得最大利益，而且要在在清廷和太平天國之間決定支持何者。因此，這是一次極為複雜的政治徵略。額爾金在書信中稱北京為“滿州人首都”（The Manchu Capital)，西方在南京北京之間，尚未能定奪。
為此，英法在對俄國的克里米亞戰爭之後，就籌劃對華再戰。1856年香港總督保林（SirJohnBowring)抓住一件可做文章的小事：一艘曾在香港登記的“艾羅”（Arrow）號船涉及走私，被廣州緝私水警登舟檢查並拘押華籍水手，據稱還降下了船上的英國國旗。一場外交風波，給了英國絕好的開戰藉口。
次年秋天，額爾金到新加坡結集赴華遠征軍，恰好傳來印度大暴動消息，額爾金只能帶部隊急赴加爾各答救火。對華戰事延後了半年。1857年12月，在與趕到香港美國俄國公使會商後，英法聯軍戰艦近40艘駛入珠江，28日凌晨起對廣州城防進行了一晝夜的疲勞轟擊，29日登陸作戰，幾乎沒有傷亡便佔領廣州。兩廣總督葉名琛堅持“六不”（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被抓到加爾各答庾死圄中。
歷史上總把葉名琛說成是第一大庸臣，實際上當時局面，封疆大臣只能六不，無法一有。此後與額爾金打交道的，從咸豐皇帝，到清廷第一個外交部長恭親王，到談判大員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到負責防護北京的僧格林沁，辦法多矣，無一有用。僧格林沁還象模象樣地打了一次勝仗，最後結果不比葉名琛強。
不是說額爾金韜略世界無敵，額爾金輾戰印度，中國，日本，武器上絕對優勢尚在次。他是個政客，是在進行政治活動。軍事失敗後，日本就明白了政治對策才是有效辦法。
廣州戰後，1858年遠征軍繼續北上，5月向清廷發出最後通諜，要求同意各國使節駐京，增開商埠，為“肇事”賠款。清廷指望在白河口“觀戰”的美國俄國調停，5月20日英法聯軍進攻大沽口炮臺，同樣用晝夜炮擊後登陸作戰，同樣以極少傷亡奪取京津門戶。六月26日清廷被迫與各國分別簽訂不平等條約，割讓給俄國的大片土地，最為莫名其妙，而損失最為長遠慘重。
額爾金的弟弟被任命為第一任駐華大使，處理《天津條約》的執行，額爾金本人遠征日本後，1859年回到英國，升官入閣。他的弟弟想用凱旋式進京，遭到嚴拒，6月25日，指揮艦隊再次重演衝擊大沽要塞，結果傷亡一千之眾，成為英帝國殖民史上少有的慘敗。
消息傳到英國，額爾金再次受任，到中國挽救局面。這次結集二萬英法遠征軍，1860年春天出發北上，陸續佔領舟山，大連，煙臺，完成對渤海灣的封鎖。8月12日從不設防的北塘登陸，迅速佔領軍糧城與塘沽，10天后再攻大沽要塞，僧各林沁棄守，清廷趕緊求和，額爾金卻刻意以苛刻條件拒和，進逼通州，八里橋，直至京郊。此時清廷慌亂無計，咸豐出逃，不久病死與熱和行宮。
1860年10月6日，到達北京西郊的法軍士兵首先搶劫圓明園，英國士兵馬上趕來哄搶。此番搶劫並非額爾金的命令，但是他並沒有嚴令阻止，此後西郊萬壽山，玉泉山，香山均遭搶劫。10天后，10月8日，守城的清軍殺死聯軍十八名戰俘“以振軍威”，額爾金下令火燒已經搶殘的圓明園“以示懲罰”，大火延燒3日，濃煙籠罩北京，13日聯軍攻陷安定門，北京陷落，於是簽訂《北京條約》，允許內地傳教華工出國等等。
額爾金的對華策略，很明顯著重政治：對清廷採取恫嚇式猛打（尤其是晝夜炮擊，火燒之類炫武施威式戰法），不相信諾言甚至條約，務必把清廷打怕，實際上是一種武裝勒索。與此同時，誘之以利：兩次戰事之間，額爾金率領五艘炮艦上溯長江，向太平軍挑釁，炮擊太平軍工事。第二次攻擊之前，部分西方軍人留在上海，幫助清軍抵禦李秀成日益緊迫的包圍。一打一拉，終於使顢頇無能的清廷徹底認輸。
以上額爾金的“事蹟”，許多近代史書籍上都有。本文要說的事，可能中國讀者尚不太清楚：這個九世額爾金伯爵，是個著名的自由思想政客。父親在希臘用錢過於大度，家道中落，此人靠現代式煤礦開發而致富，作為保守黨競選成下議員。30歲時兄病故，辭議員職繼承爵位。蘇格蘭爵位不能進入上議院，因此被英國政府委任為牙買加總督。在任上主張解放黑奴，並且“在道德上，教育上，社會身份上，提高前奴隸地位”。
1847年，他被任命為加拿大總督，馬上就遇到1948這個歐洲革命之年。加拿大獨立派，講法語的魁北克人，以及正在大量遷入北美的愛爾蘭人，都在謀劃加拿大革命。額爾金迅速在加拿大建立“責任內閣”，對加拿大議會負責，而不是對英王負責，實際上給予加拿大半獨立地位。此事使加拿大與英國本國的保守派都異常震怒，幾乎釀成暴動，額爾金本人被暴眾毆打，但是他沉著應付，穩定了加拿大政局。
1854年他回到倫敦，從保守黨轉入輝格黨（自由黨）。上院和政府都邀請他加入。正在此時，發生了上面說過的“艾羅號事件”。首相帕默斯敦（Henry Palmerston)要藉此發動對華戰爭，由於藉口本身過於荒唐，議會中的自由派極力反對，政府議案被多數議員擊敗。帕默斯敦被迫解散議會，提前舉行大選，用“愛國主義”煽動選民，結果建立了支持者佔多數的新議會。額爾金就是在這個背景上被選作對華遠征軍統帥。
如果說額爾金在二屆外任，贏得了“用自由主義方式改造帝國”的響亮名聲，這一次卻不同：中國並沒有被征服，並不是英帝國的一部分。額爾金的自由思想，是英帝國內部關係的處理方式，例如後來他擔任印度總督時，就因為拒絕赦免殺害印度人的英國士兵，遭到全體在印英人的憎恨。但是對拒絕與帝國交往的人，例如軟硬兼施就是不開放門戶的清政府，額爾金就不得不做一切“必須做的事情”－－任何政治立場的英國政客都必須做的事。
與別人不同的是，額爾金一邊做，一邊感到良心責備。他的大量“同步懺悔”留在日記中，留在給妻子的信裡。
關於“艾羅號事件”，額爾金覺得“沒有比眼前這場爭吵的起因更可鄙的事了”。這句話他看來沒有對帕默斯敦首相說，不然恐怕不會委任他了。
關於對廣州的晝夜炮擊，“對此事我極為厭惡，我幾乎無法相信我自己在寫下此事”。
在轟擊大沽要塞之後，威脅進攻北京時，他寫道：“我是被迫如此野蠻行事，我是中國人的朋友”。“看到我的同胞的態度，我一生從來沒有如此厭惡”。
在《天津條約》簽訂後，他說，“肯定我們與中國人打交道的方式至為醜惡，如果不是相信我能為中國人做點好事，我決不願意參與此類醜行……任何人都能把《天津條約》弄到手。我的成績只是用最小的人命代價取得之”。
他的邏輯似乎是：強迫開放中國，對中國人是好事。他的任務是儘量減少過火做法，減少英國人，以及中國人的生命犧牲。應當說，這個基本立場似乎可以理解。但是讓額爾金成為千古罪人的，正是他沒有守住這條底線。
1960年10月初圓明園被搶之後，他到現場視察，十分震驚：“這個園林之美，一如英國公園：有無數建築，珍奇古玩，美奐美倫，竟然被如此糟蹋，沒有一個房間得免。而且打碎的佔一大半：搶劫已經夠糟糕，破壞更慘，所劫的價值絕對不到一半。法國兵亂撕絲綢，打碎玉雕瓷器”。他的結論是“戰爭是一件可憎的事，看到越多，越恨之入骨”。誠然聯軍紀律之差，一直使額爾金頭疼，他自己司令部的藏酒也被士兵偷走。但是劫掠圓明園不是幾瓶酒的事。他把自己應負的責任推得一乾二淨。無怪乎需要“懲罰”清軍殺俘行為時，索性讓圓明園燒成焦土。
額爾金的“理智”，並沒有阻止他採取最罪惡的暴行。他的私下“懺悔”，看起來非常虛偽，典型的帝國主義虛偽性：偽君子比直腸子犯罪分子更為可恨。
讀額爾金這些自白，我想有兩個問題值得思考。
首先是自由平權思想本身的侷限。正如民主制一開始是有身份者的民主：在希臘，是奴隸主民主，在英國是貴族民主，在初期美國，是白人種植園主的民主；在十八世紀的西方，是富人民主；十九世紀，是白人民主，男人民主。世界範圍內人民的平權，更是近世才慢慢展開的思想。
但是權力者的“開明”態度，始終是針對“自家人”的。蘇聯改革開放的第一人赫魯曉夫，卻是匈牙利的鎮壓者；林登.約翰遜在美國總統中，算是最開放的人，任期內通過了民權法，開始了醫療福利方案，但他卻是利用“東京灣事件”，使越南戰爭升級的罪魁禍首。香港總督包林，是著名自由主義思想家邊沁的終身密友，甚至是英國最早的工人運動憲章運動的支持者。但是他為帕默斯敦製造了一百年前的東京灣事件。
在某個位置上，在面對“非我族類”時，自由思想似乎一直有個邊界。到今天，自由主義原則上不再有民族邊界，但這只是就理智而言。在感情上，在潛意識中，民族與民族還遠遠沒有能夠“生而平等”。
因此有的人認為，額爾金的私下懺悔，是自由主義的“本質暴露”。我認為這種說法，也不能說錯。自由主義，本來就是一個逐漸發展的複雜思想集合。
第二個問題是，懺悔與不懺悔，有區別嗎？我想是有的。不懺悔者的價值觀整體而無裂縫，一貫而不變化。希特勒從無懺悔之詞，一直到柏林陷落，舉槍自殺前，他都不認為他給德國人民帶來需要道歉的災難，反而認為德國人證明自己“弱質”，辜負了他的希望。德國社會黨領袖勃蘭特等開始的民族反省，凡是瞭解德意志民族性格中內在驕傲的人，都知道這不是一樁容易事情。
東條英機到死前也不懺悔，大半個世紀以來，日本的政治領袖，一直拒絕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做認真全面的懺悔。不用說日本人，就是當過漢奸的中國人，除了溥儀思想改造，半輩子寫檢討，其他有誰做過懺悔？周作人有幾十年靜思時間，寫了不少文字，沒有一點懺悔，連與魯迅翻目的事，也未認錯，反而怪到信子與許廣平兩個女人身上。讀胡蘭成《今生今世》，很奇怪他連給吳四寶這種上海灘最骯髒最血腥的人物出謀劃策，都津津樂道，毫不覺得有必要懺悔，無怪乎他也不覺得有對不起張愛玲的地方。如此得意地談自己的漢奸經歷，也是一奇。再看王力回憶“文革小組”，週一良回憶“梁效”，調子基本相同。我相信還有不少人的文革回憶，最後終會出版，但是能讀到中國人象樣的懺悔嗎？我對此不抱希望。
額爾金本來沒有必要作任何懺悔，私下懺悔也沒有必要－－沒有人在呼叫：額爾金，你為什麼不懺悔？懺悔與不懺悔，對中國沒有區別，圓明園燒了，再懺悔也只有斷垣殘壁了。額爾金這種私下懺悔，與受害者無補，他只是安慰自己的“良心”罷了。
但是，我認為，不管在什麼範圍之內懺悔，懺悔總比不懺悔好。因為懺悔顯示的價值觀的衝突，“職責”與思想的背離，社會認同與個人信念的對峙。這種衝突可能是虛偽的，但是總有一天會爆發出來。哪怕作為個人，例如額爾金，已經灰飛煙滅，代表這兩種價值觀的文化力量，卻不會容易消失。
現代社會的形成，不僅是集團利益互相制衡，也是價值觀念互相制衡。如果額爾金已經發現帝國主義利益，與自由思想互不相容，只是因為各種原因，例如建功立業的打算，或是認為中國應當強迫開放，他把帝國利益放在第一位，把自己的懺悔隱沒在日記書信裡。不過總有一天，這種懺悔會在民族思想中浮現出來。
而能懺悔的民族，與不能懺悔的民族，最後還是不一樣的。我這裡並不是說英法政界已經在認真懺悔帝國主義時代的罪行，我是說，西方思想界對這個問題的思考是嚴肅的。
本文許多額爾金的引文，轉引自約翰。紐辛格（John Newsinger)在2002年第1期英國《新左評論》（New Left Review)上發表的文章“額爾金勳爵與中國戰爭”（Lord Elgin and the China Wars),特此致謝，雖然筆者看法與紐辛格先生不同，但是該文對自由主義的嚴厲批評，可以作為本文的例證。
本文刊載於《有個半島叫歐洲》
四川文藝出版社
圖片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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