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代乳钉纹铜爵。1975年出土于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器之一，当为稀世珍宝。它高22.5厘米，爵长流，尖尾，束腰，腹底椭圆形，有半环形鋬，三足细长，外撇。腹部一侧有五枚横排的乳钉。由于该爵形体较高，加之流尾间距离较长，因而产生一种舒适洒脱之感，由于历史悠久，造型精美，被誉为“华夏第一爵”。
夏代绿松石龙形器。2002年出土于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为华夏民族的龙图腾找到了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有“中华第一龙”的美誉。它头大身细，龙身全长约65厘米。呈波浪状，龙尾处逐渐隆起，伏游的样子非常生动。绿松石龙形器的龙头，被放置在一个梯形托座上，托做也是由绿松石片镶嵌而成，上面有多道波纹像是龙须，龙头为扁圆形，嘴部略微凸起，龙头上的嘴，鼻眼耳等部位，均以绿松石片和玉块组合而成。
夏代镶嵌绿松石铜牌饰。1984年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高16.5厘米，宽8-12厘米。盾牌形，面微凸起。正面以长方形绿松石片规整地镶嵌成兽面纹。铜牌两侧上下又相互对应的四个半圆形穿孔，可系绳子。该铜牌制作考究，在背面没有任何依托的情况下由几百块绿松石镶嵌而成，历经3000多年未松动一块，足以显现其镶嵌工艺之高超，是极其罕见的艺术珍品，更是中国发现最早、最精美的镶嵌铜器。
夏代七孔玉刀。1975年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长65厘米，宽9.5厘米。该玉刀呈长方形，通体抛光细腻，两端有对称的锯齿，刀面近两端处有明显的网状斜纹作为装饰，刀刃的厚度仅有0.1厘米，刀面的上部有等距离排列的七个圆孔，是目前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形制最大最精美的一件。据《左转》的记载，“国之大事，在祀在戎”，在古人的心目中，祭祀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活动，这把七孔玉刀，既是典型礼仪用器，更是权威地位的象征。
商代母鼓铜方罍。通高50厘米，肩宽33厘米，重约23千克，1963年洛阳北窑出土。通体为龙纹、云雷纹组成的浮雕兽面，腹部饰有龙纹组成的垂叶纹，器盖似四面起坡的屋顶状，四角及罍中部有突起的扉棱。母鼓方罍的盖内铸有铭文‘母鼓’二字。专家认为“母鼓”应是鼓国女子嫁与母氏男子所得的称谓。而这件商代晚期的酒器之所以出土在西周贵族墓葬中，应是该贵族参与灭商战争而获得的战利品。
西周兽面纹铜方鼎。高36厘米，1977年洛阳北窑庞家沟西周墓出土。该鼎长方体形，直腹、立耳、柱足，四面腹部和腿上部均饰兽面纹，云雷纹衬底。兽面纹铜方鼎铸造精良，纹样流畅，器身的兽面纹饰常常带有突出醒目的浮雕特征，衬托出王权的威严。这件高大精美的铜鼎，堪称是西周时期青铜器的精品力作。
西周叔牝方彝。1960年洛阳郊区小李庄出土。呈长方体，是一种典型的西周早期盛酒器，盖、身、座饰以云雷纹为地的三层半浮雕花纹，其盖、腹主体花纹为饕餮纹，唯口沿下、圈足及盖顶上饰一周凤鸟纹，纹样繁密工细，铸造精工。该方彝的盖及腹内铸铭文“叔牝赐贝于王姒用作宝尊彝”。郭沫若据器型和铭文考证“当是武王或成王时器”，铭文中的“王姒”是文王之妃太姒，叔牝当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叔武，为国内仅见的王室重器。
西周青瓷罍。高27.3厘米，口径15.5厘米，底径12.5厘米，1964年洛阳北窑出土。该瓷器灰白色胎，表面均匀施以青釉，其花纹朴素大方，保存完整，是目前发现早期原始青瓷中的艺术精品。
春秋“王作”铜鼎。高40厘米，2002年洛阳市西工区第27中春秋墓出土。这件铜鼎器型高大，制作考究，其腹部内侧铸有“王作鼎”铭文。据此确认，这是洛阳地区目前为止发现唯一的周天子自作器。
战国错金银铜鼎。1979年洛阳市西工区小屯村出土。此鼎由盖、器合成扁圆球形，三蹄足。盖正中有一铺首衔钮，钮旁边有对称的鎏金蟾蜍一对，鼎口沿一侧有一极少见短管流，两侧为附耳。盖顶、口沿，流及附耳皆为错金银三角支纹，鼎足饰卷云及三角云纹，盖中及鼎腹郭饰皿银为瓣、皿金为芯的四瓣花。整个器不仅花样图案对称工整，而且嵌金银亦对称和谐，装饰华丽，造型精巧玲珑，是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见证了东周王城的辉煌。
东汉石辟邪。1992年在汉光武帝陵旁边的油坊街村挖水渠时出土，重达8吨多，是汉代青石雕刻的艺术杰作，为国内目前最大的石辟邪。其雕刻精美，造型伟岸，前所未有；它昂首挺胸，步履矫健，那充满自信而豪迈之势，给人一种强烈的阳刚之美，状伟之美。曾到国外展出，给西方观众以强烈的艺术震撼。
东汉鎏金青铜羽人。通高15.5厘米，1987年河南洛阳东郊汉墓出土。羽人头顶长角披发，头戴面饰，高鼻深目，凸颧宽耳，肩背生翼，双膝下跪，两手捧中空长方体和圆柱体的连体插物架，通体鎏金，造型生动，工艺精湛。 羽人，又名“飞仙”，是一种肩背出翼、两腿生羽、大耳出颠的人物形象。羽人出没于阴阳两界，关照生者, 慰藉死者，不仅是长生久视的榜样，更是那个时代引导众生与亡魂飞升仙界的使者。
东汉釉陶熏炉。通高28.2厘米，直径12.2厘米，2004年洛阳王城公园东汉墓出土。熏炉分上下两层，表面施褐釉。下层为浮雕虎形座，虎作侧头咬盘状。虎背驮柱盘，盘柱中部浮雕菱形纹，上层为镂空浮雕执钺力士、豪猪、凤、虎、蛇的山峦形炉盖。其中力士左手按住豪猪颈部，右手执钺举过头顶，怒目圆睁，正欲砍向豪猪。整个熏炉构思精巧，趣味横生，乃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佳作。
曹魏白玉杯。高11.5厘米，1956年在洛阳市涧西区出土。白玉杯由一块上好的和田玉雕琢而成，玉质温润洁白，通体光素无纹，线条流畅优美，堪称曹魏三国时代难得的玉器精品。三国时代推崇简朴的生活风尚，玉器也简朴自然，这件白玉杯正是这一时代风格的真实写照。
曹魏正始石经。1922年出土于洛阳市偃师县佃庄乡大郊村，高75.4厘米，宽50厘米。《三体石经》建于公元241年，三国魏齐王曹芳正始二年，因碑文每字皆用古文、小篆和汉隶三种字体写刻，故名。三体石经刻有《尚书》、《春秋》和部分《左传》共约二十八碑，是继东汉《熹平石经》后建立的第二部石经，具有极高的书法和史学研究价值。
北魏永宁寺泥塑佛面像。1979年出土于洛阳市偃师县，她是永宁寺木塔塔基遗址中造像最精美的一件，佛像虽毁坏殆尽，原有的彩绘也无情脱落，却丝毫没有影响她的美丽，她的嘴角微微上扬，笑容神秘而端庄，将佛家的圆融、宁静、慈祥和大度尽显无余，令人叹为观止。一件残缺的佛面造像，犹如残缺双臂的维纳斯，给人们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被誉为“东方的蒙娜丽莎”。
唐代三彩骆驼。1981年洛阳龙门安菩墓出土。高88厘米 长76厘米 。昂首，颈上曲，张口嘶鸣，作缓步行走状，尾卷附于臀部。背上垫黄、白、绿花毯，双峰间搭兽面驮囊，上载丝绢、小口瓶、鸡头壶、干粮袋和肉块。体施红釉。这件骆驼造型优美，形体异常高大，釉色亮丽莹润，动态极为传神，虽不象三彩马那样神骏，但却给人们一股稳健、执着、不畏艰辛和不可抗拒的力量，显示了唐三彩精湛的技艺和出色的艺术表现手法。
唐代三彩黑釉马。通高73厘米，1981年洛阳龙门唐墓出土。马能役善战，又较容易驯服，在古代的军事、农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唐代尚马之风极盛，唐玄宗曾挑选西域良马和中原骏马，令画师摹绘。三彩工匠运用娴熟的技术和灵巧的刀法，塑造出惟妙惟肖的各种骏马形象。这匹黑釉马膘肥雄厚，造型矫健有力。唐三彩黑釉马极为罕见，是难得的艺术珍品。
唐代三彩灯。1987年洛阳市吉利区出土，国家一级文物，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盛唐时期开放、自信、包容的风貌。莲花灯器型端正，釉色斑斓，由灯盏、灯柱和灯座三个部分组成。最上面是灯盏，它由盏碗、莲花瓣盏托和托盘组成，内外均匀施有棕、绿、白三种釉色，像一朵盛开的莲花，造型十分优美。托盘下面是竹节状的灯柄，中部饰仰覆两朵荷花，两侧点缀多周连续小圆圈纹，被放置在一个倒扣的底座上，饰有宝相花和力士的纹饰。
唐代彩绘陶马与驯马俑。1988年洛阳唐墓出土，生动形象地再现了唐代驯马表演的场景。马的形态令人叫绝，它左前腿凌空踢抬，其余三蹄紧扣地面，后跨明显下沉。整个身躯分明在向后使劲，那内曲的马头，张口嘶吼的样子，仿佛是想尽力挣脱缰绳的羁绊。而驯马俑的存在，使人与马处于高度紧张的对峙状态，相互较量的复杂局面被凝固在了这一瞬间，给人一种力与美的高度统一，静与动的绝妙和谐。
清代银鎏金六世班禅像。高74.1厘米，是一座不可多得的造像艺术珍品。只见班禅头戴鎏金尖顶通人冠，眉间白毫处原镶嵌红珊瑚，弯眼，嘴角内收，面庞丰颐，神态寂静慈祥。身披袒右袈裟，内穿交领坎肩。右手当胸，拇指食指相拈，施说法印；左手置腹前，结禅定印。双腿相盘，呈吉祥跏趺坐。仰覆莲花座通体鎏金，上部饰一圈联珠纹，莲瓣挺拔饱满。
清代的鎏金铜观音。高90厘米，观音即观世音菩萨，是中国佛教崇奉的四大菩萨之一。该观音为汉式风格造像，其面相方圆，衣纹流畅，装饰自然。右手置右膝上，左手置于身旁，姿态优美，神态悠然，引人驻足流量，赞叹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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