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歡流浪貓，因為，它浪漫。”那天我們一起下樓，主人帶了一盒貓糧去喂流浪貓。主人說到“浪漫”兩字時，“浪”還帶著一點點滑音。第一次聽到用“浪漫”來形容流浪貓，第一次感受到人和流浪貓之間“談戀愛”一般的關係。主人是不經意地說，客人卻像是在劇院聽到一句絕妙的臺詞，擊掌叫好。
這有點像是法國人的口吻，甚至像是發生在巴黎蒙帕納斯大街咖啡館的“閒聊波爾卡”。但主人是上海人，還是老上海人了，不過，主人是熟稔法國文化的，乃至熟稔巴黎那些街角和老房子的樓梯窗戶。
這位主人，是法國文學的翻譯大家馬振騁。
很多人通過《小王子》和《蒙田隨筆全集》知道了馬振騁的名字。事實上，這位首屆傅雷翻譯獎得主，翻譯過包括紀德、波伏娃、昆德拉、杜拉斯在內的很多經典作家的作品。他翻譯的波伏娃《人總是要死的》，早在1985年就由外國文學出版社出版了。
還有一個事實，當然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事實，還在馬先生任職上海第二醫科大學法語教授時，我和馬先生已經認識，並且，他就是我的作者了。
三十年前我和馬振騁先生認識的時候，彼此就是“老馬”“小馬”這麼稱呼。我其實是有點汗顏的。雖然稱呼著“老馬”，心裡他卻是一位讓我崇敬的紳士式先生。
1.可能是因為微微謝頂，這一聲“老馬”就坐實了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我還是《文學角》雜誌的編輯。某天收到了一封讀者來信，稱讚了一番我們的雜誌，也婉轉批評了我們：很好的一本雜誌，你們寄來時總是一折二，塞在狹長條信封裡，讀起來非常不舒服，以後你們不要寄了，我家離作家協會不遠，我自己來拿。幾天後，這位讀者來了，就是馬振騁。因為和我是本家，年長於我，我們便以老馬小馬互稱。還有一個意外的原因，老馬的名字中的“騁”，許多人讀白字了，讀成了“馬振聘”或者“馬振俜”，也或者就這麼寫錯了。唯有“老馬”，什麼錯都被掩蓋了。
老馬對雜誌裝幀完整要求很高，為人很隨和，一點點看不出大學教授的架子。他說，越是喜歡的雜誌，越是接受不了雜誌的折損，好像一件很好的衣服卻弄得皺巴巴一樣。
當年的老馬，並沒有到要叫老馬的年紀，比我現在的年紀要小好幾歲。可能是老馬微微謝頂，也可能是當時的稱謂很樸實，這一聲“老馬”就坐實了。三十年後的老馬，謝頂依舊，肥瘦依舊，還是原來的輪廓，遠沒有要改稱為“馬老”，這一聲“老馬”就名副其實了。
與老馬認識不久，《文學角》改刊為《海上文壇》。老馬又成了《海上文壇》“時代閱覽室”欄目最重要的譯者。1990年代之初的社會文化背景為《海上文壇》的開放性風格發放了通行證，文化和文化人的工作受到社會的推崇；也得益於彼時互聯網還處於懷胎十月，世界社會文化信息需要紙質媒體來傳播，“時代閱覽室”便是介紹國際文化雜誌文章的窗口。我需要譯者，同時需要譯者手裡有國外新出版的雜誌，這在當時是稀缺資源。
老馬恰恰是最符合我的要求，他理所當然地成為了這個欄目的首選譯者，按照當下的流行語，老馬是首席。他和我是作者和編者的關係，老馬有法國雜誌，又有對法蘭西社會市井民風的瞭然，當然還是翻譯家，給我編譯些許法文文章，也是很輕鬆的事情。
圖說： 老 馬的家和老馬本人一樣浪漫
經常會有這樣一個下午，老馬夾了一疊法語雜誌，到了《海上文壇》編輯部，在愛神花園洋房裡。老馬鋪開雜誌，給我講雜誌裡的外國故事，我文盲般地問，這篇文章說的是什麼，那篇文章寫的是什麼。間或，我會一聲長嘆：不識字，苦啊。那時候咖啡還是奢侈品，辦公室裡還沒有飲水機，那一杯水，是從熱水瓶裡倒出來的。
這倒是反而多了海闊天空的談資，從西方文化的文章一聊就聊到了文章之外。老馬是健談的，頗受辦公室同事歡迎，一如他現在也是很受讀者歡迎一樣。他不居高，也不低眉；他言語風趣俏皮，卻不流俗，他待人隨和，卻有主張；他有不屑，卻絕少慍怒。我們幾乎每一次的聊天總是無主題無邊界的，沒有咖啡的形式，卻不缺乏咖啡的精神。
很多年之後我一直在想，這種聊天是對的還是不對的。我似乎瞭解了老馬很多很多，卻又是知之甚少。記憶中，我們很少談論各自的生活狀態。我知道老馬曾經留學法國，或許就是我很粗心，我並不知道，老馬剛剛從法國留學一年回來。這一年對於老馬的翻譯生涯是畫龍點睛，對於我做責任編輯的《海上文壇》“時代閱覽室”，簡直是天賜的禮物：每個月至少有一篇萬把字的編譯文章，有時候還會有兩篇。《海上文壇》的名氣是和老馬有關的。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去過巴黎的人還很少，若是從法國留學回來，很值得說說的，如同現在出國旅遊頻頻朋友圈發九宮格微信一樣，但老馬很少說到過自己在巴黎的新奇遭遇，如同老馬很少談論自己幾十年的經歷。用老馬經常引用的蒙田那句話來說，“要活在當下”，倒是很絕妙的註解。
2.寫字檯上的寫字板，約莫三十度的斜面
喜歡和老馬聊天，也喜歡看他的稿子。那時候寫文章還處於手工業階段，辦公室沒有電腦，個人也沒有電腦——時至如今，老馬的寫作翻譯習慣，也依舊傳承著手工業時代的經典模式。
老馬是在文稿紙上寫作，草稿一遍，謄寫又是一遍。謄寫稿難免還是會有改，老馬也會，但是老馬上萬字的文稿從不塗改，偶有寫錯，他必定是剪了一小格文稿紙貼上去，比小學生的作文本還認真。看到老馬對自己稿子的苛求，就理解他對雜誌折損的不習慣了。看這樣的稿子，會覺得自己的編輯工作很被尊重。
圖說：馬振騁至今仍堅持手寫譯稿
那時候雜誌社離老馬家不遠，也常去他家裡組稿，喝咖啡，聊天。看到了他的寫字檯，確切地說，是看到了寫字檯上的寫字板，約莫三十度的斜面，很顯眼。我坐在寫字檯邊，試一試寫字板的感覺，不需要伏案，想象力似乎就增加了，寫起字來別有一種享受和愜意，而不是爬格子的苦勞。老馬所有的文章都是在這張寫字檯上完成。桌上筆筒有筆有剪刀，那剪刀便是用來剪一小格一小格文稿紙，再粘上去的。
最近，在老馬書房裡，又見到了這塊寫字板，我對它的親切感，一定是超過其他人的。《蒙田全集》厚厚四本，五年的時光，就是在這一塊寫字板上，一字一字從原文翻譯為中文。如果向前追溯，那麼這塊寫字板大約見證了老馬的所有譯著了。在舊居，老馬的寫字檯是面窗，如今的新居，其實也已經喬遷近二十年了，還是面窗，並且窗外是數百米開闊的一覽無遺，馬路、小樓、花園在幾十米之下的地面交錯。如今高樓很多，但是窗外視野開闊很少。老馬在與蒙田神交之時，難免“頭皮發麻”，也就起身，或是遠望，或是俯瞰。忽而，一個靈感飛進窗口，頭皮不麻了，又開始了和蒙田相隔四百多年的錯時代對話。去做客的那天，老馬打開iPad給我們看他拍的窗外照片，還給我們講底下小洋樓的往事傳奇。我看到過些許採訪過老馬的文章，都寫到了老馬家裡窗外景緻。我在想，這窗外的景緻，也應該算在《蒙田全集》翻譯過程中的元素了。
空閒時，我也在看《蒙田全集》。幾十年來閱讀能力也不算低，但是對這本書，我必須默讀，根本做不到一目十行：不僅在於它精深，也在於它有趣，忍不住要回味。若是快餐式的閱讀，一定會漏過許多精彩。
3.一邊翻譯《蒙田全集》，一邊恨得要死
我無法想象這樣的鉅著是如何翻譯的。據說出版社最初的設想是請幾位翻譯家分而譯之，老馬是被約請的首席。老馬婉謝了。老馬覺得這部書只能是一人單獨翻譯，才能保證全書風格的統一。於是，一項稱得上“浩瀚”的工程，在老馬的寫字板上開始了。五年的翻譯過程中，老馬也從古稀向耄耋邁步，因為“蒙田是一位和自己深有共鳴的作家，做喜歡的事就沒什麼辛苦。”
我看到網易記者有一段採訪，蠻是真切的：翻譯《蒙田全集》時，馬振騁是“一邊翻一邊恨得要死”。當時，對照翻譯的原文用的是法國伽利瑪出版社1962年的版本：四百年前的古典筆法，不分段落，“看得人頭皮發麻”。文字中摻雜著古法語，有點類似清末的白話文，有時要猜著意思譯，翻起來“每一句話都讓人頭疼”。
這麼一位幾乎每天要做著優雅不乏枯燥、精深充滿艱澀的案頭翻譯的老馬，這些年來還一直是諸多文化講座、文化活動的“老聽客”。有一次我和篆刻家陸康先生等朋友在上海圖書館對話，老馬沒有事先告知，來了，坐在不顯眼的座位，感覺像是個需要打發時間的人。自從思南公館有了文化講座，這位“老聽客”每場必到，以致後來被封為“榮譽讀者”。某一天，這位“榮譽聽眾”從聽眾席走到了嘉賓席，他發言的開頭很平和：我很高興來到這裡。這個群體是我很喜歡的，大家笑眯眯的，我在大樓裡面住了十幾年，見面的時候鄰居倒很少笑過。
圖說：馬振騁和本文作者馬尚龍合影
老馬的平和，既是人文的態度，也是幽默俏皮的元素，而且，就是馬振騁式的。恰如他曾如此介紹蒙田：幾年前上海國際文學周請了很多外國作家做講座，有一個人說，馬老師你翻的書的作者怎麼沒有來？我說蒙田在地底下四百年了，站不起來了，他沒有辦法過來。
這樣的語氣、語調、語句，在於老馬幾十年來的思維方式和語言魅力，應該也是和一生翻譯法國文學有關的。他把蒙田介紹給了讀者，他走進了蒙田的世界，或者說是帶著些許蒙田式光彩。於是我又會很自然想起來，三十年前，有幸可以“壟斷”式地擁有老馬這樣的作者，為《海上文壇》增色很多很多。我清楚地記得，令上海眾多名作家第一次集體感受到老馬翻譯文章的震撼力的是米拉·昆德拉的《被背叛的遺囑》，恰是刊登在《海上文壇》，對了，責任編輯便是當年的小馬。我終於發現並且心裡承認我的“私念”，這麼多年來一直以老馬小馬和馬先生互稱，其實是在證明我和馬先生的關係久遠；老馬則是一直在配合我。
有一天和老馬共同參加一個活動，我們依舊“老馬”“小馬”地稱呼。同道悄悄問我老馬是誰，我告訴他，老馬就是《人總是要死的》《小王子》《蒙田隨筆全集》的譯者，傅雷翻譯獎獲得者……同道略略驚詫，他就是馬振騁先生？是啊，老馬，就是馬振騁先生。（馬尚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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