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三遷”考
作者丨陳智亮
地方建置與毛烏素沙漠
秦朝之初，沿舊制在今陝北設上郡，郡址同現在的內蒙古自治區原伊克昭盟現鄂爾多斯市(河南地、河套、鄂爾多斯、新秦中)唇齒相依，關係密切，今鄂爾多斯市東邊的一部分曾劃上郡領轄。到東漢建安二十年(215年)前轄地擴大至伊金霍洛旗和烏審旗一帶。之後朝代變更，直到清初，為“延綏榆鎮”與“榆林道及衛”屬地。清雍正九年(1731年)改榆林衛為府，府下轄榆林等4個縣。現今榆林市12個縣區中榆陽區、橫山、靖邊、定邊、神木、府谷、佳縣，都處在毛烏素沙漠的南部邊緣。
現在的毛烏素沙漠區域，史載從東漢始即出現沙跡，後因外來人口的增加，發生了過墾、過牧、過樵的“三過”問題，致使本來良好的生態環境受到破壞，沙化逐漸加劇，小氣候呈現出雨水少、風沙大、乾旱頻發的特點，土地沙化進一步向南部推進。這樣，就有了東西長400公里，南北寬12至80公里，面積達l4000多平方公里，分佈於伊盟南部和陝西榆林一帶的毛烏素大沙漠。
這一沙漠的發展過程，據榆林治沙所資料，大致是延續在唐、宋及其後的1000多年間，突出的有唐、宋、明、清四個時期。長城以北的沙漠化發生在唐、宋時期，長城以南60華里範圍的沙化則發生在明代及其後。現榆林市地方在1949年前的百年內，被沙化的土地達200萬畝左右，村莊、農田、牧地因此遭受重大損失，乃至被吞沒，大約在4000處以上。
過去三邊地區流傳的順口溜說：“柳桂灣颳了一場風，颳得白天點上燈，颳得喜鵲喪了命，颳得毛驢掉溝中，颳得磨盤翻燒餅。”上世紀五十年代，我一直在定邊縣工作，從耳聞目睹的事例看，那樣形容也是實在的。事實上，過去不但“三邊”地帶沙害嚴重，就連榆林城也難以倖免，曾不止一次有過“沙漫城垣，緊急排除”的事例，風沙甚於兵燹，使城中百姓惶恐不安。
歷來史志文書記述的沙害事實，也舉不勝舉。史載：唐長慶二年(822年)：“夏州大風、飛沙為堆、高及城堞”。今之無定河，即古奢延水，“因潰沙急流，深淺無定，故名。”北宋淳化五年(994 年)，太宗趙炅以“夏州深在沙漠，危患關右”為由，發令“眾居民遷移摧毀州城”，毀後的城區殘跡至今明顯可見。當代有的學者考究夏州城(即統萬城)的沙害變化，用“八世紀大風積沙，九世紀堆沙高及城堞，十世紀深在沙漠”三句話，概括300年的說法，很有說服力。再加古詩：“憶昔沙場逞戰爭，傷心將士死長城，可憐白骨歸何處，月下悽風帶恨聲。”“漢家今上郡，秦漢古長城。”“有日天長慘，無風沙自驚。”從另一個側面，使人瞭解“榆溪塞”南遷的一些實際情況。
“榆林三遷”故事傳說
筆者自1947年夏從山西渡過黃河參加陝北解放戰爭，至今在榆林工作、生活已60餘年。其間因工作需要和個人愛好，對“榆林三遷”的傳說做了廣泛的調查研究。這個故事傳說，不外乎有以下兩種說法：
第一種說法是位於內蒙古河南地的“榆溪塞”，因受風沙的危害，向南遷移，最終落腳在“延綏鎮”屬下的榆林堡城，塞址由一變三，形成“三遷”說。
第二種說法是，“榆林三遷”指的是今陝北榆林城未建之前，在其地址以北的大沙漠中的榆溪地，已有一小城名“榆溪塞”(有的說小城就在現榆溪河上游，距今榆林城10裡的紅石峽地帶)，因遭風沙侵害，向南遷移，中間一址就在紅山境內，然後再遷移到現在的榆林城址，也是因遷移留下三個地址，形成“三遷”說。
以上兩種說法在榆林周邊地區流傳已久，1994年出版的《榆林地區志》中，也將“歷史上曾有‘榆林三遷’的傳聞”收列，供考究探討。
秦代的“榆林塞”
作為邊塞城堡“榆林塞”，是秦始皇遣將軍蒙恬和長子扶蘇領監30萬大軍，以上郡為基地，守衛北部邊境打擊匈奴族勢力時，以河為境，樹榆為塞，累石為城，建築在已有的秦長城之地的一座城塞，漢時因之。《元和郡縣誌》等史志書，以漢之“榆林塞”和“榆溪舊塞”稱謂。《史記》衛將軍傳“按榆溪舊塞”註文內有《水經》雲：上郡之北有諸次水，東經“榆林塞”為榆溪，因而又名榆溪塞。“榆溪塞，隋初置勝州”。內蒙古《伊克昭盟志》載：隋、唐勝州榆林城故址，位於準格爾旗十二連城鄉所在地，黃河南岸的平臺上。“榆林塞”過去因黃河河道不穩定，有位於河西、河北幾說，往往使人難定實際位置。現在定於黃河南岸，是按新的資料分析，得到諸方共認的位置。秦與漢初的“榆溪塞”，到東漢建安二十年(215年)，因發生大旱災，局勢動盪不定，其地雜居的遊牧民族匈奴、西羌、烏桓、鮮卑等各自當政、爭奪地盤，有的走向反漢叛亂之路。漢朝執掌大權的曹操，忙於奪取更大統治權，無實力顧及北方地區諸多問題，只能做些平叛、撤併郡縣、重組行政區劃建制等治標不治本的事情。當建成新興郡後，也因效果甚微，不久又遷往今山西省太原市陽曲縣境內。因此，大片地區被迫放棄，“榆溪舊塞”荒廢。
1993年所出《榆林歷代詩選》中，選用隋朝要員楊素的《出塞》詩裡有：“歷覽多舊跡，風日慘愁人。荒塞空千里，孤城絕四鄰”的語句，據考證就是描述了當時“榆溪舊塞”的情況。《伊克昭盟志》在“河套略說”裡邊，凡提到勝州榆林、新興郡兩地名時，都少不了加註“榆溪塞”幾個字。
除此之外，還要說明綠色長城“榆溪塞”同城池“榆溪塞”的區別，以澄清同名亂用混為一談的說法。古史書《延綏鎮志》在綠色長城“榆溪塞”延伸到的地方，都把“塞”字變通為“地”字，並說：常樂堡距城30裡，漢榆溪地，又名岔兒河，這樣說就使人一目瞭然。歷史地理學家史念海在其所著《黃土高原歷史地理研究》一書中對榆溪塞作了這樣的解釋：“所謂榆溪塞，乃是種植榆樹形同一道防線。榆溪塞的培植始於戰國末年，是循秦長城栽植的。戰國末年的秦長城，東端始於內蒙古托克托縣黃河右岸的十二連城，向西南延伸越禿尾河上游，過今榆林、橫山縣北，再向橫山山脈之上西去。西漢時這條榆溪塞經培植擴展，散佈於準格爾旗及神木、榆林諸縣之北。”這就把兩個同名不同實的地理名詞完全劃分清楚了。數年前新華社的一則消息說：“綠色長城在古代的冷兵器時代，具有一定的軍事防衛能力。因此，使匈奴不敢飲馬於河。”進一步說明了它的軍事戰略價值。
“榆溪舊塞”的變遷
隋朝時，已進人北方草原的遊牧民族突厥勢力逐漸強大，於西魏廢帝元欽元年(552年)，在漠北基地建立突厥國，首領稱可汗，稱霸一方。開皇三年(583年)突厥內亂，分成東西兩個部分。不久東突厥同隋朝講和，被安置在後來的綏遠省的白道川，即今內蒙古自治區首府呼和浩特市陰山、大青山河套地帶。其後西突厥又發生內訌，有的降隋得到安撫，有的輾轉到漠北後蓄勢以圖再起。文帝在河南地榆林縣所在地，建立州級機構，先用“新興”二字為名，旋定為勝州。到煬帝大業初年(605年)改為榆林郡。唐朝將勝州和榆林兩處地名合二而一叫勝州榆林郡，下轄3個縣，榆林為其一。所以要加榆林二字，是因多年以來朝野馳名的“榆溪舊塞”影響深遠而複用。
遼在立國之初，就從都城臨潢(位於內蒙古自治區巴林左旗林東鎮附近)發兵，攻佔唐地勝州榆林，隨即棄城，挾持榆林居民往黃河之東的茂名安一帶定居。其後，又在托克托建立東勝州，這就是《遼史》說的“晉割代北來獻復置”的那個州，亦是清初《綏德州志》所記之河外榆林。遼時的東勝州共轄12個縣，分佈在黃河之南的有榆林、河濱兩縣，五代至後周顯德七年(960年)時消失。明洪武三年(1370年)，明軍北伐，戰將徐達等分路進軍，鄂爾多斯地區是目標之一。8月間，偏將湯和佔領元皇室封地察汗腦兒(在今內蒙古烏審旗)，敵要將虎臣被捉，東勝州遂落人明軍之手。次年在州所在地設東勝衛(受延綏鎮領轄)，建立軍事指揮使，領兵5600人。衛下有分支機構，初分左、右、前、中、後五個衛所，後經調整、遷址，保存下來的是左、右兩衛，分別駐在黃河之南的十二連城和黃河以東的托克托。
當時，明軍同敗北的元朝殘餘勢力的拉鋸戰很激烈。到明永樂元年(1403年)，元軍難以支持，暫時退往漠北，明統治者產生了輕敵思想，把東勝左衛遷到南部。古《讀史方輿紀要》中有“永樂元年見之元遠遁，移治東勝左衛於延綏，棄河不守”的記述。今《明清時期的榆林城市發展與環境變遷》也有“東勝衛在永樂元年從托克托南遷”之說。不過，因為兩說均未指明遷落的地名而造成考究上的難題。後查《米脂縣誌》載：洪武四年(1371年)(實為二年l369年)置綏德衛，千戶劉寵屯治縣北境(今榆林一帶)，榆林莊出現。永樂元年(1403年)設“榆林寨”。但是這個寨很難理解。再查《陝西名勝古蹟》在榆林縣下記載，永樂元年(1403年)置榆林塞。還有《延綏攬勝》記載：明成化六年(1470年)蒙元敵軍竄入榆林塞(初為榆林莊、正統中築城)，朱永將軍逐之於雙山堡、開荒川，“初置榆林衛於榆林塞”，應該肯定遷落原榆林莊，併成為榆林塞，才解開這個難題。
東勝左衛原處在明朝邊防前沿，南遷後只留右衛。因兵力減弱，戰鬥力不強，“支糧則有，調遣則無"，很難適應戰爭需要。所以在後來邊疆形勢越來越惡化的情況下，禦敵防線便無法維持，不得不退卻。當遇到敵方集中數萬蒙兵，分別由瓦剌、韃靼、兀良哈三個部族的首領也先、阿羅出、毛裡孩指揮，向南進犯，而且又遇風沙等大災害，明軍作戰失利，特別是在敵方勢力最大的首領濟農控制河套以後，明朝朝野議論紛紛，分成棄套與復套兩派，鬥爭十分尖銳，朝中出現了決斷難處、多議不定的局面。
閱讀更多 書房記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