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佈了今年“中央一號文件”——《關於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 做好“三農”工作的若干意見》，這已經是第16個聚焦“三農”的“中央一號文件”。此前，人民銀行、銀保監會、證監會、財政部、農業農村部聯合頒發《關於金融服務鄉村振興的指導意見》，就做好金融服務鄉村振興工作提出具體意見和要求，可以說為今後農村金融發展指明瞭方向。
當《經濟》記者打通三農專家於建嶸的電話時，他正在前往涼山會理縣進行實地調研。身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所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這些年幾乎大部分時間都在各地瞭解情況。
在調研中，於建嶸看到了一種奇怪的現象，中部地區農村的非法集資活動要比發達地區活躍。“現在地下的非法金融例如非法集資，在農村比較活躍，農民的錢被騙走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所以要進一步細化和強化農村的金融服務工作，目前這一塊做得是不足的。”他所提及的問題是當前農村金融發展難題的冰山一角。
農村金融改革難點
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所研究員、中國小額信貸聯盟理事長杜曉山從事農村金融研究已近40年，在這段漫長的歲月中，他對中國的農村金融問題既有深入的研究，也有切實的感受。
《關於金融服務鄉村振興的指導意見》提出，要堅持農村金融改革發展的正確方向，建立完善金融服務鄉村振興的市場體系、組織體系、產品體系，促進農村金融資源迴流，積極引導涉農金融機構迴歸本源。監管部門要求：農村金融應專注服務本地、服務縣域、服務社區。原則上機構不出縣（區）、業務不跨縣（區）。應專注服務本地，下沉服務重心，當年新增可貸資金應主要用於當地。
杜曉山認為，以上提法和要求是從正面和間接地談問題。“主要挑戰可以說是：金融服務城鄉、地區、供給方類型和規模結構不平衡、不充分；農村金融資金的流失，金融資源向經濟發達地區、城市地區集中的特徵明顯；農商行‘離農脫小’的盲目擴張傾向，小微企業和弱勢群體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突出；普惠金融的商業可持續性有待提高，金融扶貧目前基本是特惠金融；社會企業類金融機構缺失：規範的合作金融和公益性小額信貸組織是短板；警惕‘數字鴻溝’；農村金融機構素質有待進一步提高，產品和服務與多樣化的需求不相適應等。”總體來說，就是金融供給不能滿足農村農業現代化的需求、農村農業農民多樣化、多層次的需求，農業保險水平亟待提高。
對於當前農村金融改革面臨最大的難點，全國人大代表、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蔡繼明在接受《經濟》記者採訪時表示，農村金融的問題主要是貸款和抵押問題。
“農民、農業、農村最大、最重要、最有價值的擔保物就是土地，而且在現有制度的制約下，承包地並不值錢，真正值錢的是宅基地。如果允許城鎮居民到農村去建房，一塊宅基地就可以升值幾倍。另外，如果允許集體建設用地大範圍入市，只要符合規劃，入市的話可以通過置換，那它的地票也會帶來20萬元到30萬元的收入，所以要是土地能夠抵押，銀行願意接受，農民抵押物價值也高，獲得貸款的數量就會增多。”但是，蔡繼明表示，由於宅基地的流轉受到了限制，它的用益物權並沒有完全富裕，所以銀行沒有積極性去接受農房農地抵押。
“曾經有人說，房子可以抵押，宅基地不可以抵押，這個就很荒唐，地要隨房走，所以現在中央的精神是房地一體化，房子和宅基地都要抵押。所以如果《土地管理法》《物權法》和《擔保法》不做相應的修改，農村金融的難題是破解不了的，農民貸款尤其是抵押貸款問題很難再大範圍推開。”蔡繼明說。
對於這一點，土流網創始人兼CEO伍勇在接受《經濟》記者採訪時表示，土地經營權抵押確實是當前農村金融發展的主要挑戰。
伍勇表示，未來農民住房、宅基地的租賃將會很快落實到具體政策中，而挑戰也將從宅基地無法實際抵押轉變為如何更專業、合法地對農民住房、宅基地進行價值評估和處置變現。
除了土地質押難題，宜信普惠高級副總裁毛芳竹向《經濟》記者表示，打通農村普惠金融服務的最後一公里，還有一些難點需要突破：一是“三農”地理分散，金融服務成本高。成本高帶來的資金定價就高，定價高了以後，一定帶來高風險。二是農業收入的季節性非常強，春種秋收。一般的金融機構，要求現金流，要有不斷的收入來歸還，這也帶來了一些挑戰。三是信息缺失，風險評估及管理難。農民往往沒有規範的數據標準，金融機構對他們能賺多少錢、能不能歸還等這些方面的評估非常困難。四是融資性中介包裝，不當收費帶來的操作風險。
傳統金融服務“三農”力不從心
從商業邏輯來看，傳統金融機構在服務“三農”方面缺乏動力。蘇寧金融研究院研究員趙一洋向《經濟》記者表示，這是可以理解的，原因主要在於高成本和高風險。
“在高成本方面，銀行等傳統金融機構的組織架構是以物理網點為基礎的金字塔結構，物理網點是銀行提供各項金融服務的最重要基礎設施，而根據阿里研究院測算，一個10人左右的村鎮銀行基層網點，每年的剛性運營成本超過171萬元。”趙一洋表示，由於農村地域徵信覆蓋面低、地理位置偏遠、客戶教育成本高、營銷難度大，這些因素會加大金融機構隱性的管理成本。
同時在高風險方面，對於銀行業來說，涉農信貸屬於典型的高風險業務，壞賬率明顯高於業界平均水平。“銀行業中，涉農信貸比例較高的農商行不良貸款比率顯著高於銀行業整體。在農村金融機構中，農信社的信貸投放最具有普惠性質，客戶最為下沉，其不良貸款比例更是常年超過7%，是行業平均水平的5倍以上。”趙一洋認為，對於銀行等傳統金融機構來說，由於政策限制，上述運營成本和風險成本並不能反映到貸款定價當中，因此對於傳統金融機構來說，農村金融是一個典型的“賠本賺吆喝”的生意。
在高成本、高風險、低盈利等多重因素驅動下，傳統金融機構在農村地區普遍採取“攬儲為主，謹慎放貸”的經營策略，也就是政策文件中經常提到的“抽水機”效應：農村地區的儲蓄資源難以在本地形成信貸投放，反而向城市流動，加劇了城鄉金融資源的不均衡。
傳統金融機構在農村金融領域供給不足。“雖然我國農村金融服務機構類型眾多，政策性農村金融機構如中國農業發展銀行，商業性農村金融機構如中國農業銀行、郵政儲蓄銀行，合作性農村金融機構如農村信用社、農村商業銀行、農村合作銀行，新型農村金融機構如村鎮銀行、農村資金互助社及非銀行類機構如小額貸款公司、典當、融資租賃、保理等，但是城鄉之間的金融資源配置不平衡問題仍然突出。”
據趙一洋觀察，雖然近年來涉農信貸餘額一直處於上升態勢，但是增長率呈現梯度下降趨勢，特別是2014年後，涉農貸款餘額增長率一直低於信貸整體增長率，說明銀行等傳統金融機構對“三農”領域的貸款投放力度持續放緩，信貸資源在城鄉之間處於失衡狀態。此外，由於我國涉農貸款口徑統計非常寬泛，其按照“註冊地”統計原則，即“除地級及以上城市的城市行政區及市轄建制鎮之外的區域”，因此很多縣域企業信貸，例如縣域地區房地產貸款、建築業貸款等與“三農”毫無關係的較低風險的信貸也包括在該口徑內。“我國的農村金融供求失衡情況可能比統計數據呈現的局面更加嚴峻。”
“從鄉村地區人均網點數量來看，基數依然較低，並且增長停滯，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傳統金融機構對於服務農村地區缺乏動力。截至2017年末，我國農村地區網點數量12.61萬個，每萬人擁有銀行網點數僅為1.3個，其中鄉均3.93個，村均0.24個，三個數據相較2016年不但沒有明顯增長，反而出現了下降趨勢。”而根據中國社科院2016年8月份發佈的《“三農”互聯網金融藍皮書》顯示數據，我國三農金融供求缺口超過3萬億元，在中國農村有56.8%的農戶表示資金很緊張，有69.6%的農戶表示農村貸款不便利；而我國農戶和農業生產的信貸需求滿足率分別只有27.6%和28.5%。
農村金融供給不足沒有根本改變
從多個維度來看，儘管近年來優惠和引導政策頻出，但是我國農村金融供給不足的局面還沒有實現根本改變。
什馬出行金融服務子公司CEO陳笑珂在接受《經濟》記者採訪時表示，目前其實所謂的鄉村金融供給還是不充足的，處在一個從無到有的一個階段。“因為主要的鄉村金融機構，例如農信社，其實還是以儲蓄為主，信貸業務相對較少，哪怕有也是用傳統的方式來做，例如擔保或抵押等。”隨著客戶的可採集的數據越來越完善，現在已經有一部分的消費金融機構，開始滲透到農村市場，農村市場的需求很大，到目前有能力去通過自己的數據給出客群評分模型的公司可能還不多。
在陳笑珂看來，其中最大的挑戰，其實還是數據上的缺失。首先央行的徵信還需要進一步完善；其次在第三方數據的採集上，相對於城市裡面的白領客群，農村客群是比較缺失的；最後農村人群的收入可能不是很穩定。儘管有這些因素的限制，但是他對未來的前景還是有所期待。
“總體來說，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長會遠遠超過城市裡的白領，特別是在最近的五年，可以看到小鎮近年的購買力逐步被釋放。”對於以農村金融為主要方向的互聯網金融公司的前景，陳笑珂表示非常看好，“目前城市的客群基本上開發殆盡，因為城市的人群有完善的徵信，有來源比較豐富的第三方數據。但是農村數據處在基礎設施搭建的階段，但是我們不應該忽視，差不多有八九億人，生活在農村，差不多有5億臺手機，這是一個非常龐大的市場。在這個市場裡，如果能夠建立自己的競爭優勢，未來的收益其實是非常可觀的”。
儘管市場很大，但進入農村金融市場的機構，其實淘汰率還是比較高的。
“主要還是因為看到市場的人很多，但是有實際落地能力的機構並不多。”陳笑珂表示，可以關注未來的幾個趨勢，一是消費升級，因為農村人群收入上來以後，有很多的層面可以做消費升級，從數碼、出行到旅遊服務等，會存在非常多的細分市場，如果再有比較強的專業能力，那麼會是一個比較好的切入點和機會。
考慮到縣域或縣級以下屬於比較典型的熟人社會，陳笑珂表示，機構進入市場更多地要依賴本地的員工，可以引進比較強合資夥伴來拓展業務。
2019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鄉村振興的“硬任務”，也就是鄉村振興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今年“中央一號文件”突出的亮點是進行了確保如期完成“三農”硬任務的總部署。打通農村金融淤塞，是實現鄉村振興的重要抓手。
規範縣域法人金融機構公司治理
《關於金融服務鄉村振興的指導意見》中提出要規範縣域法人金融機構公司治理，促進服務當地、支持城鄉融合發展。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所研究員、中國小額信貸聯盟理事長杜曉山向《經濟》記者表示，目前和以後需要注意的是，農信社系統包含農村商業銀行和農合行以及村鎮銀行等，應優化符合支農支小定位的股權基礎；應按照涉農優先、實業為主的原則，積極引進認同戰略定位的優質法人入股，探索引進具備實力、治理良好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入股；應將股東支農支小服務承諾寫入公司章程，並對承諾落實情況進行評估；加強股東行為監測和規範管理，嚴防股東通過違規關聯交易套取銀行資金。
同時，應該完善金融服務導向的公司治理機制，應在公司章程中明確“三會一層”制定落實支農支小發展戰略的職責分工，並將支農支小考核目標完成情況作為董事會、監事會和高級管理層履職評價的重要內容。
此外，應建立科學合理的支農支小績效考核指標體系，指標權重應顯著高於其他業務指標。對相關部門、分支機構和高管人員的績效係數應與支農支小業務規模、佔比等情況掛鉤，鼓勵加大對農村和偏遠地區網點的績效傾斜力度。
“省聯社應注重發揮對農村商業銀行支農支小定位的引領和支撐作用，改進履職方式，提升服務能力。應在行業層面健全對農村商業銀行金融服務的考核機制，並將考核結果與農村商業銀行高管人員履職評價和任用提拔相掛鉤。”杜曉山表示，監管部門對省聯社履職評價的重要內容，並賦予足夠權重應包括轄內農村商業銀行支農支小政策落實情況、具體效果以及省聯社採取的相應措施。
“對於鄉村振興背景下的經濟發展來說，縣域法人金融機構可以被看作穩定劑，規劃得當的話它可以扮演起服務農村農業的主要機構的角色。”農分期創始人兼CEO周建表示，該條例的提出肯定了農村信用社、農村商業銀行、村鎮銀行等獨立法人地位，其支農主力軍的功能及連帶效應將得到進一步提升。
對於經濟相對發達的地區，該條例的提出，有助於提高縣域農村金融機構經營的獨立性和規範化水平。周建表示，該條例有助於促進縣域農村金融機構自我經營管理機制的完善，突出自身獨立性、創新性、規範化、多元化的服務水平；有助於提升縣域農村金融機構業務創新和開展的效率，促進形成差異化發展，激發其開拓農業金融產品的創新模式；規範其資金投放使用要以涉農業務為主，有助於提升其對涉農貸款風險的管控能力，站穩服務縣域、支農支小的市場地位，涉農貸款規模將帶動農業經濟發展達到進一步擴張；服務當地能力提升，有助於引領農民成為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主體，為促進城鄉融合發展提供了堅實保障。通過城鄉發展互相促進以取得最佳的經濟效益，進一步推進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
理順農信社管理體制
農村信用社省聯社改革一直備受關注，那麼，應該如何理順農村信用社管理體制，提高縣域農村金融機構經營的獨立性和規範化水平？
對於這個問題，杜曉山介紹，對農村信用社管理體制，全國絕大多數省區應實行省區和縣級兩級法人管理體制。“這樣可以發揮各自的優勢，同時又有整體的實力辦大事和防控系統性、區域性風險，以及完善和提升服務與監督水平。如果有縣級農商行願意自己完全與省聯社或省行脫離，目前可以確定選擇不同地區若干或少量水平較高的縣級農商行進行試點，觀察和評估若干年，但不宜普遍試行。”
隨著改革的深入，全國農村信用社系統包含農商行、農合行，經營狀況大幅改善，市場意識與競爭能力不斷增強，省聯社行政化管理體制存在的問題與矛盾日益突出。但是農村信用社省聯社的設立在推動改革、改進經營、健全內控、化解風險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功不可沒。
杜曉山認為，未來要按照聚焦“三農”，強化行業服務功能，包括金融科技水平，整合提升農村信用社為農服務能力。淡化農村信用社省聯社在人事、財務、業務等方面的行政管理職能，突出專業化服務和監督功能。
周建認為，應該肯定省聯社“管理、指導”等職能。尤其是在一些經濟欠發達的區域，省聯社憑藉其成熟的經驗和模式，幫助縣域法人金融機構有效實現信息等素材的獲取，引導他們做出相對全面、科學的宏觀決策。當然，對於經濟相對發達的地區、農村金融機構較成熟區域，省聯社的歷史使命基本完成，要讓這些金融機構能按照市場化的運營規則服務三農主體，減少省聯社的影響。目前來看，不同區域的具體情況差異較大。
“農村信用社系統的改革提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要求，也就是說無論怎麼改，一定要在總體上保證農村信用社縣域法人地位和數量總體穩定。”杜曉山說，省聯社改革要因地制宜，基於各省份的具體情況而定，而非用“一刀切”的方式。
據杜曉山介紹，2007年曾有研究提出“五大模式”，即聯合銀行、金融服務公司、金融持股公司、統一法人和完善省聯社。近來，人們的關注更多地集中在前三種模式。例如，“統一法人模式”適合城鄉一體化高、管理半徑小且經營良好的省份；“聯合銀行”適用於城鄉二元結構明顯、轄區內農信社發展水平比較高的省份；現有“省聯社模式”較適合經濟欠發達、縣級法人機構治理不完善、整體發展水平較低的省份。
用金融穩住“三農”戰略後院
為農村金融發展設置導航，一個最主要的風向標就是農村金融領域的政策實踐者。全國政協常委、中國農業發展銀行黨委書記、董事長解學智向《經濟》記者表示，這次全國兩會，強調要對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任務，紮實推進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解學智表示，服務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是農發行的主場主業主責，對於如何穩住“三農”戰略後院貢獻力量，他提出了以下幾種探索方式：
一是全力服務國家糧食安全。認真配合糧食收儲制度和價格形成機制改革，全力支持政策性收儲，加大對市場化收購的支持力度。積極支持糧食全產業鏈發展，從主要支持收儲向生產加工銷售消費各環節延伸。圍繞藏糧於地、藏糧於技，大力支持高標準農田建設、現代種業、農業科技等，提升糧食綜合生產能力。
二是全力服務脫貧攻堅。牢牢把握精準方略，緊緊圍繞“兩不愁、三保障”突出問題，進一步聚焦“三區三州”等深度貧困地區，推動更多資金、項目、舉措向深度貧困聚焦。大力支持貧困地區特色優勢產業發展，積極支持教育扶貧、健康扶貧、旅遊扶貧、貧困村提升工程等專項行動，繼續做好基礎設施扶貧，推動定點縣穩定脫貧。
三是積極支持美麗鄉村建設。聚焦基礎設施突出“短板”，加大對農村水、電、路、氣等基礎設施建設的支持力度。全面落實農村人居環境整治三年行動方案，積極支持垃圾汙水治理、廁所革命、村容村貌提升等。大力發展綠色金融，助力打贏汙染防治攻堅戰。
四是大力支持產業振興。聚焦農業現代化，積極支持農業產業化經營，探索支持農業新型經營主體的有效路徑，助力拓展農業多種功能，推動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積極支持涉農民營企業和小微企業發展，助推穩定就業、增加農民收入。
五是加大資金籌措力度。全力做好債券發行工作，加大存款組織工作力度，努力降低籌資成本，增強優惠支農能力，騰出更多優惠支農空間，著力緩解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
強化金融產品和服務模式創新
只有適合農村的金融產品，才能挖掘這個市場真正的活力。杜曉山建議，要進行農村金融產品和服務模式的創新。具體的運作手段主要有：
一是圍繞農業農村抵質押物、金融機構內部信貸管理機制、新技術應用推廣、“三農”綠色金融等，強化金融產品和服務方式創新，更好滿足鄉村振興多樣化融資需求。
二是積極穩妥開展林權抵押貸款，推廣農村承包土地的經營權抵押貸款業務，穩妥開展農民住房財產權抵押貸款業務，推動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使用權、集體資產股份等依法合規予以抵押，促進農村土地資產和金融資源的有機銜接。推動廠房和大型農機具抵押、圈舍和活體畜禽抵押、動產質押、倉單和應收賬款質押、農業保單融資等信貸業務，依法合規推動形成全方位、多元化的農村資產抵質押融資模式。
三是鼓勵企業和農戶通過融資租賃業務，解決農業大型機械、生產設備、加工設備購置更新資金不足問題。
四是各涉農銀行業金融機構要完善涉農業務部門和縣域支行的差異化考核機制，落實涉農信貸業務的薪酬激勵和盡職免責。適當下放信貸審批權限，推動分支機構尤其是縣域存貸比偏低的分支機構，加大涉農信貸投放。
五是積極運用大數據、區塊鏈等技術，提高涉農信貸風險的識別、監控、預警和處置水平。加強涉農信貸數據的積累和共享，通過客戶信息整合和篩選，創新農村經營主體信用評價模式。發展金融科技，降低運營成本、提高運營效率、防控金融風險、緩解“數字鴻溝”。
六是完善綠色金融和信貸體系，鼓勵銀行業金融機構加快創新“三農”綠色金融產品和服務，通過發行綠色金融債券等方式，籌集資金用於支持汙染防治、清潔能源、節水、生態保護、綠色農業等綠色領域，助力打好汙染防治攻堅戰。
周建表示，未來，以金融為工具開展“農業社會化服務”將是現代農業生產經營的必然趨勢，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農民合作社、農業服務組織等都是其中的主要參與者。“金融創新和產品設計必須貼切這些主體的真實需求，因為農村場景和城市消費場景差異很大，結合農業特性和產業鏈協同性，設計好適合不同角色、不同鏈條、不同細分領域的產品和服務才能真正滿足鄉村振興多樣化的融資需求。”
土地是農村的根基，土流網創始人兼CEO伍勇則認為未來要基於土地資源，引入好的產業，構建數字經濟生態體系，通過金融為體系賦能，讓金融與實體相互助力。以實體經濟流動性支持為重點，為交易市場和各類金融機構開放數據接口，推送金融資產。做大增量、盤活存量，保持流量，不斷提高區域經濟的資產證券化水平。
“未來我們應該利用金融科技推動金融需求與各種生產、銷售、服務、消費場景的互聯互通，實現信息流和資金流匹配的交易聚合及過程控制，創新金融工具，發展準確識別融資需求、科學確定風險評價、生成數字化金融資產的場景金融服務，在及時響應實體企業融資需求的同時，降低融資成本，提高資金使用效率，解決區域經濟活動生態圈內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等問題。”伍勇表示，在數字經濟生態體系裡，精準聚合消費者行為數據，這些是銀行等金融機構無法實現的，通過搭建這一平臺，是銀行等金融機構批量獲客、量化風險的最佳渠道。
實際上，在金融服務模式上很多機構都做了一些創新性探索：例如土地經營權抵押貸款和土地銀行。
據伍勇介紹，金融機構大多不熟悉土地價值，難以對土地經營權進行評估和處置，為此探索出“平臺+保險+銀行”模式——由銀行提供貸款，保險公司保證擔保，平臺進行前期評估和違約後處置。伍勇將其稱為“漢壽模式”。一旦出現問題，保險公司先行賠付，平臺再處置土地；出現無法處置的情況，再由三方共同承擔風險。“在這一模式中，最高貸款額度達到300萬元，這樣高額度的抵押貸款，很多金融機構是不敢做的。不僅貸款額度創紀錄，而且“漢壽模式”實際運營三年來，沒有產生過一筆壞賬。因為對於農戶來說，與其違約，不如選擇平臺先行流轉，然後將流轉後收到的租金還給銀行，不但獲得經濟利益，也不會因失信進入黑名單。”
此外還有一種土地銀行模式，被伍勇稱為“寧遠模式”。“土地經營權抵押貸款的主要挑戰在於土地面積和承包年限。“漢壽模式”讓種植大戶獲得貸款，且對土地承包期有要求。而“寧遠模式”突破了這兩個難點，讓只擁有小塊土地的普通農戶也能享受到土地經營權抵押貸款帶來的便利。”正如《關於金融服務鄉村振興的指導意見》要求的，“重點做好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小農戶的金融服務，有效滿足其經營發展的資金需求”。
據伍勇介紹，寧遠的土地銀行模式，就是成立土地合作社，收儲一個區域內的全部土地，由土流網統一規劃流轉，每年給農民固定的租金和分紅。在金融方面，土流網協助銀行對全部收儲土地的未來收益進行評估，由銀行根據評估金額提供一定比例的授信，農戶則按照土地面積獲得不同額度的授信。對於銀行來說，一次性的評估節省了大量手續和成本，全域土地的整體貸款也降低了風險；對於農戶來說，他們通過閒散土地獲得了一張可以隨借隨還的“土地經營權信用卡”，利率也相對信用貸款低了很多；而對於土流網來說，因為有統一收儲的土地經營權，即使出現單個農戶違約也不用處置土地，而是可以用土地租金和分紅抵債。
因為是一次性抵押未來數十年的土地收益，因此只需要完成一次抵押貸款手續，農戶就可以獲得一張長期的“信用卡”，隨借隨還。這樣的批量授信不僅減少了繁雜的手續，更重要的是降低了貸款利率。
宜信普惠高級副總裁毛芳竹也向《經濟》記者介紹了他們探索出來的經驗。“目前我國大部分種植主體仍然以經驗種植為主，缺乏科學的種植規劃和管理，伴隨農業集約化發展，種植大戶應該種什麼、怎麼種、如何打通銷路賺到錢？這就要求不但能幫助種植戶清晰分析種植所需各項資源，包括種子、肥料、人工等，還能對資源進行科學有效的整合和配置。根據農作物的生產週期、產出狀況、庫存容量、出庫能力、下游銷售能力等數據，能夠優化種植戶確定種植的時間、數量、區域等具體決策內容，在幫助種植主體有效控制成本的同時，通過合理排產、高效溝通等精細化管控措施，科學有序地實現生產收益最大化。”
創新農村金融發展模式
對中國農村金融發展的創新水平，可謂見仁見智。但可以肯定的是我國數字金融發展較快，在發展中國家中屬水平較高，在數字移動支付方面走在世界前列。例如，我國農村金融螞蟻金服、微眾銀行、農行甘肅分行研發了“金穗e融”系統，解決農民缺資金、技能、市場等難題。
據杜曉山介紹，國外的農村金融可借鑑的模式不少，例如：美國富國銀行的大行線上服務小微企業經驗。肯尼亞M-Pesa手機銀行業務以其成功實踐表明，移動支付是彌補農村地區金融基礎設施不足、彌補傳統金融機構物理網點服務不足的重要方式，其做法和經驗對中國發展農村移動支付，進而推動農村包容性金融發展具有借鑑意義。孟加拉鄉村銀行服務低收入和貧困群體經驗，同時也完全是電算化的信息管理系統。
鄉村振興的總要求是“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從金融服務鄉村振興的視角看，商業金融是主力軍，應健全政策、商業和合作性銀行分工協作、優勢互補的金融服務組織體系。
然而，杜曉山表示，商業和政策性金融卻難以對鄉村振興要求的“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中的“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直接發力，而這對於社會企業類的合作性金融和公益、非營利性金融組織而言，則是他們固有的長處和優勢，因為他們在提供金融服務的同時所開展的非金融服務活動完全可以與推動村規民約和基層組織建設相結合和相補充，推進“鄉風文明、治理有效”。而且，規範的合作性金融和公益、非營利性金融組織力量的增強和水平的提升對提高小農的凝聚力、組織化程度和基層黨組織的戰鬥力有正面的推動作用。
長期以來，杜曉山一直在呼籲在農村金融服務小農和貧困農戶方面，要發揮規範的公益性制度主義小額信貸和合作金融組織的作用，這需要政府政策的鼓勵和支持，主要需解決他們的合適的法律身份和制度性融資來源。“在目前的脫貧攻堅和2020年以後都急需這類機構發揮作用，他們自覺自願和真心實意地為窮人服務，與弱勢群體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不像商業金融與弱勢群體需求方是兩家人，總有個利益博弈的問題。”
國務院於2015年頒佈的《推進普惠金融發展規劃（2016〜2020年）》明確提出：“通過法律法規明確從事扶貧小額信貸業務的組織或機構的定位。”杜曉山認為，這類組織機構中表現比較好的現在在政策法規上就應宣傳、鼓勵並予以專門的規定和制度性穩定性支持。
農村金融的創新點主要是在風險管控、服務效率、產品貼切度上突破。農業是地域性很強的產業，每個國家的發展模式不盡相同，自然因素、人文環境都會對農村金融的發展帶來很大的影響，農業經營在不同國家存在較大的差異性（比如土地權益、糧食市場化流通機制等）。所以農村金融的操作方式和創新水平無法完全橫向對比優劣。從產品貼切度上看，農業發達國家的農村金融產品略優於我國。但是從長期看，中國的農村金融會像中國的互聯網一樣，由於活躍的群體大，需求旺盛，市場推著服務組織加快創新，實現超越。
和已近飽和的城市金融相比，農村金融的潛力和空間是不容小覷的。
農村金融是未來投資者必爭之地
“農村金融一定是投資者必爭之地。根據我們實際的土地流轉和土地資產評估工作來看，綜合每個農戶擁有的承包地、林權、宅基地，包括戶均集體建設用地等實際資源的價值，每戶至少有上百萬的資產，這些都是市場尚未發掘的巨大資金。我們常說中國有7億農民，隨著城鎮化進程，這個數字有所下降，但農村資產是不會下降的，按照人均10萬資產計算，這將是一個至少70萬億的市場。擁有這70萬億資產的農民中，有人願意通過交易的方式獲得財產性收入；也有人想通過授信、抵押貸款、融資的方式獲得生產生活發展資金。”據土流網創始人兼CEO伍勇瞭解，截至2017年，全國涉農貸款餘額30.95萬億元，同比增長9.64%，佔各項貸款的24.84%，實現持續增長。
在他看來，涉農貸款餘額的增長體現了“三農”領域對金融的巨大需求。但這僅僅是冰山一角，還有數萬億的宅基地、各類集體資源資產因為政策和法律尚未落地而處於沉睡狀態。當政策和法律體系完善後，加上我們對土地價值、農民住房、宅基地價值的評估形成數字化體系後，這些沉睡資產將爆發出驚人的金融力量。
除了未被挖掘的資源外，農民的金融意識也尚待開發。“現實是，很多農民依然會選擇存錢的方式管理自己的資金，這除了受傳統思想影響外，村鎮金融機構人均覆蓋率低也是一大問題。儘管到2017年，銀行業金融機構鄉鎮覆蓋率已達到95.99%，行政村基礎金融服務覆蓋率達96.44%。但是，金融機構的人均擁有量與城市是無法相提並論的，這些金融機構不僅是執行金融交易，也同樣有著金融科普、培養金融觀念的作用。”伍勇說。
沒有金融觀念，並不是沒有金融需求。“現在的農村，攢一輩子錢給兒子蓋房娶媳婦的情況比比皆是，中國每年有500萬套農村房屋在新建或重修，大部分是沒有通過貸款在修建的。農房貸款的普及會釋放這部分金融需求。有了金融觀念，農民又比城市居民擁有更穩定的可抵押資產——土地。”伍勇表示，以土地作為金融支撐，撬動農民的資源資產，這將是一個巨大的市場，前景可期。
對此，蘇寧金融研究院研究員趙一洋也對《經濟》記者表示，《指導意見》就為迷茫的互聯網金融指明瞭一個充滿機會和挑戰的新方向，留給互聯網金融創新的空間足夠大，互聯網金融機構易於找到錯位競爭優勢。“上山下鄉”對於處於轉折點的互聯網金融行業來說或許是一條康莊大道。
200萬億土地金融將誕生獨角獸
土地金融，會是未來真正可能誕生獨角獸的領域嗎？這個市場究竟有多大？
伍勇表示，本次《關於金融服務鄉村振興的指導意見》中提到要“配合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和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部署，加快推動確權登記頒證、價值評估、交易流轉、處置變現等配套機制建設”。隨著確權工作的完成，農村土地流轉將會成為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的強大動力。預計未來可進行土地流轉，並且實現資本化運作的規模將達到200萬億。
土地流轉是激活農村資源資產的起點，伍勇說，它的顯性機會主要體現在規模農業、創意休閒農業、農業地產、工商資本投資等多個層面：
一是規模農業。通過發展規模農業，極大降低農業經營成本，同時為農業產業化帶來了更好的支撐，通過現代化的生產工具進行規模勞作來改變我們的農業生產方式。
二是創意農業與休閒農業。農地入市後，將會迎來新一輪的城市人口遷移，隨著老人和小孩的數量激增，以休閒、創意為主的體驗式農業將獲熱捧。
三是農業地產。隨著城市人口激增，城市用地已接近飽和，相對來說，農村地產尚待開發。隨著規模經營的展開，會帶動農村經濟，並逐漸向現代農業轉型過渡。在這一過程中，勢必會產生職業農民、農業經營者、農業技術人員等群體的住宅需求，再加上休閒農業、旅遊農業的住宿需求，為農村地產提供了商機。
四是工商資本投資。農村改革將釋放大量土地資源，土地資源入市後，將為工商資本帶來致富機遇，同時也為農業企業、合作社、家庭農場提供優越的市場合作機會和前景。同時，土地確權、清產核資和農村法治建設也為合作社、家庭農場、農業企業等農業經營主體提供了更多保障。
伍勇表示，除了這些一直存在的機會，隨著國家對土地流轉制度的新探索不斷深入，三農領域出現了更多機會。由貴州省率先提出的“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的“三變”改革，提供了未來發展的方向性指導。“資源產業化、產業資產化、資產證券化”是推動“三變”改革的有效路徑。
互聯網金融服務“三農”的優勢
面對傳統金融機構的弊端，互聯網金融在克服高運營成本、高信貸風險以及市場機制扭曲這三大障礙時，有其獨特優勢。
趙一洋表示，其一是移動互聯網的迅猛發展，為大幅降低農村金融運營成本帶來希望。根據《第42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至2017年底，我國網民規模達到7.7億人。其中，農村網民超過２億人，網民普及率為36.2％，相比2005年的1931萬人增長了近10倍。農民使用移動支付、互聯網消費金融等互聯網金融工具的次數和規模也大大增加。手機正在取代銀行物理網點，成為農村金融新的基礎設施。
其二是金融科技的不斷引入，有望降低農村金融業務的風險水平，提高風控效率。人工智能、區塊鏈、雲計算、大數據以及物聯網等新興科技逐漸成為行業標配，新興科技將改變農村金融的整體面貌。
其三是市場化運作機制將改變農村金融的商業發展邏輯。傳統金融機構更多將農村金融業務作為政治任務來看待，因此創新動力有限，缺乏激勵機制。而互聯網金融機構則更多地將農村金融業務真正視作生意，因此在創新動力和激勵機制上具備優勢。
趙一洋告訴記者，從主體上看，目前在農村互聯網金融領域，主要有三類機構：一是以阿里、蘇寧易購為代表的電商群體，主要探索農村電商與農村金融的生態整合道路；二是以新希望、大北農為代表的農業產業龍頭，主要是結合自身的農業產業鏈資源優勢佈局農村金融業務；三是以宜信、翼龍貸為代表的P2P公司或者以農分期、什馬金融為代表的助貸機構。
從商業模式來看，目前農村互聯網金融可分為線下盡調模式、場景分期模式以及互聯網供應鏈金融模式。趙一洋對此分別做出了具體解析：
一是線下盡調模式。受制於客戶行為數據化程度不高、徵信設施不完善等因素，在農村互聯網金融產業鏈條中，包括前端獲客、信用評估、貸款用途追蹤及貸後催收等關鍵環節，對於傳統線下盡調操作方式仍然非常依賴。趙一洋表示，雖然這種模式看上去“笨重”，運營成本較高，但在實踐中顯示了不錯的風控效果。
二是場景分期模式。許多互聯網金融機構在上述線下盡調模式的基礎上，針對農戶生活消費及經營方面的借貸需求，開始探索場景分期模式。
三是互聯網供應鏈金融模式。“互聯網供應鏈金融模式主要依託農業龍頭企業或綜合電商平臺的資源整合能力，串聯起多個服務主體，對農村客戶進行綜合金融服務的創新模式。”據趙一洋觀察，互聯網供應鏈金融模式，通過互聯網技術將金融服務和供應鏈服務切入到農業產業鏈的各環節，從根本上改變了傳統農村金融機構只注重前期放貸而忽略後期管理和幫扶的被動局面。在這種模式中，核心企業在前期可以利用資金流、信息流以及物流等信息優勢，運用大數據和雲計算等技術來預測農產品的生產規模和市場價值，指導農戶的生產經營；中期可以利用自己的網絡平臺和客戶資源幫助農戶獲得農業生產所需的生產資料，在提高借貸資金使用效率的同時全程監督農戶的生產和銷售情況，有效降低信用風險；後期通過幫助農戶實現農產品變現及時收回貸款，實現多贏。
“隨著我國農業專業化和產業化步伐的加快，依託農業生產中的核心企業，為供應鏈金融服務將成為農村互聯網金融最主要的運作模式。”趙一洋表示。
“實體經濟的發展”離不開借力供應鏈金融。農分期創始人兼CEO周建表示，要全程把控供應鏈核心，縮短產前、產中及產後流通環節、提升生產流通的效率、實現信息、優質資源及利潤共享。借力供應鏈金融可以促進市場需求及補給的平衡：需求端在選擇方面處於更加有利的地位，供給端也能更加清晰地瞭解整個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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