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利大家一部臺劇。
目前豆瓣9.4分，我看了兩集後可以大膽地說，年度華語劇王也許就是它了：
《我們與惡的距離》
劇名聽起來挺日式，題材則很現實。
本劇有由公共電視臺與HBO Asia共同出品，公視近幾年致力於突破臺劇題材，推出了很多反映社會現實、同時又兼具人文關懷的作品，去年那部號稱“臺版黑鏡”《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就曾驚豔到很多不熟悉臺劇的內地觀眾。
新劇的配置，一看就是奔著金鐘獎去的。
編劇呂蒔媛，值得信賴。去年她憑藉《誰先愛上他的》提名了金馬的最佳原創劇本獎，水平之高不必多說。
女主角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賈靜雯。這也是她時隔15年後，再度主演臺劇，過硬的劇本是她接下這部劇的最大原因。
主演陣容還有金鐘影帝吳慷仁、溫升豪等人，絕對的大製作和豪華卡司。
《我們與惡的距離》的故事圍繞一起無差別殺人案展開，各方人物的登場牽扯出了幾個家庭的複雜糾葛和激烈的社會議題，這種多線敘事在臺劇裡比較少有，10集有限的劇情裡如何講好這個故事也很是考驗製作團隊。
僅從目前更新的兩集來看，沒有讓人失望，劇情緊湊，爆點很多，不少臺詞能刺痛進現實裡，值得一追。
■善還是惡，你能判定嗎？
兩年前，臺灣發生了一起“無差別殺人案”，導致九人死亡，二十一人受傷，影響惡劣。
兩年後，殺人犯李曉明被判了死刑，但他犯下的罪行仍舊在世間留有餘音與傷痕。
開片，是一個有味道的開場，李曉明的辯護律師被當眾潑糞。
社會大眾都無法理解他為什麼為一個十惡不赦的殺人犯辯護，家庭也不理解他的選擇，後期律師可能面臨失去家庭的危機。
“所以你的正義感，你的人權都用在這樣該死的人身上？”
包括飾演律師的本人吳慷仁也對這個角色心情複雜，“對我來講，最難的不是詮釋，而是理解”，這個角色也讓他再度審視自己支持死刑的立場。
律師在劇中有一句臺詞：
就算是該死的人，他們也該有跟任何人一樣的人權，到底什麼是好人，什麼是壞人？你有標準答案嗎？
當然這絕對不是一個“聖母”型角色，為了避免讓律師成為一個單純的正義角色，編劇給這個角色加了很多背景，有其自私和自我拯救的部分，人生岔路上的每一個分歧，使他最終走上了人權律師的道路。
對於律師來說，讓一個李曉明接受死刑絕對不是盡善盡美的結局，尋找“惡”之根源，做到預防和善後才是他的目的。
為了探究真相，他找到了報社，合作做一個隨機殺人案，以及李曉明案的專題。
而辯護律師找上門的媒體人劉昭國，就是無差別殺人案的受害者的父親。
他的兒子在兩年前的悲劇裡喪生。
律師選擇他，也是想搏一把他對真相的渴求。
這條線裡，人權律師與受害者家庭父親聯繫在一起。
而另一條線，則是更揪心的劇情。
■我們與惡，並不遙遠
賈靜雯飾演的宋喬安，是一家新聞臺的編輯主管，每天為了收視率跑在各種新聞的最前線。在失去兒子以後，她埋頭工作，借酒消愁，與女兒、丈夫的距離也漸行漸遠。
新聞臺來了一個工作能力很強，卻很少說話的年輕人李大芝，因為業務能力過硬被升職，安排在宋喬安手下工作。
但李大芝偶然得知，宋喬安是那起事故的受害者家屬，內心慟切。
因為她就是李曉明的妹妹，事故發生後，隱姓埋名，與家庭斷絕關係。
但談何容易，即使在成為李大芝之後，哥哥犯下的罪行還是如影隨形般跟著她，讓她無法抬頭做人。
知道宋喬安是受害者家屬，她立刻決定放棄事業，提交辭呈。
表面，她說怕宋喬安會失望，其實，她怕的是宋喬安知道真相後會憎惡、唾棄自己。
雖然從理智上來看，家屬和這起案件並無關係，但情感上很難不聯繫到一塊兒。
所以慘劇發生後，李曉明入獄，他的家人則被憤怒的民眾欺凌，過著如過街老鼠一般的生活。
家裡開的麵店天天被惡意塗鴉，扔雞蛋，打騷擾電話，基本的生活都沒法維持。
他們想要賣房子賠罪，也沒有人關心。
對於大眾來說，他們只需要做好加害者的身份，安靜地做好情緒垃圾桶就行了，洗白只會讓人厭惡。
以這個視角來看，李家何嘗不是受害者，而那些“憤怒”的、“正義”的民眾，在揮舞著正義旗幟的同時，又做了多少卑劣的事。
然而我們沒有追討、譴責，為別人的生存劃下禁止符號的權利，群體的言論自由，不該是面對個人的，那隻會是一場二次施暴。
正如導演林君陽在記者會上說的：
“拍這個故事的初衷，是想撕掉標籤。我們沒有定義誰是惡、誰是善，想認同誰，由觀眾自己決定。”■我們與惡，其實是人與人的距離
除了主線劇情，通過宋喬安所處的新聞臺，也折射出了不少富有爭議的情節。
比如精神病院的康復之家的落地，遭到了社區居民的抗議。
一邊是“他們只是生病了，給他們一個機會好嗎？”的權益捍衛，一邊是“那搬到你家旁邊當鄰居好不好？”的實際難題。
居民們接受採訪都說：“我們不是歧視，只是這嚴重影響了我們居民的權益，房價和地價都會跌。”
有時候我們為了自己的利益，勢必會傷害到別人的權益，讓他們的生存環境縮退。
真實，完全理解。
這就是我們聽到精神病的反應，下意識的“閃得老遠”，也許不直接，但這種閃避本身就是一種傷害，是某種小小的惡意，彙集在一起，足夠殺人。
這也是編劇呂蒔媛在劇本調查時的感觸，她瞭解到當一位精神病患者的家庭資源足夠、社會地位較高，通常專業會判定救得起來，反之則徒勞無功。
這種“閃避”的意識也是從社會信息中潛移默化出來的。
比如劇中發生了疑似精神病人傷人事件。
雖然沒有確切信息，但宋喬安很快就讓編輯們出一篇精神病患傷人事件的回顧，加強了新聞標題裡的扎人字眼，點擊率賺到了，恐慌也隨之產生。
這些每日可見、鋪天蓋地的信息都加劇了我們之間的誤解和冷漠。
我們被媒體定義，不需要思考太多，很容易去批評別人。
這種不費力、慣性的批評就像一把伸出去的小刀，一旦位置顛倒，就會刺到自己的身體裡，在人類社會里，我們的關係隨時都在顛倒。
傷人者被傷，被人者傷人，沒有人總是佔據著道德的制高點。
正義與邪惡有時候被書寫成了白紙黑字，可以被量刑。
但在生活中，當事件切實發生在人群與個體之中，就不是那麼簡單能被分離的東西。
就像新聞播出李曉明被槍決的新聞時，李大芝對宋喬安絕望的吶喊：“你們（媒體）殺的人，不會比我哥少。”
雖然劇情才開始，但可以思考、引起反思的點實在太多，應該怎麼解讀我們與惡的距離，首先，這是人與人的距離。
悲哀的是，這幾乎是無法改變、根深蒂固的思維，不過還好這是電視劇，或許能看到一點亮光。
編劇別有用心地鋪設了兩條故事線，一是已經犯下的罪行，李曉明和這起案件帶來的各種影響，二是正在發生的悲劇，患思覺失調症的男孩，他正在陷入如泥沼的人生。
業已發生的悲劇裡，我們是懷著對死者的記憶，以此為藉口傷害自己，沉溺於痛苦和指責？還是為了他們去尋求真相和理解，去面對這些罪惡？
而那些正在滋生的罪惡，如果我們多一點理解和溝通，是否能阻止悲劇再次發生呢？
文章來源丨電影爬蟲（ID：film5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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