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8日上午十點，駐華北日軍本部。
這裡的所有人都在緊張地忙碌著，就在一分鐘前，他們剛剛接到一道神秘的軍令，
這道軍令來自千里之外，正是這道軍令沒有獲得執行，日後深刻地影響了中日乃至亞洲未來一百年的局勢。
那麼，這到底是一道什麼樣的軍令呢？
令華北日軍詫異的是，這竟然是一道禁止日軍冒進的命令，內容是：“不可擴大作戰範圍，慎重行使兵力”。
然而，日軍這架戰爭機器已經不可遏止地啟動了。
華北的日軍從上到下，均因這道命令陷入了憤怒，而更憤怒的，正是制定這道命令的作戰部作戰課。
六年前，參謀本部曾經發布過相同的一道“不擴大”命令。在那時，人數僅有一萬多人的關東軍，近乎瘋狂地向僅關外就有三十餘萬的東北軍發起了進攻。擔心關東軍被徹底消滅的參謀本部，和擔心遭到國際制裁的外務省，共同發出了“不擴大”的命令。
參謀本部還曾派作戰部長建川美次去瀋陽，阻止這場還不成熟的侵略行動。但就在他到達的9月18日當晚起，一個曾豪言用木刀就能對付張學良的三十萬大軍的關東軍中佐，指揮關東軍在不到半年的時間裡，用數百人的損失，奪取了足足有日本三倍大的中國東北。
侵略行動的意外成功，讓日本當局喜出望外，這個叫做石原莞爾的中佐也連升三級，做到了陸軍少將、參謀本部作戰部長。
現在，正是這個曾經讓“不擴大”命令成為一張廢紙的人，要求作戰課發出了又一次的“不擴大”命令。
作戰部作戰課長武藤章不無諷刺地對石原莞爾說：“閣下，我們也想和您一樣連升三級啊！”這時候的武藤章還不會想到，自己在接下來的戰爭期間連升三級後，將最終作為甲級戰犯被送上絞刑架，而自己諷刺的石原莞爾，將逃脫戰犯審判。
當時的武藤章所想到的，是眼前的這場侵略戰爭，對自己而言是千載難逢的一個機會。得知盧溝橋事變的消息後，武藤章在給軍事課長田中新一打去的電話中興奮地表示：“田中，這下子可好了，來，一起好好幹一把！”
要“好好幹一把”，要“連升三級”，對這個時代的日本軍人有著非同尋常的吸引力。號稱世界五大國之一的軍國主義國家日本，建設了世界前列、亞洲第一的陸軍和艦隊，卻沒能讓包括士兵在內的大部分人民擺脫貧窮。
在日本軍隊中，一個軍官只有在退役前升至年薪在四千日元左右的大佐軍銜，才能保證能有一個還算體面的晚年生活。而構成日本軍隊多數的普通二等兵，每月只能拿到6日元，僅相當於三十多斤大米的價格。對軍官們來說，如果沒有過硬的背景，要迅速升職，只有依靠戰爭中的戰功。對沒有上過陸軍士官學校乃至陸軍大學的普通士兵來說，根據日軍的通行規則，不可能晉升為大佐等高級軍銜，只有在侵略戰爭中，才可能會得到意外之財，改善甚至改變自己家庭緊迫的經濟狀況。
就在七七事變一年半之前的1936年2月26日，一群駐守在東京的青年軍官，率領著一千五百多貧窮的普通士兵，冒雪襲擊了包括首相官邸之內的日本各個政治中樞，包圍了日本皇宮。在發起行動前的動員演說中，叛軍的領導者講到：“在中國東北拼死作戰的士兵，他們的姐妹要靠賣身來換飯吃，種出米的老農，自己卻吃不到！百姓們沒有工作，他們忍飢挨餓，疲憊不堪！”
叛亂以叛軍最終向鎮壓軍投降宣告結束，除首相岡田啟介大將由其妹夫替死而逃過暗殺外，內大臣齋藤實大將、教育總監渡邊錠太郎大將、財政大臣高橋是清子爵被殺，天皇侍從長鈴木貫太郎大將重傷。
這場發生在東京政治中樞的叫做“二二六兵變”的叛亂，讓日本的政治中心的幾乎所有人都感受到了巨大的衝擊。在日俄戰爭中為日本在海外籌款的第一功臣——財政大臣高橋是清，因為反對增加軍費預算，而被捲入兵變慘死之後，再沒人敢拒絕軍隊的要求。新首相廣田弘毅將“加強國防”當做了提出的“七大國策”的第一條，並改變日本與英美協調的外交政策，應日本陸軍的要求，同法西斯德國簽訂了《反共產國際協定》，與軍部亦步亦趨的他，最終跟著其他六位軍人戰犯，走上了甲級戰犯的絞刑架。
被叛軍包圍在皇宮裡的昭和天皇，卻看到軍方按兵不動，情急之際，只能威脅親自登上坦克，御駕親征鎮壓叛軍，才換來了鎮壓軍隊的行動。這支將天皇奉若神明的軍隊，究竟對天皇有著多少忠心，會否將叛亂的矛頭衝向自己，成了這個年輕天皇的心病和日後推脫放縱侵略戰爭責任的理由。
與叛軍相隔僅幾百米的地方，日軍高層在一所軍人會館裡，指揮鎮壓了叛軍。雖然日軍高層之後完全掌握了這個國家的方向，卻避免不了為叛軍“討奸”的口號和槍聲心驚膽戰。因為軍國主義的武器一旦上膛，就一定要射出子彈，不是射向自己，就要射向別人。很多二二六兵變的經歷者，最終都成了侵華戰爭中堅決的主戰派。
在盧溝橋事變之際，最有力的主張對華全面進攻者、當時的日本陸軍大臣，正是在二二六兵變時擔任參謀本部參謀次長、負責調兵鎮壓叛軍的杉山元。但為什麼曾經在二二六兵變中被叛軍用槍指著胸口的石原莞爾，卻不惜得罪渴望發財的士兵、得罪渴望用中國做升官墊腳石的軍官們，落得日軍上下一身罵名，也要發佈這道“不擴大”命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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