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期間，日軍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所以當二戰全面勝利後，也是盟軍和日軍算總賬的時候了，那些昔日罪大惡極的日軍將領，大多成為了甲級或乙級戰犯，然後根據他們在戰爭期間所犯下的罪行，或處以死刑，或判處一定的刑罰。
在常人的眼裡，成為戰犯並不是什麼光彩的事情，而且還要為此付出生命的代價，更是得不償失。所以很多日軍將領在得知自己成為了戰犯後，一副臉紅脖子粗的模樣，他們害怕面對千夫所指的局面，也害怕死亡，這個時候都知道後悔了，恨不得穿越回去，將自己的罪證徹底抹去。
不過在侵華日軍將領中，卻有一個人是例外的存在，此人名叫石原莞爾，當得知自己不是日本戰犯時，竟然生氣地將桌子拍的山響，不停地說：“為什麼我不是戰犯？我也是侵華元兇之一，連東條英機那個‘上等兵’都是戰犯了，我憑什麼不是？我要上訴。”
聽到石原莞爾的這句話，是不是感到特別驚訝？這種囂張和目中無人，簡直是活膩歪了，可是石原莞爾卻一點也不在乎，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模樣。那麼石原莞爾為何對一個戰犯的身份如此耿耿於懷呢？這還要從他和東條英機的關係說起。
在當年的日軍將領中，石原莞爾絕對是一個“骨幹分子”。對於中國，石原自己自認為有很深的研究，在他看來，中國地大物博，幅員遼闊，歷史上曾出現過好幾次亡國滅種的危機，但每一次都能化險為夷，繼續傳承中華文明的薪火而不絕。所以對於這樣一個歷史悠久、具有民族堅強韌性的國家來說，短時間內是很難征服的，最好的辦法是“徐徐圖之”，一步一個腳印，穩紮穩打，最終實現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石原的這番高論，在當時的日本國內，並沒有多大的市場，因為很多日軍將領都抱著急於求成的心理，他們沒有耐心等候。尤其是石原的死對頭東條英機，更是對石原的這一建議嗤之以鼻，認為對方是在胡說八道。
在侵華理念上，石原和東條英機產生了截然相反的看法，也使得兩人的關係很緊張。不過論職位，東條英機的地位要高於石原，因為他曾經當過日本的首相，並且借用職權的關係，公報私仇，將石原莞爾開除軍籍，列入了預備役。
東條英機的做法差點將石原氣瘋，因此在公眾場合，石原藐視地稱呼東條英機為“上等兵”。因為在石原眼裡，東條英機的水平最多適合帶領一個班或排的兵力，再多了他就沒有這個能力了。
兩人誰也看不慣誰，以至於當二戰勝利後，石原聽說東條是戰犯，可是他不是，不由氣的睡不著覺。盟軍的審判法官想當然地認為石原既然和東條是死對頭，還抱希望石原能夠站出來指控東條所犯下的罪行，但石原不屑一顧，就咬著自己不是戰犯這一條不放。
其實當時石原已經是強弩之末了，身患癌症的他，自知時日無多，所以才敢這麼囂張。同時他爭一個“戰犯的名分”，還是日軍好戰本性的一種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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