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底，日本內閣正召開會議，準備決定侵華戰爭的大政方針。主持會議的是一個身高一米八、被當時日本人稱為“美男子”的中年人。他就是12歲便繼承了公爵爵位，年僅四十五歲就當上了首相的近衛文麿。近衛文麿的父系血統可以追溯到日本第107代後陽成天皇，母系血統可以追溯到德川幕府第11代將軍德川家齊。但這個身份尊貴的首相，卻不是今天內閣會議的主角。
據近衛文麿回憶，距盧溝橋事變爆發已近一月，軍方卻一直沒有告訴自己，這次在中國，究竟要投入多少兵力，打到哪裡為止？在這場會議上，拓務大臣大谷尊由終於鼓起勇氣，提出“我軍準備進軍到達何處？”陸軍大臣杉山元聽後，一言不發，而海軍大臣米內光政回答說“應該到保定、永定河一線。”這時杉山元突然怒吼：“這樣的事適合在這種地方說嗎？”
杉山元的怒吼讓會場一片寂靜。在走著軍國主義道路的日本，實際統治 國家的是實行法西斯專政的軍部，首相要受到軍部的指使和操縱。自226兵變以來一年多時間裡，日本先後換了三個首相，性格懦弱的近衛文麿被推上首相寶座，得到了軍部的支持。近衛文麿讓軍部關注的，除了他身上貴族的血脈，恐怕還有由其父親近衛篤麿創立、正在由近衛文麿領導的東亞同文會，這個多年來培養了日本絕大多數“中國通”的組織。
但讓此時的近衛文麿疑惑的是，在日本軍部上下正狂熱地投入侵華戰爭的同時，軍部裡的重要人物、侵略中國的急先鋒石原莞爾，卻在之前的7月18日，向自己提出了這樣的要求：“從速利用在中國的關係，聯繫蔣介石，準備由首相親赴南京與蔣談判。”
同樣想不通的還有石原莞爾手下作戰課的課員們，日本陸軍在盧溝橋發起挑釁後，石原莞爾不但發佈了要求謹慎行事的命令，還表示：我們的海軍一定也會在上海挑事，我可不會為他們派兵，就算說要保護僑民，派一兩個師團，就夠了。
對於期盼已久的日軍而言，盧溝橋事變難道不是全面侵略中國的一次大好機會嗎？九一八事變的主謀在這時為何沉寂了？
8月，日本海軍在上海挑起事端，淞滬會戰爆發，在石原莞爾的堅持反對下，首批增援上海的日軍只有兩個師團。不僅如此，石原莞爾對在上海的進攻計劃並不熱心，還往往表現出一種宗教式的淡然和神秘。
武藤章，日軍作戰課課長，侵華的狂熱支持者，有一天，他正帶領著課員們制定在上海的作戰計劃，石原莞爾突然進來，略做沉思後，向桌上擺著的上海的五萬分之一地圖伸出手指，在地圖上緩緩移動，過了一會兒，石原的手指毫無徵兆地停了下來，若有所思地說：“進攻將於此處受阻”，然後不做任何解釋，又轉身出去。武藤章便向其他人說“看吧，他有病”。
這個被日本人稱為“昭和陸軍天才”的石原莞爾，此時的決策當然不是簡單的率性而為。對於他反對擴大戰爭規模的理由，他在日本軍部到處遊說表示：中國，已經不是我當年面對的軍閥混戰的中國，中國已經團結起來，由國民黨和共產黨結成了民族統一戰線。在這個時候進攻中國，日本一定會陷入持久戰的泥潭。就像自己崇拜的拿破崙，因為侵略西班牙而陷入持久戰、游擊戰，最終導致其失敗一樣，日本也終將因為侵略中國而無法自拔。
石原莞爾的這個說法，被軍部的其他人嗤之以鼻，軍部多數人認為，中國是弱國，只要給中國決定性地一擊，或者僅僅嚇一嚇中國，中國就會屈服，不會進入持久戰。陸軍大臣杉山元，更在昭和天皇面前表示：“拿下支那，兩個月足矣。”
而曾經在德國留學、深知一戰中德國兩線作戰之艱難的石原莞爾，提出的第二個理由是：日本沒有同時對華對蘇兩線作戰的能力。
蘇聯——這個北方的巨人，一直是日本陸軍最大的假想敵。根據日本陸軍的估算，要同蘇聯決戰，至少需要九十個師團、上百萬的兵力，但此時的關東軍，卻只有二十萬人。
一個聰明的武士，絕不會把自己的後背讓給敵手，何況這個敵手遠強於自己。斯大林會不會同中國聯手，來報三十多年前日俄戰爭、二十年前日軍出兵西伯利亞的一箭之仇？這個疑問縈繞在每個日本軍人的心頭。尤其是石原莞爾，如果蘇聯從背後向日軍發起進攻，將兵力投入中國戰場的日軍肯定無法招架，而將最早化為泡影的，正是石原莞爾一手扶植的偽滿洲國。
正在此時，中國卻主動向日本提供了這個疑問的答案。8月20日，淞滬會戰激戰正酣之際，中蘇兩國在南京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8月底，中國駐日大使許世英為此會見了日本外相廣田弘毅，許世英強調，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完全沒有改變中蘇關係現狀，決不針對日本，也決不包含軍事密約，中國非常願意和日本也簽訂同樣的條約。
許世英還表示，日本大使不在南京，沒有辦法收到通知，於是外交部要求自己一定要把這一點告知日本。
國民政府在全力尋求國際支持，讓日本注意到自己背後的威脅，對侵華有所顧忌的時候，卻向日本故意做出了這樣的表態。那麼，日本當局聽了許世英代表中國的這一番解釋說明，是否會真的對蘇聯放心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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