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女勵志記：從鹹水妹到上海灘富婆的逆襲人生
01
1931年6月19日，上海灘最大的私家花園愛儷園園主哈同，於當日下午五點零五分去世。
自1873年來到上海後，哈同這個白手起家的英國籍猶太人創造了上海灘的神話與傳奇：他從沙遜洋行的門房做起，直到做成上海灘的一號首富，告別人世這天，他留給這個世界是的財產是：460畝土地，1300幢房子，以及一億七千兩百萬銀元。
哈同之所以能創造這樣的神話，同一個女人有關，這個女人就是哈同夫人羅迦陵。
1851年，哈同出生於巴格達。他幼年生活很苦，靠拾破爛、揀煤塊為生。
1872年，哈同隻身從印度東來香港，第二年轉到冒險家樂園上海來闖世界。
到上海的時候，哈同身上只有6塊銀元。他先在上海灘混了幾年，覺得不是長久之計，就在沙遜洋行找到了第一份工作：門衛兼清潔工。
沙遜洋行由英籍猶太人大衛·沙遜1832年創辦於印度孟買。大衛·沙遜的長子阿拉伯特·沙遜繼承父親的實業，產業多置於印度；次子伊利亞斯·沙遜自立門戶，1872 年在孟買開設了新沙遜洋行。1877 年，又轉到上海開設新沙遜洋行。
1886年哈同迎娶羅迦陵。
02
羅迦陵，原名儷蕤，號迦陵。羅迦陵自稱是中法混血兒，她父親是法國僑民路易·羅詩。母親沈氏，原籍福州閩縣。1864年羅迦陵出生在上海縣城內九畝地。不久父親回法國，六七歲時母親也去世，從此流落社會。
羅迦陵為生活所迫，她曾經做過外僑女傭，一些資料上說她還在虹口做過專門接待外國水手的“鹹水妹”。
做女傭期間羅迦陵竟然學會了英語與法語，當羅迦陵在虹口四卡子與哈同相遇時，哈同
相信她有“旺夫運”，正是幫助他事業發達的理想配偶。
1886年9月24日，哈同和羅迦陵在閘北青雲裡用猶太教儀式舉行了婚禮。自從與羅迦陵結婚後，哈同的事業就開始蒸蒸日上。
結婚的第二年，哈同就擔任了上海法租界公董局的董事，1898年又改任更重要的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董事。1901年，哈同脫離新沙遜洋行，自己獨立創辦哈同洋行，專營房地產業。
真正給哈同的事業帶來巨大轉機的是中法戰爭。1884年，中法戰爭爆發，中國軍隊在老將馮子材的率領下，接連挫敗法國侵略軍的攻勢。這些勝利讓中國人民歡欣鼓舞，上海的洋人卻坐不住了，他們認為，中國打敗法國後自然就會清理他們，於是紛紛逃離上海，上海的房價因此暴跌。
哈同也想去香港躲避一下，而他的新婚妻子羅迦陵卻認為這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並把自己的首飾賣掉，勸說丈夫傾其所有用於購買房屋土地。
這是一場可能傾家蕩產的賭博，哈同賭贏了。清政府在軍事上節節勝利的情況下“不敗而敗”，洋人們又紛紛回到上海，“十里洋行”恢復了繁榮。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上海租界內的商業中心還位於南部靠近舊城的廣東路和福州路，南京路當時還很冷清。1899年公共租界向西、北、東三面大規模拓展，南京路這一帶成為全上海新的商業中心。
1908年，上海第一條有軌電車線路走向也正是沿著南京路，那裡成為上海交通最方便的地方，很快店鋪雲集，成為上海商業最繁華的黃金地段，在數年間地價上漲千倍以上。
哈同購買的房產，恰恰是南京路一帶。哈同成為猶太“炒房團”中最耀眼的一顆明星，並被人稱為“遠東首富”，聲望超過了老東家沙遜。
南京路和福建路口有一座廟，羅迦陵經常到那裡燒香，聽信該廟住持的勸說，出資60萬兩，用名貴的鐵藜木鋪設南京路的路面，使這條馬路成為上海最為平整的道路。
（正鋪鐵藜木）
哈同鋪路的時候，先把鐵藜木截成二寸見方的塊子，浸了瀝青，然後細細碼成馬路，再噴上一層柏油。這段路用了幾百萬塊鐵藜木，一塊估價六七角，可買白米三四鬥，在當時可以吃上一頓像樣的大餐。
哈同宣傳說鐵藜木結實，還有彈性，踩上去舒服，下了雨水一下子就吸乾了。消息傳到外地，人們添油加醋，鐵藜木變成了紅木，從此南京路上房產的價格飛也似的往上漲。
一首民謠這樣稱讚他：“哈同哈同，與眾不同。看守門戶，省吃儉用；攢錢鋪路，造福大眾。築路，築路，財源亨通。”
到哈同去世前，南京路地產的44%都屬於哈同所有，永安公司、新新公司、慈淑大樓的地皮都是哈同的產業，兩側凡是“慈”字頭的房產，如慈裕裡、慈慶裡、慈順裡、慈豐裡、慈永裡等，也都是哈同的產業。
（鋪好的南京路）
03
僅僅十多年時間，哈同暴富成為上海灘的一個大亨。
羅迦陵對哈同提出了一個要求，那就是在湧泉浜羅家村這帶購上一塊土地，造一個花園。哈同毫不猶豫地便答應了下來，購地300畝。
整個花園，1903年開工，1910年收工，歷時八年。完工那日，上海灘是真正的大轟動。
市民口中將這個花園叫作哈同花園，而其實，哈同取名卻是“愛儷園”。“愛”字，乃取哈同全稱歐司·愛·哈同中的那個“愛”，而“儷”字，則取羅迦陵原名儷蕤中的那個“儷”。
（愛儷園）
愛儷園開啟後，為維持園內生活，哈同、羅迦陵僱用了大批園丁，還招來成衣匠、理髮師、司機、廚師、傭人、丫頭、太監、和尚、尼姑等不下200多人。
在愛儷園中，哈同與羅迦陵相繼創辦了兩所大學，一所是華嚴大學，另一所是倉聖明智大學。
前者是羅迦陵聽從康有為的建議，於1913年在愛儷園中創辦。主講者為月霞法師，聽講者60人，需讀預科三年、正科三年後方可畢業。這本是中國近代佛教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然而做為華嚴大學的創辦人，羅迦陵目空一切地要全體學僧在每月的朔望之際對她頂禮問安。這個要求惹惱了月霞法師，也讓全體學僧無法接受。月霞法師率領全體師生離開愛儷園前往杭州海潮寺，弄了個不歡而散的結局。
倉聖明智大學是一所全日制學校，學制則從小學一直到大學。凡進入學校者，舉凡膳食、住宿、學雜費等全由園內提供，講授的課程則側重於中國古代文字、古代藝術、古代文化以及歷朝歷代的典章制度。倉聖明智大學聘請的授課老師為王國維等飽學之士。王國維在愛儷園專心於甲骨文研究，寫出了有關甲骨文的一系列文章，如《殷周制度論》、《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
（孫中山和哈同）
愛儷園也是當時上海社會名流和政界要人經常聚會的地方。辛亥革命後孫中山先生從海外返國曾在愛儷園小住，之後到南京就職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章太炎與湯國黎的婚禮，也在園中著名的天演界舉行；而護國運動的功臣蔡鍔將軍，在東渡日本就醫之前曾在園中養病。不少青年才俊、名媛淑女也受過園內資助。比如國畫大師徐悲鴻年輕時剛到上海，也曾經在這裡工作和生活過。
1931年，哈同在愛儷園裡離開了這個世界。十年之後，羅迦陵也在愛儷園仙逝。
到新中國誕生前夜，盛極一時的花園，早已是落花流水春去也的模樣。1949年以後，新政府徵用了愛儷園，在舊址上建造了中蘇友好大廈（今上海展覽中心）。
04
1909年，羅迦陵應邀前往北京，被隆裕太后的母親認為義女，於是羅迦陵與隆裕太后成了乾姐妹。後來，宣統皇帝的弟媳又認哈同為義父。民國初年，哈同夫婦又去北京給乾孃拜壽，受到清宮款待，封羅迦陵為正一品夫人，又賜給60名太監回上海使喚。
哈同夫婦沒有自己的親生子女，他們收養了20名中外孤兒，全都住在愛儷園中。
哈同領養的11名外國孤兒為養子女，均從父姓；羅迦陵則領養了9名中國孤兒為內侄子女，均從母姓羅。
20世紀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期，有一個舉國皆知的世界乒乓球冠軍莊則棟，其父娶的第一任太太就是羅迦陵的養女。羅迦陵認定莊父這個當時還是鄉巴佬的男人是一個有福之人，其子將有狀元命。果不其然，莊則棟多次獲得世界冠軍。
（當年的迦陵大廈）
1931年6月19日，哈同在愛儷園病故。英國駐華租界法庭鑑證了哈同生前所立的遺囑，決定全部遺產歸其妻羅迦陵繼承；又根據英國法律向遺產繼承人羅迦陵徵收了稅金達1800萬銀元的遺產稅。
哈同病故後，羅迦陵終日臥床，不理家事，全部業務都交給大管家姬覺彌打理。1941年10月3日，羅迦陵去世，死後葬於愛儷園。
羅迦陵的死，給她診治過病的名醫陳存仁說：“有一次杭州尼姑送到一盒青泥糰子，哈同夫人因牙齒脫落，怕痛不肯裝鑲，連吞四個，當夜發高燒。有人請了一位奧國的江湖醫生，說她是嚴肺病，一針下去，次日即一命嗚呼。”
羅迦陵死後，因哈同夫婦二人留下的2份遺囑有很大出入，引發曠日持久的哈同遺產案，成為民國時期著名的大案之一。
05
哈同在留下鉅額遺產的同時，也留下了遺產糾紛。
哈同的遺囑規定遺產由羅迦陵繼承，羅迦陵死後養子女、內侄子女每人10萬元，剩餘部分喬治得70%，羅弼得30%。
哈同死後不久，有2名自稱哈同近親的伊拉克人要求分遺產，被法院駁回。
1937年9月30日，羅迦陵又簽了一份遺囑，為了與以前的哈同遺囑相區別，這份遺囑被稱為“第二遺囑”。遺囑內容擬定得極為詳盡，除向社會、宗教界及政府捐贈外，中外養子女、洋行職員和花園老職工、羅迦陵親信的僕人、隨從都分到了相應的款項，她的管家姬覺彌一人獨得了400萬元的龐大產業。
（據說這是姬覺彌）
姬覺彌本名潘小孬，清光緒十一年（1885年）出生於江蘇省徐州府睢寧縣高作鎮潘家莊的貧苦農家。
潘小孬幼時在家鄉私塾讀過幾年書。後前往上海謀生，考取猶太地產商哈同洋行的收租員（有資料說他年輕時在家鄉當過和尚，後還俗）。
潘小孬勤奮、機敏、相貌英俊，得到哈同夫婦的賞識，成為愛儷園總管，併為他改名姬覺彌。
至於姬覺彌為何深得羅迦陵信任，得到大筆遺產。名醫陳存仁在《我的醫務生涯》一書中說，“哈同為一不能人道的男性，所以姬覺彌有隙可乘，得以登堂入室，哈同也眼開眼閉，視若無睹。”
（哈同夫婦和養子女）
哈同能不能人道不得而知，姬覺彌是羅迦陵的“入幕之賓”，則是大多資料所公認的。姬覺彌與羅迦陵相識後被認為“羅門”弟子，平時則姊弟相稱。
姬覺彌雖是一個商人，但頗想附弄風雅，以文飾他的鄙陋，他供養著一大批遺老。還當了愛儷園中的倉聖明智大學校長。
羅迦陵晚年失明，總管姬覺彌掌握經濟。羅迦陵死後，那些養子養女們將姬覺彌驅逐出園，姬覺彌去了香港，晚年寄宿在廟裡，直到1964年才默默無聞的死去。解放後能夠記住他的，只有早年他曾經資助留學的徐悲鴻先生。
哈同遺囑與羅迦陵遺囑最大的區別是對待中外養子女的態度不同，羅氏遺囑中各位養子女分配的遺產數額基本一樣，而哈同遺囑中格外照料的外籍長子大衛·喬治·哈同由於劣跡斑斑受到羅迦陵的嚴厲懲戒，不僅被剝奪了養子的資格，就連分給他的14萬元遺產也必須在其惡行改善後才能撥付，否則不享有繼承權。6名中國養子中除去早逝的長子羅友良，剩下的羅友蘭、羅友山、羅友啟、羅友仁和羅友翔均擔任了新成立的羅氏慈善事業基金委員會理事，而外籍養子女則無人加入。
由於“第二遺囑”是羅迦陵死後由其中國養子羅友啟發現的，所以外籍子女認為是假冒的贗品，不予承認；中方養子女則認為遺囑有羅迦陵的親筆簽名，是真實有效的。
圍繞著“第二遺囑”的真偽，中外養子女之間又展開了訴訟，經過兩次庭審以後，法庭並未作出裁決。正在這時，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開進公共租界，並控制了法租界，哈同花園隨即被日軍接管，這場官司最終不了了之。
抗戰勝利後，在上海名人杜月笙、國民黨要員吳國楨、潘公展的調解和斡旋下，哈同家族終於在1946年達成了協議，承認哈同遺囑合法有效，承認第二遺囑中捐贈政府的部分有效，大衛·喬治·哈同和羅弼·維多·哈同分給中國養子女們比上一次更多的財產作為補償。
上海地方法院根據這一和解契約審理結案，平息了長達16年的遺產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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