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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寇从哪里来？又将往哪里去？
熟悉明朝历史的朋友，一定知道洪武年间的胡惟庸案，而了解胡惟庸案的朋友，则一定知道胡惟庸通倭造反的事。尽管后世史学家对胡惟庸勾结倭人之事另有看法，但这并不影响另外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即：一代权相胡惟庸与倭人的关系成为了政敌打击他的有效手段，这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明政府高层对倭人在华活动始的高度重视和极度不信任。
倭人，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日本人。在明朝洪武年间（朱元璋在位年号），日本国内政局发生剧烈的动荡。以足利义满为首的室町幕府基本完成了国内的统一，结束了南北朝长期对峙的局面，以大名为主体的庄园主政治体系受到沉重打击，大量寄生于庄园主经济的武士阶层失去生活来源，开始从事多种不法经营，对日本当时的社会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其中一部分武士受海上走私团体的雇佣，从事海盗活动，他们以打劫海上商贸路线上的过往船舶来获取巨额利润，当积累起一定财富后，走私团体又再次招募更多的流浪武士来扩充自己的力量，最终形成了有组织力和战斗力类似于军队性质的海上武装，开始不断向周边国家的沿海陆地区域进行抢掠，这就是我们历史上所说的倭寇。
倭寇侵扰明朝内陆的范围
倭寇的形成内因，主要在于当时日本政府内部政局动荡，社会及其不稳定，以大名政治为主体的日本社会，始终存在着地方和中央之间的多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即使是在足利义满家族统一全日本后，也始终无法彻底根除大名这种庄园主政治制度，而庄园主制度的存在，就类似于中国春秋时代的诸侯国制度，随着周王室权威的下降，诸侯国之间征战不休，杀伐不止，许多小国因此灭亡。而日本当时的天皇权威也如中国春秋时代的周王室一般，日本各地的大名之间失去了天皇权威的制约，彼此攻伐不止，随着部分大名被消灭，他们豢养的武士成为了浪人，在这样的局势下，越来越多的武士成为了海盗，使得倭寇的力量也越来越壮大。
足利义满的木像
从外因上看，随着明朝对日本的贸易限制越来越严格，日本国内的经济环境也越来越恶劣，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明朝对日本实行了经济制裁。从宋代开始，日本就大量进口中国铸造的钱币来作为本国流通使用的货币，但在明朝，由于明政府限制出口官铸钱币到日本，顿时造成了日本国内的通货紧缩，在对外贸易上，西太平洋地区各国都与中国达成了贸易协定，也类似于今天WTO一类的贸易组织，这些国家在经济利益上要仰赖明政府，因此在对日本的贸易上始终存有顾虑，无法与其展开大规模的贸易活动，从而使得日本国内各种民生物资极为匮乏，通货膨胀十分严重，在紧缩与通胀两重压力下，走入困境的日本人只能铤而走险，采用走私或者海盗活动来维持自己的生存。
明代人绘制的地图
综上所述，困扰明朝的倭患其实并不能把所有责任推到当时的日本身上，一方面固然是日本社会内部过于混乱，但明政府对日本的经济制裁同样是诱发倭患的重要原因。而这一切，都在永乐皇帝和足利义满的共同努力下发生了改变，永乐元年（1403）年，日本国王派使者300人向明政府上表称臣，从此两国进入了一段美好又短暂的蜜月期。
足利义满低下了高昂的头
历史上那个关于古代中国和日本关系最有名的段子里说，当隋炀帝接到日本天皇的来信，打开信看到开头第一句话的时候脸就绿了，日本天皇以“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作为整个信件的第一句话，着实有点挑衅意味。我们暂且不论这个段子是真是假，但从之后日本的表现上来看，确实也是桀骜不驯，没有把日没处的中原王朝多当一回事。但是明朝建国后，朱元璋为了重新制定西太平洋国家之间的政治秩序和外交关系，大力推动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伦理外交，即明朝作为一个家族族长，论辈分和远近来安排诸国的地位和礼节待遇。但显然，日本在此之前就一直没有认可中国的这种地位。这与元朝东征日本也有着一定关系，毕竟在日本人眼中，元朝和明朝没有多少区别，就像俗话说的那样，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谁呆在庙里就找谁。元朝的锅，明朝背。在当时日本人眼里也觉得挺合理。
南北朝时期的日本局势图，红色为北朝势力
日本在足利义满统一之前，由于国内局势动荡，处于一个四分五裂群雄混战的时期，内部政策无法统一且也得不到长期执行的保障，每个大名对中原王朝的政策都有所不同，有的愿意称臣，有的喜欢叫板，有的用高规格待遇招呼明朝使节，有的看到明朝派遣的使节就是一顿祸害。这也就是我在文章一开头所说的，明政府对倭人在华活动十分敏感和不信任的主要原因。
室町幕府上台后，足利义满成为了日本的实际统治者，众多大名慑于足利义满的军事实力而不得不俯首称臣。而足利义满为了保持自己的军事优势和维持自己在日本的统治，必然要重新建立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为此，独揽大权的足利义满决定放弃日本一贯桀骜不驯的做法，接受明朝政府的册封，在明朝划定的儒家伦理体系里与中国展开外交活动。用咱们现在的粗话说，就是认怂了。尽管这样的屈尊让室町幕府受到了国内许多势力的批评，也为他后来的政治危机埋下了隐患，但在当时，却实打实的得到了不少好处。
双赢的外交关系，足利义满赢了，明朝也赢了，倭寇输了
日本学者田中健夫在《东亚国际关系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一文中评价道：日本对华朝贡曾是足利义满鼎盛时期的主要经济来源。《明代倭变端委考》中曾有这样的数据统计：明朝景泰时期的1453年，日本朝贡附载物在日本国内的总价值约为2000贯，而明朝给价约30000贯，获利高达15倍。足利义满时期（1404~1410），日本以各种名目向明朝进行朝贡的船数达到了38艘，而永乐时期明政府对日本出手的阔绰程度远在景泰时期之上，室町幕府为此大方一笔横财，足利义满以能伸能屈的政治家手腕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回报，这种做法的确有值得称道的地方。
室町幕府期间的朝贡次数
俗话说得好，得人钱财与人消灾，足利义满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回报，自然也兑现了他对明政府许下的承诺，开始大力镇压浪人武士集团，控制打压海盗活动。整个西太平洋的海上商业贸易在这一阶段似乎又出现了短暂的繁荣迹象，然而，这一好兆头却没有维持多久，足利义满死后，他儿子足利义持上台，对华政策也做出了相应调整，足利义持认为自己父亲制定的对华外交关系有损日本的地位和尊严，在1419年中断了对明朝的朝贡活动，双方官方贸易就此停滞。
谈艺认为，足利义持之所以中断对华朝贡的外交活动，表面上看是为维护自身国家的尊严，但实质上却是大名势力与幕府之间的矛盾纠葛所引发的必然现象，正如我前文所说，尽管室町幕府形式上统一了日本，但大名庄园主形式的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未发生改变，对华朝贡的所有货物都需要庄园主来提供，而所得收益也要有一部分退还给庄园主，因此，到了足利义满晚年，其中几个大名的势力迅速崛起，他们积累起的财富总和已经远超室町幕府。足利义持阻断对华朝贡，就是要打压他们的经济收益，限制他们的势力扩张。但这样的政策显然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也让室町幕府陷入了空前的危机。
结语
从永乐元年开始，中日两国邦交总算是有了起色，两国之间进入了一个短暂而美好的蜜月期。从明朝这边来看，室町幕府接受中国的册封，就是承认了明朝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政治核心地位，日本也纳入了这个大家庭之中，因此，明政府愿意用经济回报的方式来维系这样的国家关系，一方面，明政府能在这样的外交伦理关系中掌握更多的话语权和支配权，另一方面，利用怀柔绥靖的策略来买通日本最高层，借助他们的力量来打击倭寇，保障海上贸易通道的畅通与安全，也是权衡利弊后的最佳手段。
室町幕府之后日本再次陷入大名战国时代
从日本这方面看，可能显得有些滑稽，为什么这么说呢？幕府与大名之间的根源性矛盾始终是影响日本外交策略的重要原因之一，幕府对朝贡获得的财富早已是垂涎三尺，他们不是不想抱上明朝的这个大腿，实在是扯室町幕府后腿的人太多。大名们见不得幕府发财，幕府也容不下大名捞外快，简单点说就是你不让我好，你也别想好。而这样的内部窘况，明政府又不可能了解的有多仔细，以至于明朝在嘉靖年间彻底断绝了和日本的朝贡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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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中日两国的这场较量却为另外一个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好处，这个游走在两国之间的小小岛国，一时间成为了当时西太平洋区域内十分富裕繁华的国家，他们甚至在几百年之后被灭国时，还依然奉中国为自己的宗主国，如果您对此感兴趣，敬请关注谈艺，明天，我将会详细介绍这个国家在此时期的相关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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