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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对少数民族的态度，是非常宽厚仁慈的，不仅是对无害的西南少数民族给予优厚的待遇，对待压迫了汉民族九十多年的蒙古族，也展示了汉家帝王的宽厚仁慈。
但这一点是有前提的，那就是：自愿做大明的子民，接受汉化政策。 对于那些负隅顽抗，企图恢复大元江山的蒙古人，朱元璋就一个字：杀。
而对于真心归顺的蒙古人，朱元璋则展示了仁慈的一面。
首先，这部分蒙古人相当大比例的内迁到内地，也不用放牧了，分田分地，开始农耕，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
还有一部分归附的蒙古部族，成建制的保留下来，例如后来在靖难之役时朱棣麾下表现卓越的朵颜三卫。
对待蒙古贵族，也是给予优厚条件，散官闲职更是毫不吝啬。
但，你真的以为朱元璋毫无目的的对他们好吗？老朱怎么可能做赔本买卖。
朱元璋的汉化政策是伴随着优厚条件而来的：
首先，改蒙古姓氏为汉姓，一长串的姓氏确实拗口又难叫，更重要的是让蒙古族后人更加贴近汉族。
第二点，改造蒙古陈腐习俗，比如父亲死后娶后母和哥哥死后娶嫂子的有悖人伦的事情，被朱元璋严令禁止。
第三点就厉害了，就是强制蒙古人与汉族通婚，具体的办法就是必须和汉族联姻，否则就有全家沦为奴隶的危险，虽然简单粗暴，却特别好用，直接加速了蒙古人与汉族百姓的融合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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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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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实行了宽柔的民族政策，尤其是对待南方少数民族，贵州少数民族和蒙古族。这其中的原因还有个有趣的故事。
话说在朱元璋向北方进行讨伐的时候，为了得到更多普通百姓得支持，就找了宋濂写了一封信，信上是这么说的:像北方的那些蒙古人、色目人等少数民族的人，虽然他们和我们汉人不一样，但他们都和我们生活在一个世界，他们既然知道礼貌、有仁义之心，希望我们这些汉人能善待他们，把他们当做我们的同胞。虽然这只是故事但也从侧面表现出朱元璋的一些想法。
其实，朱元璋对色目人做的做法，在中国古代里就叫做“王化”，不去用武力强迫你做什么，而是用文化改变你。于是朱元璋下了个命令：只要留在明朝的蒙古人，全部要学习写汉字，穿汉服，说汉语。更是在婚姻上明确规定，蒙古的女人只可以与汉人结婚。
蒙汉通婚/网络配图
很大程度上，老朱的民族通婚政策与今天美国人的方法基本相同！只承认你是美国人，而不是把你界定为那一个民族！更不会因为你是少数民族，而给予诸如高考加分之类的特殊照顾！总之是国民待遇！大家都一样。大明也是如此！任何一次科举考试，不会因为某某是哪个民族而特殊照顾，试卷弥封，一视同仁。
大明疆域图
不仅如此，老朱在区域自治上面也是首开先河。朝鲜、安南、暹罗、占城、琉球等地，大明户部不干涉这些地区的经济税收等问题，但是新王即位必须要大明政府的同意和认可！内地呢，则根本不允许民族区域自治！大理段世的结局不是很好的例子吗？民族区域，可以任命土官，允许其在自己的家乡当官，而不像汉族官员被限定必须跨省任职，似乎松了许多，但是经济税收等问题户部直接干涉，另外军事、行政等方面也根本不允许存在独立自治，都是赤裸裸的中央集权制！
总而言之，不论是何种政策和措施，老朱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大明王朝的长治久安，朱家皇权千秋万代而考虑的。我是小星星奇遇记，感谢阅读，点赞和转发。
小星星奇遇记
回顾一下明朝三百年间对少数民族的残酷屠杀政策。如果说“直捣巢穴”是针对北方或东北方较为强大的少数民族，那么残酷屠杀的受害者则以南方与西南诸少数民族为主。较之蒙古和女真，他们的势力更加弱小，对明军武力的抵抗能力也更弱。加之北方各族多为马背民族，以步兵居多的明军在与之野战之际即使取胜，也很难追赶残部，难以彻底屠戮殆尽。所以，这样的军事政策就只能使用于南方各族人民的头上。明朝利用这种残忍伎俩，无非是为了籍此来震慑南方各族的反抗决心，为下一步的征服行动铺平道路。当然，如果可以通过屠杀将一个民族彻底灭绝，基于“好的蛮夷即是死的蛮夷”的罪恶之思，明朝统治者在斩落屠刀之际也决不会有片刻犹豫。
从各种当时留下的史料来看，每次针对南方少数民族的军事镇压行动，都会留下“斩首万余”至“千余”不等的血腥记载。也许有人会问，这么不体面的事情当时的人怎么会留下自己的罪行记录呢？其实很简单，因为在那些不知容赦为何物的刽子手眼中，这是他们足以夸耀的战绩，是升官发财的阶梯，更是最高统治者们可资炫耀的武功。他们不仅不会以为耻辱，反而会大书特书，唯恐后人不知。诚然，在那个与人文精神和宽容美德绝缘的时代里，刽子手们不会有任何觉悟可言，但是如果在今天这个文明进步的时代里还有人将此种屠杀行为引以为荣的话，那只能认为此类人有着一颗不知羞耻的枭獍之心。
屠杀政策始于洪武年间，第一个被我们列入屠夫名单的叫做吴复的人，他是从朱元璋于濠州时代的创业老臣，参加过攻克泗、滁、和、采石、太平等城市的一系列重要战斗。明朝建立后，被授予怀远将军、安陆卫指挥使的要职，之后便投入了对南方诸少数民族的镇压之中。关于此人的屠杀记录，史有明载的是在洪武十六年在广西“克墨定苗，至吉剌堡，筑安庄、新城，平七百房诸寨，斩获万计”，不过他本人显然在也这一系列战斗之中受了重伤，“是年十月，金疮发，卒于普定”（《明史·吴复传》），也算是刽子手的应得下场。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个“杀人盈万”的刽子手，较之另外一位叫做韩观的男子，却是小巫见大巫了。
韩观其人在洪武十九年（1386年）出任桂林右卫指挥佥事，因“讨平柳州、融县诸蛮”而升任广西都指挥使，二十七年（1394年）“讨全州、灌阳诸瑶，斩千四百余人”，翌年“捕擒宜山诸县蛮，斩其伪王及万户以下二千八百余人”，因此晋升至征南将军，是一个靠屠杀少数民族起家的十足刽子手。他在洪武年间的最大“战绩”是在二十八年（1395年）“移兵征南丹、奉议及都康、向武、富劳、上林、思恩、都亮诸蛮，先后斩获万余级”，这个“战功”使他在二十九年（1396年）晋位都督同知。《明史》评价他“性鸷悍，诛罚无所假”，鸷是古代传说之中的一种食肉猛禽，将一个象鸷一样凶悍，杀人不眨眼的恶魔派往广西，实为当地少数民族的一大劫难。同时，韩观平素即喜杀人，所杀之人也不拘泥于少数民族，尤其是酒醉之后。有一次，庆远的诸生（明代对考取秀才入学的生员的称呼）们来看望他，这本是一种礼节性的访问，他却一口咬定对方是“贼觇我也”，竟全部杀害。关于他的广西的用兵方略，明史有“得贼必处以极刑。间纵一二，使归告诸蛮，诸蛮胆落。由是境内得安”的记载，也就是说，凡是被他所捕获的少数民族俘虏，除了留下一、两个活口之外，都难逃一死。然后将少数活口放回，将自己亲眼目睹的残忍杀戮向部落内广为传播，造成心理恐惧感。这正是前文所述的残酷屠杀政策的实质所在，而韩观本人正是这一残忍政策的忠实执行者。然则，从日后“柳、浔诸蛮乘观出，复叛”的记载来看，“境内得安”之说不过是反抗运动在恐怖高压之下暂时进入低潮期而已，并不能从根本上缓和化解民族矛盾，反而会埋下更深的仇恨，激起更多的反抗。他“嗜杀”的名声与“实绩”一直传入朱元璋的耳中，不得不亲自下旨告诫他“蛮民易叛难服，杀愈多愈不治。卿往镇，务绥怀之，毋专杀戮”，大约是有了这样的命令，至于洪武之末，史书上就不再看到韩观的屠杀行为了。直到永乐年间，随着新帝登基后加强了对少数民族的军事镇压后，韩观体内的噬血因子再度活跃起来，永乐元年（1403年）他就固态复萌，“击斩理定诸县山贼千一百八十有奇”。当然，相对于之前斩首万人的“成绩”而言，这不过是为了接下来更大的屠杀行为而做的热身运动罢了。永乐五年（1408年），韩观在亲自指挥贵州、两广部队扑灭马平、来宾、迁江、宾州、上林、罗城、融县、武宣、东乡、桂林、贵平、永福等地的少数民族起义的战斗中，有一次“斩首万余级，擒万三千余人”，平或超了他在洪武二十八年的“战绩”。就是这样一个双手沾满少数民族鲜血的罪恶之徒，居然受到明成祖的“嘉劳”（《明史·韩观传》）。由此可见，成祖本人同样是一个噬血魔王。至于韩观死后无嗣，也许是苍天对这个屠夫的惩罚吧。
继韩观之后继续奉行屠杀政策的是山云。他的父亲山青是从明成祖起兵靖难的勋臣，以拥戴之功受世袭军职。山云在父亲死后，袭任金吾左卫指挥使。宣德三年（1429年）“佩征蛮将军印，充总兵官”赴广西，专门负责镇压韦朝烈领导的壮、瑶等少数民族起义。他在到达广西后立刻积极的调兵遣将，先后奏请招贵州、广东兵入广西，共同绞杀起义军。他的理由是“庆远、郁林苗、瑶非大创不服”，与前任韩观的想法如出一辙，就是主张通过大杀，多杀的残酷手段来达到恐吓效果。在得到朝廷的兵力支援后，他在广西“先后大战十余，斩首万二千二百六十”，几乎相对于韩观两次大屠杀的总合。较之韩观，云山比较聪明，懂得软硬兼施的道理，因此除了屠杀之外，他也做过一些“询问里老，抚善良，察诬枉”的事情，因此死后被广西的一部分人“立祠肖像祀焉”（《明史·云山传》）。且不言其是否在惺惺作态，但染在他身上的两万多名少数民族的血迹，是一座祠堂所无法洗刷的罪恶烙印。
广西各族遇到了这三个屠夫可谓不幸，但同样的不幸在邻省贵州也同样发生着。随着明朝势力进入贵州的第一个屠夫叫做萧授，资历与云山的父亲云青相当，他在永乐十六年（1419年）以右军都督佥事、总兵的身份来到贵州，宣德二年（1428年）“破昆阻比寨，穷追，斩伪王以下数百人”，宣德七年（1433年）“进军筸子坪……斩首五百九十余级”。正统元年（1436年），他又“老当益壮”的再度出兵镇压广西蒙顾十六洞壮族与为躲避改土归流迫害从湖广逃来的各族百姓的联合起义，他使用长期包围的战术断绝起义军的粮草，终于“悉擒斩其酋，余党就诛”（《明史·萧授传》）。虽然没有明确的杀戮数字，但从文字记载来看整支起义军应该没有多少人能躲过他的屠刀。在回到贵州后，他又多次出兵镇压三羊洞和黄柏山的苗民起义，因此晋升左都督。
正如广西三屠夫的有所传承一样，出现在贵州的屠夫也是后继有人。萧授之后的方瑛，其父方政即为贵州武官，死于镇压麓川苗民起义的战争之中。因为这层原因，使得方瑛的到来带有一层家门仇恨的色彩。果然，他在“矢报父仇”的心态驱使下领兵六千再攻麓川，“击斩数百人，躏死者无算”，终于完成了他父亲的“遗愿”。如果说这次战斗还可以解释为亲情仇恨，那么他在景泰三年（1453年），以“讨白石崖贼，俘斩二千五百人”的屠杀行为替自己换取了左都督官职，则是彻头彻尾的用屠苗之血染紫袍！五年（1455年），他又凭借“克中潮山及三百滩、乖西、谷种、乖立诸寨……斩首七千余”而晋爵南和伯。屠夫竟曰和，可谓绝妙的讽刺。在他四十五年的人生之中，在贵州“前后克寨几二千，俘斩四万余”，即使是韩观那样的杀人狂，都望尘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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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政府对少数民族还不是一样的宽容，高考少数民族还可以加分，政府一直补助少数民族地区！
战神至上
中国古代并没有民族概念，先搞懂这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