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曾使山東東平州名揚天下，梁山泊即是現在的東平湖，而東平湖就是著名改革元老萬里的誕生地。
熟悉萬里的老同志都這樣說，萬里這個人思維敏銳、觀念開放、敢想敢幹，他的改革意識，在黨內是有目共睹的。
作為鄧小平的“四大金剛”之一，萬里當之無愧。
暮年的萬里，雖然已無當年戰場上的英姿，但卻喜歡打網球和橋牌。和萬里接觸較多的老同志說，現在仍能偶爾看到網球場上萬里老人的身影，“但萬里的身體已經不允許他在網球場上疾步如飛了，更多的時候他只是在場邊看別人打。”
78歲的《農民日報》前總編輯張廣友透露，萬里90歲生日時，對自己的健康很自信，曾跟他說過，“我非常高興，我不會死於癌症。”
鄧小平得力干將
對於做官來說，萬里的官場生涯可謂是步步高昇、平步青雲。
1936年萬里加入中共後，便長期追隨鄧小平，成為鄧的得力干將，並和鄧小平等人一起，共同開創了1980年代以來中國改革的嶄新局面。
雖然解放後官越做越大，但他一生都沒有忘記自己是個貧民的兒子。
時任原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安徽省委副秘書長，協助萬里在安徽推動改革的吳象這樣回憶，萬里主政安徽時就幾次說過：“我們是靠農村起家的，農民是我們的父母，(不能)進了城就忘了娘了！”吳象說，萬里和別的幹部不一樣，他從來沒忘記這一點。
青年時代，萬里就以讀書為掩護，組織學生運動，反抗日本侵略者，很快就顯露才華，20歲出頭就當上地委書記，位列“冀魯豫三大才子”。
1949年，萬里隨劉鄧大軍南下，迅速有效地給劉鄧大軍組織籌備了大量軍需，得到了鄧小平的賞識。因之，萬里一生都將鄧小平當作親密戰友。解放後，萬里隨鄧小平一起到重慶西南局工作。
萬伯翱回憶說，父親跟鄧小平一起工作使他獲益匪淺，學到很多東西：果斷、堅定、看事物的尖銳、處理事務的水平，一生教益無窮。
“文革”時，萬里和很多老幹部一樣都被打倒。
“文革”後期，鄧小平復出，開始主持中央工作，萬里受命於危難之際，出任鐵道部部長。他的改革思想，就是在這個時期確立的。據鐵路系統老職工回憶，“安全正點、四通八達、多裝快跑”等當時萬里制定的改革方針現在仍未過時，為以後農業改革奠定了基礎。民間有“安全正點萬里行”之說，既指火車萬里行，也指萬里這個人行。
當時官場即有“四大金剛”之說，其中就包括鐵道部的萬里。當時老百姓說，鄧小平的“四大金剛”可真能幹，“四人幫”批判鄧小平時也說“四大金剛”。本來是貶義詞，但到了老百姓那裡，這就成了一種褒揚了。
農村改革發軔
萬里的名字與中國的改革密切相關。
而中國的改革，則與安徽有關。
而安徽為什麼走在改革前列？主要是因安徽的落後和特殊而產生的。
“四人幫”粉碎後，中國各地都掀起了對“四人幫”及其餘黨的清查運動。而在安徽，當時的省委負責人卻以“安徽特殊論”為由，始終對此沒有動作，冤假錯案得不到平反，幹部群眾怨聲載道。1977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連續4次開會，討論安徽的問題。
迫於形勢，中央不得不撤換幹部，以此強力推進安徽問題的解決。於是，萬里走馬上任。
到安徽的第一個月，萬里就大刀闊斧地解決了“四人幫”遺留的組織問題，再次驗證了鄧小平的眼光。
萬里喜歡調研和行走，主政安徽之後的第一個月，即行走達“萬里”。他的名字就是他本人行動的體現。
安徽是一個農業大省。萬里坦承自己不瞭解農業，於是，他帶著司機、秘書，和一兩個記者朋友搞調查。當時有媒體形容萬里，從皖南、皖東到皖北，這一走陸續就是三四個月，從夏日炎炎走到了白雪紛紛。
直到現在，安徽民間都還盛傳一個故事：萬里到了安徽後，對安徽的窮大吃一驚。他去山區看望農民，可老百姓不出來見他，因為沒褲子穿，家裡孩子藏在地鍋裡頭取暖，春節農民吃不了餃子。萬里說，當年楊白勞還借二斤白麵，到集上扯二尺紅頭繩過個年呢，他馬上命令農業部門開倉，給每戶農民5斤面過年。
萬里“越看越聽越問心情越沉重，越認定非另找出路不可”。 後來，作為萬里農村改革重要助手的吳象說：“正是安徽農村極度貧困的現狀，讓萬里選擇了一條鋌而走險的路。”
被萬里借調來協助自己工作的原農民日報總編輯張廣友回憶說，萬里調研，從來都是輕車簡從，到哪都是他們兩人，把車一停，自己就下去走。公社幹部照著稿子念，萬里把稿子一奪，不聽他們形式主義的那一套，自己到農民家裡去看。縣長說別讓萬里同志到處亂跑，讓我們帶吧。萬里說即便到地主家又有什麼可怕的，看看他們的生活也好啊。
三個月調查研究的結果，就是起草了一個後來震驚全國的省委農村工作六條(草案)，簡稱“省委六條”。“六條”強調，農村一切工作要以生產為中心，尊重生產隊的自主權，允許農民搞正當的家庭副業，產品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等等。
很顯然，安徽“省委六條”與剛剛下發的“中央49號文件”精神完全背道而馳！安徽“省委六條”，徹底否定了此前“階級鬥爭為綱”的發展方向。
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陳永貴看到後，非常生氣地說：這六條，條條都是衝著大寨來的！
很快，陳永貴就組織大寨聯合報道組對安徽的“省委六條”開始了強力反擊。
金寨與大寨的交鋒
萬里在安徽主導的農村改革，其中就包括安徽的金寨，而這個金寨與鳳陽，走的恰恰就是反山西大寨的路子。
金寨與大寨，構成了中國農村變革史上一個對立的兩極。
山西的大寨與黑龍江的大慶，是當時中國農業和工業樹立的兩個典型，而萬里又在安徽搞出了一個鳳陽與金寨，當時的人們都說：這無疑是與中央對著幹。
1978年1月4日~26日，國務院召開第三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機械化會議，要求省委一把手參加。萬里拒絕了。他讓省委第三書記趙守一替他去。臨走前，萬里囑咐說：“你去了只聽只看，不發言不吭氣。大寨這一套，安徽的農民不擁護，我們不能學，也學不起。當然，我們也不能公開反對，回來後也不必傳達。”
萬里的這一舉動，顯然引發了陳永貴等中央保守派的極大不滿。正面交鋒由此開始。
1978年3月，萬里親自在《紅旗》雜誌撰文，題目是《認真落實黨的農村經濟政策》，新華社隨即向全國轉發。並鼓動記者寫文章為落實生產隊自主權鼓與呼，而與此同時，陳永貴的動作遠比萬里要聲勢浩大得多。
春節過後，陳永貴組織駐昔陽、大寨的各新聞單位人員，針對當前新聞宣傳上的消極和錯誤的輿論，寫文章進行反擊。
據回憶，當時，在大寨有一個極為特別的新聞組織，就是中央、省地級通訊社、報社、電臺駐大寨昔陽的記者聯合組織起來的“駐大寨聯合記者組”，“不管你是哪一級、哪一家新聞單位，都用這個名義採訪、寫稿子。”
但記者們大致瞭解這件事情的背景，知道這是衝著安徽的萬里去的，都感到有點為難。大家議了議，最後決定，只講大寨、昔陽經驗好，不去講人家的不對，不交鋒，不罵人。
但後來陸續發出的文章，依然可以嗅到濃烈的火藥味。
1978年4月21日，《山西日報》將新華社記者馮東書的一篇內參修改後，以《昔陽調動農民社會主義積極性的經驗好》的標題發表，文章不點名地把安徽省委和萬里一塊進行了一次大批判。
萬里後來回應說：“既然《人民日報》領導說我們可以寫文章。他們不點名地批評我們，我們也可以不點名批評他們，各說各的，擺事實講道理嘛。”
在萬里的強力推動下，包產到戶於1978年底在安徽最窮的鳳陽縣小崗村正式實施。
由於反對聲浪巨大，萬里再一次受到批鬥，但他泰然處之。他的態度是，只要群眾能吃飽飯，挨批鬥就挨批鬥吧。最終鄧小平的表態才力排眾議，幫助萬里完成了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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