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綠色“修復”實際上增加了碳足跡
當一家大型科技公司搬到城裡時，它往往承諾提供環保的基礎設施，並鼓勵可持續發展的精神與之相適應。十年前，亞馬遜宣佈將總部遷至西雅圖南湖聯盟(South Lake Union)社區時，就有了這個想法。與此同時，該地區已經在進行低碳投資——在市中心和機場之間修建一條新的輕軌，修建更多受保護的自行車道——以及該公司推廣氣候友好型生活方式的願望。
但是，隨著高薪技術工人來到南湖聯盟和鄰近的社區，搬到離總部大樓和公共交通選擇較近的地方，該地區的人口結構開始發生變化，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社會學家丹尼爾·阿爾達納·科恩(Daniel Aldana Cohen)和同事們將其描述為“碳中產階級化”。除此之外，中國的溫室氣體排放和總體消費可能會增加，而不是減少碳足跡。
科恩、佐治亞大學(University of Georgia)的詹妮弗•賴斯(Jennifer Rice)、西南大學(southwest University)的喬舒亞•朗(Joshua Long)和波特蘭州立大學(Portland State University)的傑森•尤傑維奇(Jason Jurjevich)在《國際城市與地區研究雜誌》(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上發表的一篇新論文稱，亞馬遜在西雅圖的遭遇並非個例。相反，這是一個不可預見的不幸趨勢，可能會繼續下去，需要更多的粒度數據才能完全理解。
“有明顯的證據表明，科技公司的到來正導致低收入和非白人人口大量遷出公司所在的城市核心。科恩是賓夕法尼亞大學人口研究中心(PSC)的助理教授和成員。“從目前的碳分析來看，當人口密度來自更多高收入居民時，這種密度的低碳效益就會消失。我們認為，這些社區的碳排放量保持不變，甚至還在增加。”
居住在公共交通附近的居民密度——在這種情況下，人口的集中——可以在降低碳排放方面發揮重要作用。科恩說:“核心問題是什麼類型的密度。“數據告訴我們，由科技公司和科技工人主導的氣候變化會導致社會流離失所，對氣候沒有任何好處。另一方面，以經濟適用房為基礎的人口密度將同時帶來氣候和社會效益。它可以在公共規劃和公共投資的引領下，在城市和郊區推廣。”
研究開始於科恩(Cohen)和賴斯(Rice)在一次會議上共同參與討論之後。科恩是一位專注於聖保羅和紐約市的社會學家，賴斯是一位專注於西雅圖的地理學家。賴斯對西雅圖的治理進行了十多年的研究，這讓她能夠親眼目睹亞馬遜帶來的變化。“隨著富人的到來，”她說，“我懷疑這與該市的氣候相關目標背道而馳。”
與Long和Jurjevich合作，他們開始研究大型技術、中產階級化和碳排放之間的聯繫。他們研究了目前美國最好的郵政編碼級別的碳足跡數據，並對西雅圖進行了人口統計分析，然後深入研究了自亞馬遜(Amazon)成立以來，住房倡導者對這些變化的看法。賴斯說:“我在西雅圖工作的許多維權組織都認為，沒有住房公正，就不可能有氣候公正。“我們同意。”
瞭解這個相對較新的問題的真實社會成本，需要尚未收集或尚未分析的數據。部分挑戰在於城市目前如何計算排放量。科恩表示，目前大多數公司都是在領土範圍內這麼做的。換句話說，他們考慮的是在城市範圍內發生的事情，即來自該城市的排放，然後加上城市居民使用的能源。但地區核算忽略了任何超出城市範圍的生產或運輸，而這些生產或運輸是為了生產在城市內部分佈的商品和服務。這可能導致對碳足跡的扭曲表述。“對於富裕的後工業化城市來說，這是一種使用方便的措施。但有必要獲得更多關於碳排放的顆粒數據，”他表示。“到目前為止，我們掌握的所有證據都有力地表明，中產階級化——把富人帶到人口密集的社區——將維持甚至提高這些地區的碳足跡，尤其是當你正在取代低收入居民的時候。”
消費模式的改變很可能是罪魁禍首，因為更富裕的人往往由於消費增加而擁有更高的碳足跡。以前，消費集中在人們一起度過時間的地方，比如rec中心和教堂。在這種新模式下，豪華公寓大樓和高端商場紛紛進駐，人們相互隔絕，但昂貴的購買機會卻近在咫尺。這種從共享到私人消費的轉變，已經在西雅圖、紐約、費城等地出現，而且越來越多地與中產階級化同步發生。
但現在改變方向還為時不晚。科恩說:“我們需要對保障性住房進行大規模投資，同時給予大力支持，以確保人口密度不會取代人口密度，而是讓每個人都能從中受益。可持續發展干預措施需要在地區範圍內得到全面部署。”賓夕法尼亞大學的一個名為“社會空間氣候合作”(SC)的項目旨在幫助這一努力。科恩與PSC下屬研究機構凱文·烏梅爾(Kevin Ummel)和研究生尼克·格拉茨(Nick Graetz)一道，正在領導一項研究，分析美國各地社區層面的碳足跡和一系列其他社會公共衛生數據。報告至少要一年才能得出結論，但一旦完成，就應該能更好地解釋氣候變化的根本原因和由此帶來的脆弱性、綠色空間的真正影響，以及誰在使用他們附近的設施等因素。
最近的研究向這個更廣泛的目標邁出了一步。科恩表示:“我們寫這篇論文的目的是挑釁。”“高科技發展是高碳的，並沒有帶來它承諾的好處。我們認為有強有力的間接證據支持這個案件，我們希望人們意識到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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