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作家J.D·塞林格在出版《麥田裡的守望者》和《九故事》後，就搬去山區隱居，長期拒絕發表作品、接受採訪和授權改編。公眾和媒體對他的生活一直抱有濃厚興趣，令他不堪其擾。近期，塞林格的兒子馬特·塞林格宣佈，塞林格在隱居期間仍然每天寫作，也許十年內他的所有遺稿都將出版。 （視覺中國/圖）
（本文首發於2019年3月28日《南方週末》）
想知道超級英雄年歲漸長的樣子，可以認真地端詳馬特·塞林格。
臨近30歲時，馬特主演了預算1000萬美元的電影《美國隊長》。這部漫威大片根本沒在美國正式上映，三年後直接發行音像製品，票房數據有兩種，無論1萬多美元還是六十多萬，都可以忽略不計。
這位老牌“美隊”身材十分魁梧，手裡攥著的馬克杯有時像只小模型。他來中國與自己的職業生涯無關，而在於父親J.D·塞林格（注：父子兩人接下來以塞林格和馬特區別）百年誕辰，譯林出版社出齊了他現有的四部作品。作家之子兼塞林格基金會負責人第一次來中國，造訪五座城市。與北京記者見面的2019年3月23日，行程已近結尾。
塞林格後半生竭盡全力地求取清靜，反而每每事與願違。1951年，他因《麥田裡的守望者》出版而聲名鵲起，這部長篇小說迄今賣出去超過6500萬冊。1953年，迷人的短篇小說集《九故事》面世，他搬離家鄉紐約，前往東北部新罕布什爾州的山區隱居。從34歲到91歲，他都定居在小鎮科尼什。
“他是一個充滿善意的評論家，總是站到我這邊。”馬特談起，父親看過他每一部作品，“每一部都給我建議，甚至我很糟糕的作品他也都看了，他總是能找到閃光點。”對於自己的作品改編為影視作品，塞林格可是極為牴觸的。
馬特口中的塞林格幽默、睿智、充滿愛意，與他的女兒瑪格麗特、情人喬伊斯·梅納德各自回憶錄裡那個男人，以及公眾從大眾媒體和傳記作品裡窺到的神秘作家都截然不同。
“媒體、讀者從維基百科或傳記裡讀到的，離真實的塞林格非常遙遠，這樣的文字充滿不真實的東西，充滿謊言。”馬特從今年起開始向公眾回憶父親，他不喜歡做父親的代言人，但必須如此，“真正瞭解他的人，包含我在內，可能只有三四個”。
被問到倘若不是塞林格的兒子，人生是否會不同時，馬特給出了標準答案：“做塞林格的兒子，對我來說是一份榮幸。”接著他低下頭，沉默幾秒，剋制住傷感，“我一直感到幸運，塞林格是我父親，並不因為他是一個名人，而是因為他是一個敏感、有趣，關心別人，充滿冒險精神的人。我的成長是與這樣的人一起的，真是很幸運。我永遠無法回報他。”
塞林格形象也許因親情而柔化，但馬特對父子關係的回憶是新鮮的。遠離塵囂的作家，生命又被照亮一截。“他經常說，‘所有你們想知道的關於我的事情，都在我的作品裡’。”
最清楚地聽到父親的聲音
1960年，馬特出生在佛蒙特州小城溫莎，醫院是幢小小的木頭建築，歷史超過一個世紀。科尼什缺乏必要的生活設施，更像個大村莊，鎮民們常跨過康涅狄格河處理生活瑣事。
《弗蘭妮與祖伊》在1961年出版，塞林格在扉頁寫道：“一歲的馬修·塞林格曾經鼓動一起午飯的小朋友吃他給的一顆凍青豆；我則盡力秉承馬修的這種精神，鼓動我的編輯、我的導師、我最親密的朋友（老天保佑他）威廉·肖恩收下這本不起眼的小書。”
這是塞林格十分珍視的兩個人，隱居後他還偶爾回鄉看望被他稱為“《紐約客》的守護神”的肖恩。肖恩那時已經離開這份發表塞林格諸多作品的刊物，雖然離群索居，但仍然熱衷於社交。兩位老友在巴爾的摩旅店的門廳大鐘下接頭，那裡是年輕人的約會勝地。
塞林格的書裡，《弗蘭妮與祖伊》是馬特最喜歡的一本。他說，自己在書中能最清楚地聽到父親的聲音。
馬特六歲時，塞林格與妻子克萊爾·道格拉斯離婚。辦理離婚手續四周後，塞林格與一雙兒女在紐約的旅館中借宿，一週後回想起仍充滿愛意。傳記作者肯尼思·斯拉溫斯基徵引的信件中，塞林格寫道：“看著他們在同一個房間中熟睡……我喜歡跟他們去任何地方。”
塞林格每週接馬特放學兩次，他在父親的農場過夜，週末再住上一天。馬特漸漸長大，塞林格更加細緻地表達自己的情感，大約是希望做個好父親。馬特十歲時，塞林格突然發問：“你的老師是隻有知識還是真正有智慧？”這個高年級小學生張口結舌，根本沒法理解這個問題。
問題一直在馬特腦海裡徘徊，他意識到，要分辨知識和智慧，而父親也於書中感慨，在世界上找尋真正的智慧是多麼困難的事情。父親帶他去看滑雪比賽，會時不時隨口提到印度教、二元論、禪宗和儒家等等深奧的哲學名詞。父子倆總會發生這類嚴肅的談話。
塞林格對馬特寄予厚望，希望他成為學者。他在兒子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性格，優缺點俱在，還擔心他比姐姐更加敏感。
馬特12歲第一次讀《麥田裡的守望者》，因為不想把父親當成作家，他刻意比較遲才讀。英文課老師過去八年一直在教這本赫赫有名的小說。這並不容易，那段時間有些美國高中老師就因教這本書而被迫辭職。
這本包括大量髒話，被指責道德敗壞、虛無主義的小說，著實嚇到了馬特。小說裡，叛逆少年霍爾頓·考菲爾德叫來了妓女，但很快“心裡的沮喪感超過了性衝動”，他才是個半熟少年呢。讀到這裡，馬特心裡一緊：“這下完了，可能會有些尷尬。”同時，他又察覺到故事中蘊藏的幽默感。
“霍爾頓是一個善良、敏感、充滿愛心的人，但是這一切都隱藏在他的憤怒之下，因為他覺得這個世界不符合他的理想。”馬特相信，霍爾頓其實是個理想主義者。
大約過了一年，馬特讀了《九故事》，因此“成為一個不一樣的少年”。這些悲傷的故事以及霍爾頓的荒謬境遇，他要過一段時間才能慢慢領會。
改革開放後，灕江出版社於1983年出版了施鹹榮翻譯的中文版《麥田裡的守望者》。 （資料圖/圖）
“有些故事、我的財產被偷走了”
馬特親眼見到塞林格逃避名利和紛擾。“我相信其實他只享受了一天，但是他完全看透了出名這件事的本質，他可能甚至後悔自己有24小時感覺自己成了名人。雖然如此，他還是一直掙扎自己應不應該或要不要繼續發表。”他回憶道。
2019年，馬特開始反覆宣告，也許十年內塞林格的所有作品都會出版，其中仍有格拉斯家族的故事。他不讓讀者失望，又拒絕提供太多細節，只是期盼“他們以後讀到這些新發表的內容時有比較平和的心態”。畢竟，塞林格從1965年後就不再發表作品，1980年後再也不接受採訪。他一度想再出版一本書，終究沒了下文。
“塞林格認為作家與讀者的關係非常神聖而偉大。他覺得，如果能以匿名形式發表，如果能隱居在不公開的環境裡，作品秘密地發表，沒人知道他住在哪兒的話，他可能會一直髮表作品。”馬特說，隱居中的塞林格每天都寫作五個小時，自己已經花近十年功夫整理，有些“素材”即將出版。
1974年，因散見於雜誌的早期作品被疑似加州伯克利大學生自行編印成選集，塞林格憤而打破沉默，罕見地通過《紐約時報》發聲：“我從來不想出版它們，我想讓它們完完全全地自然死亡……我不是想掩藏年輕時的笨拙，只是認為它們不值得出版。”
“有些故事、我的財產被偷走了。”塞林格原計劃只說一兩分鐘，結果滔滔不絕地申訴下去，“有些人佔有了它們，這是非法行為，是不正當的。設想一下，你特別喜歡一件外套，結果別人從你衣櫥裡偷走了。這就是我的感覺。”
“出版是對我隱私的嚴重侵擾。我喜歡寫，熱愛寫，但只為我自己和我的快樂而寫。”塞林格一次又一次靠打官司維護自己的權利和隱私，但外界的好奇目光始終沒有消失。
“歇斯底里現實主義”作家托馬斯·品欽是另一位著名的隱居作家，也來自紐約。一項文學獎頒出10萬美元獎金，也沒能激勵他露面領獎。曾有刊物斷定，品欽和塞林格其實是同一個人。品欽回應：“不壞。繼續努力。”
塞林格當然不會說什麼。1970年代末，小說《鳥人》引起轟動，後來尼古拉斯·凱奇參演的電影版本在戛納拿到了評審團大獎。這部描繪戰爭創傷的作品也傳說是他託名之作，後來人們才發現“威廉·沃頓”實際是另一位作家的筆名。
塞林格參加了諾曼底登陸，戰爭期間也不停地寫作。那時，他已經發表了一些短篇小說。在巴黎，他拜會了《科利爾》雜誌的戰地記者海明威，他們一見如故、互相欣賞。他同樣見識了戰地和集中營的殘酷。雖然沒有被摧毀，他也留下了世界大戰的印痕。他戰後一直不喜歡寒冷的環境，喜歡溫暖的地方。他從來都不排隊。
馬特最近讀到一本關於“二戰”的書，書裡講到，在戰爭中看到非常悲慘的景況，會令人更加渴望美。“我覺得可以加上對愛的渴望，就這樣。”馬特補充道。“他書中的角色都沒有這樣的妥協”
1941年11月，從軍前夕的塞林格與多倫多的年輕女士瑪喬麗·希爾德通信過幾年。一封信裡，他請她在即將出版的《紐約客》雜誌尋找自己的新作，評價“霍爾頓系列的第一篇故事”。此前，希爾德一直在《時尚先生》和《科利爾》等雜誌上閱讀他最早的短篇故事。這對筆友都處在對於文學生涯的惶惑期，他們互相鼓勵。
塞林格推薦了《了不起的蓋茨比》和海明威的作品，還要求對方寄照片給自己。在信中，他也許還暗示了對女朋友烏娜·奧尼爾嫁給查理·卓別林的不滿。他還提及自己寫了小說《哈里·耶穌》，並誇口：“這本書絕對會撕裂這個國家的心臟……並用一個新的、更寶貴的器官替代。”
《紐約時報》評價，在這批於2013年披露的信件中，“塞林格表現出了神秘化自己、誤導別人的天資”。
從戰場歸來後，塞林格實現了霍爾頓渴望的逃離和隱居。他感到被當地學校的校報記者欺騙，她把這篇難得的訪談交給了更大的報紙。他在自己的農場周圍圈上柵欄，那個活潑和充滿未知的年輕人藏了起來。他遠離世界，世界似乎也逐漸遠去。
“我父親並不相信所謂現實生活，他更相信二元論的觀點，一切都是虛幻，一切都是夢境。可能這些夢境讓人溫暖或者快樂，但是他其實一直追求的是他心中認為的那個現實。”馬特相信，安靜的環境更利於塞林格探索，“他喜歡看到松樹生長的地方，看下雪的地方，下雪的過程。”
《巴黎評論》雜誌刊登過一則有如鬧劇的故事。1961年底，失業的前童星比爾·馬漢突發奇想，希望獲得改編《麥田裡的守望者》的授權，保證忠於原著，不過因為他經濟吃緊，作家應當免費授權。塞林格嚇壞了，明確拒絕，但馬漢不管不顧地衝到科尼什，希望當面洽談。
在雜貨店門口見到這個年輕人時，塞林格震驚、憤怒，很快轉為沮喪。他剋制地責備道：“人們好像不允許我獨處。他們在房子周圍遊蕩，朝窗戶裡偷看，令我妻子苦惱。他們把啤酒罐子丟在草地上。甚至煩擾我的孩子。記者在路上跟著我……你大老遠來找我和所有事情，這一切都太糟了。”
鎮民們尊重塞林格的意願，他們為不請自來的拜訪者指路時，往往把他們騙去雜草叢。他們看著大作家購物、進餐、買報紙，並不驚擾他。直到2010年，塞林格因身體狀況無法去餐廳吃飯，才由第三任妻子代他去買烤牛肉。
塞林格問過馬特幾次，他將來是否願意整理自己的作品。這是繁重的勞動，還需要面對公眾。但塞林格又不放心其他人，海明威、福克納等大作家身後的出版總是出現波折。
馬特接受了這項工作。他認為，有一部作品的純淨程度終於達到了塞林格的水平，但他花了五年時間籌措資金，最終沒能拍出來，他需要製作能賺錢的電影養家。“可能這樣的舉動讓他有一點點傷心，我居然用這種方式與世界妥協了。他書中的角色都沒有這樣的妥協，他自己也沒有這樣。”馬特的語氣中滿是遺憾。
2010年1月27日，塞林格去世。馬特代表家人發表了聲明：
“塞林格說過，他身處這個世界，但不是屬於它。他的身體離去了，但家人希望他依然與那些他熱愛的人同在，無論是宗教或歷史人物，私人朋友或小說角色。”
“看完那部作品
人處於非常大的激動當中”
有一段時間，中國作家格非每天下午都去圓明園散步。經過一片水面時，他總會看到一群鴨子。它們整個冬天都在，在冰面快化掉的地方找蟲子吃。他坐在長椅上琢磨：“鴨子從哪兒來？它們是在這停留嗎？”
格非繼續問自己，為什麼會為這樣的場景著迷。他很快想起來，塞林格在《麥田裡的守望者》裡寫過中央公園的鴨子。霍爾頓極為好奇：中央公園的鴨子冬天去哪兒了？
“我跟很多讀者一樣，有一種天啟的光芒，喜歡得不得了，看完那部作品人處於非常大的激動當中。”在3月24日的清華大學對談中，格非回憶起30年前閱讀《麥田裡的守望者》的感受，那時他二十多歲。現場聽眾有些戴著紅帽子，那是霍爾頓的標誌性裝束。
在中國之行中，馬特發覺了中國讀者對塞林格的喜愛。他起初並不知道自己該期待什麼，只知道父親多麼喜愛禪宗和道教。《九故事》的扉頁上曾記錄一則禪宗公案：“吾人知悉二掌相擊之聲，然則獨手擊拍之音又何若？”
在之前的對談中，作家邱華棟帶去了1983年灕江出版社出版的《麥田裡的守望者》。作家苗煒展示了他收集的幾種外文版本。“其實我喜歡的永遠是‘麥田’和《笑面人》（注：《九故事》當中的一篇）裡瀰漫的悲傷氣息，那種悲傷氣息不知道是什麼。”苗煒形容，“並不是遇見一個漂亮姑娘求不得的悲傷，但這種感受是最能夠直接刺痛你的，那種痛苦和悲傷會持續很多年。”
馬特總是想起父親。塞林格晚年對在《九故事》裡讓西摩自殺而遺憾。塞林格收到許多讀者來信，有些人很絕望，把《弗蘭妮與祖伊》當成人生指南。他花很長時間回信，勸說讀者不要自殺，“努力給他們展示，人生會有多少令人興奮的事情”。
“他在智力上和思想上屬於悲觀主義的人，但心胸如此寬廣，以至於整個人的底色還是樂觀主義的。”馬特說。
在南京時，馬特參觀了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再次想起父親。“如果他在那裡，會想起他參與的一場戰役——參與解放納粹集中營。一個人如果親身經歷了這些，那一定會對他的思想有一些觸動。所以我父親應對整個世界的態度，是不斷尋找美、尋找真誠、尋找愛。他在他的人生和在書中都是這樣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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