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之北宋，南宋的的疆域明显向南面压缩，且辖地范围远远小于北宋。南宋的疆域很不稳定，经常处于变动之中，直到第二次绍兴和议(高宗绍兴十一年，1141 年) 后，辖区才大体稳定下来。绍兴十一年十一月，宋金和议，规定两国以东起淮水中流，西至大散关为界，淮南江北仍属于南宋。但是南宋的防御基本上放弃了淮河一线，而以长江天险为防御线。
就南宋的南部边界而言，西部以利州西路(有时利州东、西路合为一路) 的西和州、阶州、文州、龙州西境，成都府路的石泉军、茂州、威州、永康军、崇庆府(蜀州) 、邛州、雅州西山野川诸部族地区、黎州及州以南邛部、保塞等部族地区的西境与吐蕃接壤；西南以黎州以南的邛部、两林等部族地区的南境,潼川府路叙州(戎州) 以南的马湖、易娘、乌蒙、閟畔、乌撒、罗氏等部族地区的西南境，夔州路黔州所辖诸羁縻州以西的罗殿西境，广南西路邕州以西的自杞、特磨道的西境与大理相邻；以邕州西南境与越李朝(交趾) 交界。南宋为了备御金兵南下，把主要军事力量部署于与金近邻的淮南东、西路,京西南路，利州东、西路及其毗连地区。南宋的疆土仅限于秦岭淮河以南，岷山、邛崃山以东地区。
北宋末年，女真南侵，战火烧遍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东及忻、密，西至曹、濮、兖、郓，南至陈、蔡、汝、颍，北至河朔，皆被其害，杀人如刈麻，臭闻数百里，淮泗之间亦荡然矣。”北宋靖康二年（1127 年），汴京陷落，大批衣冠士族渡河而南到淮河流域，这一迁徙活动到绍兴议和为止。绍兴三十一年（1161 年），金主亮毁约南侵，南宋政府以优待政策招徕北人，于是大批人口渡淮而南。南宋人口主要集中在政权政治中心两浙路，“四方之民云集两浙，两倍常时”。“
平江、常、润、湖、杭、明、越，号为士大夫渊薮，天下贤俊多避地于此。”两湖、闽赣、四川、两广都接纳了众多北方人口。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全国有户1140万，到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 年）为1267 万户，是整个南宋期间最高户数，在六十多年的时间里，只增加了127万户。将崇宁元年和绍兴三十二年户数相比较，两浙路增加26万户，江南西路增加42万户，福建路增加33万户，成都府路增加21万户，潼川府路增加24万户，夔州路（较元丰）增加14万户。据估计13世纪初，南宋和金均进入人口峰值阶段，分别有人口8500 万和 5600 万。如果加上西夏约300万人，共有 14400~14500 万人。光宗绍熙元年（1190 年），全国有12355800户，若以平均每户5口计算，有 6177 万余人，超过了汉唐时期的最高人口数。与此同时，金朝有户768万余，口4581万余。南宋地处内地农耕社会，拥有长江中下游平原、成都平原、珠江三角洲等众多小平原，属暖温带与亚热带气候，气候温暖，降水丰沛，热、水、土资源在地域上有较好的配合。水热同期，各地的高温季节普遍也是多雨季节，极有利于农作物生长发育。此外，跨纬度大，自然地带和地形、土壤多种多样，也便于农林牧副渔业生产的全面发展。唐朝以后，北方经济由于受战争的破坏严重，北方经济开始衰退，并呈现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宋朝建立后，南方经济开始急速发展，并逐渐超过北方地区，尤其是江浙一带的经济发展尤为迅速，出现了“
苏湖熟，天下足”的局面。.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南宋与金议和，下令正式定都临安（杭州），“朕荷祖宗之休，克绍大统，夙夜危惧，不常厥居。比者巡幸建康，抚绥淮甸，既已申固边圉，奖率六军，是故复还临安。内修政事，缮治甲兵，以安基业，非厌霜露之苦，而图宫室之安也。”临安地处长江之南，钱塘江之口，大运河的终点，是繁荣的长江三角洲与浙东北平原的转折点。临安一带，交通方便、经济发达。就地缘形势来说，临安北面有淮河、长江为之阻，东面临海，对于苟且偷安的南宋统治者来说，这一地缘形势，使其必要时可以避难于海上。“金人所恃者骑众耳，浙西水乡，骑虽众不得骋也。且人心一摇，虽至川、广，恐所至皆敌国尔。”临安四周纵横着发达的水道，形成一道坚实的屏障。对于定都临安，时人有自己的考虑：“今日之计，当思古人量力之言，察兵家知己之计。力可以保淮南，则以淮南为屏蔽，权都建康，渐图恢复。力未可以保淮南，则因长江为险阻，权都吴会，以养国力。”于是“
驻跸临安”。閱讀更多 晨光說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