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自古以來，人們為了實現便利的交通開鑿了許許多多運河，有的始建於隋唐，有的落成於宋元，有的則是在前人開鑿的基礎上拓寬延長。這些運河遍佈了我國大江南北。而京杭大運河無疑是這其中最特別，也是最偉大的一條運河。
京杭大運河，是世界上里程最長、工程最大、最古老的運河之一。北起北京，南到杭州，經北京、天津兩市及河北、山東、江蘇、浙江四省，貫通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全長約1794千米，開鑿到現在已有兩千五百多年的歷史。京杭大運河對中國南北地區之間的經濟、文化發展與交流，特別是對沿線地區工農業經濟的發展和城鎮的興起均起到了巨大作用。同時，京杭大運河也是我國最古老的運河之一，它和萬里長城併成為我國古代的兩項偉大工程，聞名於全世界。
在天津，溝通中國南北的京杭大運河穿流而過，南北文化在這裡碰撞，中西文化在這裡交融。天津歷來就有“北京門戶”，“世界建築之都”等美譽，又是中國近代大事件——洋務運動的發源地，也是今天中國北方的經濟中心，國際性港口城市。那麼，源遠流長的大運河在這裡發生過怎樣傳奇的故事呢？
天津段運河依據海河劃分為南北運河。南運河南起山東臨清，從位於天津靜海縣唐官屯的九宣閘進入天津；北運河始於北京通州，從位於天津武清區的馬家口進入天津。兩條河流在天津市區的三岔河口與海河交匯，載來了天津城市的故事。今天的三岔河口一派現代氣息，早已不復當年的景象。那麼，早年的三岔河口到底是什麼樣？如果河流有記憶的話，現在就讓我們沿著記憶逆流而上，從故事的源頭講起。
天津地理位置非常特殊，一是被稱為九河下梢，有眾多的河流匯集到天津，通過天津的海河注入渤海。再有，它是京杭大運河通往北京的必經之路。
為什麼說三岔河口是天津的搖籃呢？這主要是跟南北運河有密切的關係。
三岔河口，天津城最早的發祥地。北運河攜帶著永定河，南運河攜帶著大青河和子牙河，在這裡會師，然後被舒展的海河一起送進一百里以外的渤海。公元1153年，金代漕運 使三岔河口誕生了天津最早的軍事堡壘——直沽寨。據天津市文史專家方兆麟介紹：
從金代開始，海陵王定都北京的時候，為了解決中都的糧食問題，既包括中都城市的居民口糧，也包括軍隊的口糧，這就要從南方運大量的糧食來，而當時陸路交通很不方便，需要走水路。於是就修浚了北運河，修浚之後從南方來的就是過去隋唐大運河的通濟渠一段，到天津後就是南運河的河道這邊，在三岔河口轉一下，然後進到北京。
明朝建文二年也就是公元1400年，鎮守北京的燕王朱棣為了和他侄子明惠帝朱允文爭奪皇位發起“靖難之變”。朱棣從北京一直打到南京，趕走了建文帝，建立了永樂盛世。因為朱棣起兵時是從三岔河口上的船，被後世稱作天子渡津之處，這可是個風水寶地，於是，永樂帝頒發了一道御旨，築城浚池，賜名“天津”。從此，天津作為北京東面的軍事要地，開始築城設衛，始稱“天津衛”。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南炳文介紹，
明朝以前天津這個地方可以說很荒涼，明朝以後，朱棣看到天津的重要，一是這裡在軍事上是北京的門戶，另外也是往北京運輸的重要交通樞紐，所以在天津這個地方就設了三個衛。所謂“衛”是當時的一個軍事編制，一個衛是5600個士兵。
明朝永樂二年，明王朝在三岔河口處設衛築城，引河水環繞城的四周，並修築炮臺護衛城池。天津老城，周長4.6公里，城牆高約11.2米，四面開門，每座門上都建有城樓，各有士兵守望。直到今天，我們在天津的老城廂仍能看到一座鼓樓，它雖然幾經重建，但最早的鼓樓建於明朝弘治年間。當時，鼓樓是天津設衛築城時的最高建築，也見證了大運河的漕運在三岔河口的繁榮景象。
京杭大運河開通後，天津憑藉通運河、海河與連渤海的優勢，成為聯繫京師、關東與山東的樞紐總彙。明朝正德年間，天津已發展成繁忙的河運海港重鎮。此時，“糧艘商舶，魚貫而進，殆無虛日”。城內呢，則店鋪林立，貨積如山，商貿興旺。其中貿易量最大的，一是糧食，二是南貨。糧食多為南下的麥豆，南貨則多為由運河和海運而來的江南雜貨。到了明朝末年，天津已有“雖為衛，實則一大都會所莫能過”的說法。由此可見京杭大運河給予了天津怎樣的澤被！
“曉日三岔口，連檣集萬艘”，得天獨厚的地理分佈使天津成為南北船舶的必由之路。元代定都大都，就是現在的北京，明代燕王朱棣再度把首都由南京遷到北京，又歷經清代三百年，所以天津素有國門之稱。京都和北方軍需的糧米，全要依靠南糧北調，無論由運河漕運還是經海路海運，都要揚帆海河或者夜泊津門，伴隨漕船的是商船和客舟。曾經一片荒涼的草澤之鄉，群狼孤雁出沒之地，曾經一些簡陋不堪的水陸碼頭，清代中期已經是詩人畫家傾慕的繁華重鎮了。南炳文教授介紹，
到清朝的雍正年間，因為已經改朝換代，軍制變化，這個衛被取消，這些人就變成真正的老百姓了。由於這裡當時發展程度已經相當高了，於是便在這兒設州，然後又設府，府下面又設縣，於是天津這個地方變成了冀南一個大的行政都會。
天津城市的發展，是以碼頭為起點的。正所謂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歷史上交通不發達的時代，四方貨物主要憑河水運載進行流暢交換，碼頭便是運轉站，或稱樞紐。為什麼人會聚居到碼頭呢？因為碼頭上首先是有活幹，幫人卸貨裝船運東西，有什麼幹什麼，然後就會吃喝不愁；其次，碼頭上各地運來的貨品充足，而且全是價格低廉的源頭貨，運到別地一倒手，錢就賺出來了。看著碼頭“淘金”容易，四面八方的富人和窮人都聚到這兒來了。碼頭上人一多，需要的用品增多，買賣店鋪就應運而生。有了買與賣，也就有了商業。供需互動，買賣相生，商業的快速發展，碼頭經濟的繁榮，就促成了城市的胚胎。
城市胚胎的一個重要標誌，就是生活街道的出現。在繪製於1846年的《津門保甲圖》上，我們看到所標註的各個街道的名稱，就與各種因運河舶來的商品有關：針市街全長300米，整條街上都是賣針線的；鍋店街集中了賣鍋的店鋪；竹竿巷以賣竹竿聞名；估衣街則集中了做服裝生意的商人和店鋪。這些街道的生活性又漸漸變為社會性，也就是社會上形成了賣不同商品在不同商業區的市場細分，城市漸漸成形。天津，就是這麼一個以碼頭為起點而興起的城市。
2007年，天津市政府在三岔河口旁，修建了百米巨型浮雕《潞河督運圖》。這幅《潞河督運圖》把時光衝散的歷史畫面挽留住了。在這幅浮雕上，河上桅檣林立，舟船往來，兩岸撲面櫛比，百貨雜陳。日夜不息的流水聲中，“枝丫歐呀”的搖櫓聲裡，生活被搖出生機和活力，城市生長的節奏被越搖越快。南北文化的精髓，隨著河水流來流去，浸潤著這塊具有燕趙風骨的土地，慢慢滋生出富於自己特色的文化風俗與民情。
持久的漕運不僅為天津帶來了經濟的繁榮，也形成了天津五方雜處的人居環境，最能代表這一特點的就是在天津古運河兩岸集中的各種宗教場所。建造於元朝的天津媽祖廟天后宮、建於明末清初的大悲禪院以及代表著道教的玉皇閣、儒教的文廟、基督教的望海樓沿河畔一一展開，為城市留下了那段記憶。
繁華的三岔河口也成為戲曲、曲藝的搖籃。位於南運河岸邊的侯家後地區是名伶、戲班會聚之地，如大吉利班、隆慶和班、義順班等都在這一帶；天津最早的京劇票房群雅軒也在這裡。早期的京劇藝人如余三勝、譚志道、楊月樓、劉趕三、孫菊仙等都曾在這裡演出。被稱為“老鄉親”的孫菊仙下海之前就是運河岸邊的搬運工。
民國時期的津門作家李燃犀在自己的章回體通俗小說《津門豔跡》中寫道：
“當年北門外一帶，乃是天津繁華中心。南北著論，由北營門到北門。東西著論，由雙街口到單街子。這個大十字街一帶商賈輻輳，舟車往來。沒早沒晚。車馬喧鬧，行人擁擠。侯家後茶店口有幾家落子館，北門外有兩個大戲園。飯館茶樓，鱗次櫛比。所有這一帶的娛樂場所都和商家鋪戶雜錯在一起，更顯著相形益彰，大有相依為命之勢。便是茶店口與侯家後，雖然隔著一條北門外大街，並不像河北大街似的做了關上關下的天然界限，兩下里判若鴻溝，關上關下的混混兒們除非是套事打架，平日固步自封，彼此不肯越界往還。”
像《津門豔跡》這樣描寫運河、海河沿岸人們生活景象的文字，在民國時期的津派小說，尤其是津派通俗小說中非常多見。大部分津派通俗小說中都能找到“河”的影子，如王餘杞的《海河汩汩流》、劉雲若的《白河月》以及戴愚庵的《沽水舊聞》等等。
天津距離北京僅有137公里，它地處華北平原東北部，海河流域下游，環渤海灣的中心，東臨渤海，北依盤山，扼守京畿，千年的滄桑變幻，造就了天津古今兼容，中西合璧的獨特城市風貌。河海相依，獨特的地理位置，又為天津人帶來了海納百川的性格。這就是天津，古老而又年輕、傳統而又開放，一個充滿活力的國際港口城市。
歷史上的天津因運河而起，因水而興，今天的天津已經從河走向了更加寬廣的大海。如今在海河的入海口，又崛起了一座面向世界的現代化的新城——濱海新區，它同樣延續著天津這座城市海納百川的性格。如果說天津的過去源於古老的大運河載來的商脈和文脈，那麼，現代的這種商脈和文脈也已經由運河的黃色變成了大海的蔚藍，續寫著新的城市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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