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許鞍華導演執導的影片《黃金時代》在影院票房慘敗之時，蕭紅的私生活卻成為人們茶餘飯後熱衷消費的民國甜點。各大網站的寫手們，紛紛開始兜售一種名叫“蕭紅和她的男人們”的隱私瑪卡龍，一時形成集體消費蕭紅隱私的盛大奇觀：有女性主義者歷數蕭紅情事藉此控訴男權社會，也有男性寫作者借蕭紅情史意淫自身與文學女青年上床的浪漫主義情懷，更有寫手因蕭紅男女行為之輕率直斥其為賤貨，行文起筆間呈現出一副生殖器管理員的聖潔容顏，宛如蕭紅穿越時空的搶佔了他們的性資源。這一切的一切，對於早已逝去的蕭紅而言，幾近侮辱。一位作家，本該以書做資，以文立世，無奈在死後多年，亦要在筆名的盾牌上，集齊後來者緋聞八卦的七彩箭鏃。
蕭紅在《呼蘭河傳》中寫道：“呼蘭河城裡凡是一有跳井投河的，或是上吊的，那看熱鬧的人就特別多，我不知道中國別的地方是否這樣，但在我的家鄉確是這樣的。”其實，蕭紅是知道的。不僅呼蘭河城如此，整個中國亦如此，七十年後的中國仍舊如此。呼蘭河城是中國社會的一面縮微之鏡。只不過那些熱衷窺探他人隱私的呼蘭河看客，如今轉世為一些網絡寫手。娛樂時代，一切都有被娛樂化的可能。但對一部作家的傳記式影片，舉目望去，四處散溢著八卦的氣息，卻難以看到一篇可圈可點的影評，豈非咄咄怪事？雖然我並不贊同因對現實的不滿，從而過度美化民國，並將民國命名為黃金時代。但相比民國，我們很可能身處的不是黑鐵時代，而是一個狗屎年代——至少，民國時期的文人們，不會群體熱衷於他人隱私，而是在追尋整個種族的出路與未來。
僅《黃金時代》本身而言，第一人稱與第三人稱彼此交織的電影敘事語言，使得這部影片呈現出詩的肌質，而非傳統的傳記編年史敘事。在一個詩被嚴重邊緣化的時代，這樣的影片註定在大眾哪裡無法獲得青睞。整部電影的敘事方式與蕭紅的《呼蘭河傳》彼此互為鏡像：蕭紅的《呼蘭河傳》的體裁間於散文與小說之間，《黃金時代》的敘事處於紀錄片與故事片的模糊地帶。正是這搖擺行進於兩種涇渭分明的體裁邊界的模糊感，導致小說文本與電影文本，呈現出一種詩意的“越界”美來。在我看來，蕭紅的一生的關鍵詞是：越界。即若放在當今，蕭紅亦是一位屢次“越界”的女性。現實生活中道德越界，作品中體裁越界。當然，影片有它自身的敘事缺陷。導演的女性主義視角，令她在蕭紅身上傾注了過多的悲憫與憐愛。這便使得影片中的蕭紅，更像獻給“黃金時代”的一份美麗祭品，而非一個被自身性格與時代裹挾前行的女作家。蕭紅一生屢戰屢敗的愛情，不僅僅是男權社會下“被損害被侮辱”的女性這麼簡單，亦與她自身性格密切相關。蕭紅對男性有著嚴重的依賴感。每一個她經過身邊的男人，皆是救援她脫離苦海的一葉方舟。只是這方舟接龍，最後皆演變為下一個噩運的開端。蕭紅的性格，極其多面。她不僅軟弱多情，還嫵媚強悍。她逃離家庭，跟隨一個個男人，皆是性格中的強悍所致，而非僅僅是出於無奈。無論是文字，還是愛情，蕭紅皆是個在刀尖上跳舞的女人。也就是說，是蕭紅一直在選擇噩運，而非噩運選擇了蕭紅。這是東北女人蕭紅與上海小資張愛玲截然不同的地方。誰若看不出蕭紅性格中強大狂野的一面，誰就沒有讀懂蕭紅以及蕭紅的小說文本。可影片卻將蕭紅塑造為三重受難者：時代的受難者，男權社會的受難者，愛的受難者。這樣一個美化過的“受難者”形象，必然是一個因時間的距離扁平化在照片中的“蕭紅”。她不豐滿，亦不真實。
所有的實驗電影，面對市場都有它的尷尬之處：比起傳統的故事片，實驗電影的敘事語言不但是“反電影”的，時間語言也往往不是線性的，而是斷裂與縫合的。而這時間的斷裂與縫合，必要邀請觀眾調動思維並積極參與進來。在一個早已習慣了視覺快餐的時代，讓觀眾進入“視覺反芻”並享受視覺慢餐，肯定會面臨票房慘敗。許鞍華在上映前就屢次強調“收回投資方成本”就好，顯然明白自身影片在市場上所面臨的困境。但壞票房未必是壞電影，也未必能證明一定是好電影。就電影藝術而言，許鞍華的《黃金時代》是一部中上之作。它的美學失誤，不僅僅在於人物形象的扁平化，還在於影片中過多插入的同代作家對蕭紅的評價。這些片段繁多矯情，過度文藝腔，有說教之嫌。好似導演出於對演員表演藝術的不信任，從而強迫觀眾認同蕭紅是一位偉大的女作家。這是整部影片的美學青春痘，幼稚天真，突兀難看，顯然毫無存在的必要。
在我看來，蕭紅的文學才華，一點也不低於張愛玲。這一南一北的兩位女作家，是剛剛擺脫“女子無才便是德”時代的文學雙生花。蕭紅書寫了她所經歷的鄉村生活，張愛玲記錄了她在上海的城市經驗。兩個人皆從女性視角出發，一鄉一城，各自填補著民國時期的文學空間。從成名作《生死場》的前半部便可看出，蕭紅具有書寫鄉村生活的天賦。通過蕭紅的書寫，我們看到飢餓年代的農人們，愚昧、堅忍、殘酷，動物一般的在大地上盲目的生生死死。這當然得力於蕭紅的童年經驗。但蕭紅的《生死場》並無魯迅所捧的高度，它只能算一部青澀之作：為了迎合彼時的左翼意識形態，作者在小說的後半部虛構了她所不熟悉的農民革命。空洞的口號，莫名的暴動，導致小說前半部與後半部宛若腰斬，邏輯難以自洽，文本斷裂明顯可見。一旦拋掉外界強加的政治意識形態，蕭紅原本具有的寫作天賦便渾然天成的顯露出來，《呼蘭河傳》便是作家恢復心靈自由的成熟之作：祖父、後花園、小街、大坑，鄰人、火燒雲等繁雜多樣的人與事物，皆在蕭紅具有靈性的筆下真實的呼吸起來。
蕭紅是幸運的，在適當的年代，遇到了該相遇的人，寫了想寫的作品。蕭紅是不幸的，生前四處流浪，情感千瘡百孔。恰恰是蕭紅的幸與不幸，成就了蕭紅的作品與人生。正如蕭紅在給蕭軍的信中所寫：“這不就是我的黃金時代嗎？此刻。”是的，此時此刻，是所有藝術家的“黃金時代”，無論蕭紅還是所有的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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